高清碑帖｜《汉甘陵相袁府君之碑》

《袁博碑》又称《汉甘陵相尚府君碑》，隶书，碑残为两块，一块残高一百五十二厘米，宽廿二厘米，存文五行，一块残高一百八十一厘米，宽廿四厘米，存文六行，行首字均缺，行三十余字，计一百四十三字，共存隶书三百一十五字。碑主姓氏已残佚，王国维等其他学者以为袁博，主要依据此碑出土于洛阳，与后汉《袁安碑》《袁敞碑》同出一地。此碑书体规整秀美，笔法雄健，字势舒展，碑文隶体，字体浑厚，稳重秀逸，笔力遒劲，可以说是开狂放姿肆的魏碑体的先河。为隶书成熟时期典型作品。谓《袁博碑》之书法至精劲，为汉刻中之“上品”。它是研究魏碑体的宝贵资料，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该碑拓片经康有为鉴定，认为书丹者是东汉大文豪蔡邕。

汉甘陵相尚博碑，

石刻，东汉文物，

一块残高186.0、宽26.0、厚20.0厘米

另一残高150.0、宽23.0、厚20.0厘米

1922年河南洛阳孟津出土，现藏河南博物院。该碑又称为《汉甘陵相碑》《汉尚博碑》《汉甘陵相尚博碑》《汉袁博碑》《汉甘陵相袁博碑》《汉甘陵相袁府君之碑》等。

该碑在北魏时期被断作墓门，仅存两段，碑文记载碑主的历官事迹等，碑文书法卓著，为汉代碑刻的上品、中国历代隶书的典范，是研究汉代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物及重要的档案资料。

从碑额及碑穿位置看，该碑似被凿为三段，第一、二段用作墓中门楣和门槛，第三段遗失。额题篆书“甘陵相尚府君之碑”2行8字，其中“甘”字仅存下部，“府”字缺上部三分之一，应为“□故甘陵相尚□□府君之碑”12字，碑文残存6行；另一残石（无穿石），存字5行，各行首字均缺。

汉代是中国书法艺术成型的重要阶段，隶书是汉代书法的最大成就。隶书随时代变化而逐渐改易，到了东汉，趋于定型并形成汉隶。特别是汉恒帝、灵帝时期，汉隶达到了艺术最高峰，此时期定型的汉隶字体在书法艺术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用笔技巧也更为丰富。

汉甘陵相尚博碑，碑额用端庄高贵、方正整齐的篆书来写，而主题碑文则用易于辨认的汉隶，具有稳重秀逸、笔力遒劲、书法精整，骨力雄强的特点。

历来有多家评赞：康有为“近数十年所出汉碑此为冠”；罗振玉“书法至精劲，为汉刻中上品”“碑字茂美隽逸，住进洛阳，曾摩揪其下，叹为妙所”；王国维“隶法健拔姿肆，已开北碑风气，不似黄初诸碑，尚有东京承平气象也。”

具体来看，主体碑文当中有一些非常精彩的例字。

先看笔画例字。“分”字的两点画已为三角形，分别向左右两侧移动，气势夺人。

“百”字的蚕头燕尾特征非常明显，但胜人处在于夸张到了极致，有汉简笔意，与下方的“日”部，形成强烈的反差对比。尤其是的“日”部中的横画，相对细小轻盈，这种对比度，非汉人而莫能为。

“河”字的“可”部中横画的收笔，没有一个顺势而划过的动作，而是戛然而止，形成一个锐利的三角形，极为醒目。

“弟”字的“弓”笔画，行笔时有明显的回旋动作，幅度极大，改变了字形的重心，也调整了疏密关系。

“转”字的“车”部，竖画拉长极其醒目，其中“田”部紧凑，营造出强烈的疏密关系。

“饥”字的“食”部走笔，方切入纸，有一个明显的停挫动作。“撇”画收笔上扬，明显有楷化的痕迹，而且存在一个锐角，不求含蓄，而求显露，无疑是时代审美的变化，“几”部中行笔也有相当特点，饶有趣味。

“为”字的撇笔最具夸张性，弯钩上翘，形如象鼻，但给人的感觉并不突兀，放纵有力，其一直送至笔端，乃是此笔极富创意特点之一。

再看结字例字。结字多为正方、扁方，但也有出人意料的变化。

“晋”字非常接近楷书笔画，其中的上半部已经变成了三角形；第二笔长横画伸出，有效地打破了绝对正方的平板，收笔略见上翘，相当有趣味性。

“坐”字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的两个“△”形成对比变化，正中求偏，偏中有正，出手不凡。

“尚”字的上方左右两点画动态感十足，使得平正的字形极富动感，而字形框架两侧笔画极力收缩，有效的改变了字形重心，而“口”部稳稳拖住整个字形，安若泰山，静中有动，动静相宜，技法高超。

“朋”字取章草之意，以斜取势，但斜而不倒，危而之中见正气，在全篇中取到了调节全篇节奏的作用。

“则”字的精妙处在于疏密关系处理，左右两部分尽得分合离合之妙，形散而神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