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涵养政德的方法

重视政德修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特点和优点。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都有关于“涵养政德”方面的大量相关论著，散见于一些著名的经典古籍中。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思想。在《论语·为政》中，孔子明确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大学》开篇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丰富的政德修养文化。

博学于文。根据《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如要治国平天下必先修身立德，而修身立德一个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读书。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与道德密不可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是政德修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读书也历来是涵养政德非常重要的入手处，正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讲：“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对于当官为政之人而言，甚至学习的首要目的不是丰富知识而是提升道德。科举制度在隋唐逐渐完善之后，当官入仕必须要学习儒家经典，这一制度不仅提高了官员的文化水平，也提升了官员的政德修养，培养出很多清官廉吏能臣。

约之于礼。涵养政德既要靠自律，也要靠他律，约之以礼就是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通过“克己复礼”的功夫，转化为对“仁”的自觉追求，这就是“克己复礼为仁”的过程，并最终实现“不逾矩”。《吕氏春秋·不苟论》中讲：“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而当官为政之人尤其不能破坏规矩，在《论语·八佾》中，孔子对于鲁国大夫季氏用“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说了一句妇孺皆知的名言：即“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管子·牧民》中把“礼义廉耻”看作“国之四维”的第一维，并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心存敬畏。为官者要在各种名、利的诱惑面前保持定力，心存敬畏，这样才会行有所止，做到《大学》所讲的“知止而后有定”。历次农民起义和王朝更替让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当官为政不仅要敬畏历史、敬畏礼法，还要敬畏人民。《尚书·五子之歌》中就已经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重要命题。周初的统治者虽然认可天意，但也认为天意就是民意，正因为如此，汤武革命才顺天应人。西汉思想家贾谊在《新书·大政上》深刻指出：“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因此他向为政者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慎独慎微。一般来说，在有监督的情况下，人们通常会注意自己的德行，但在无人时、细微处容易放松要求。而这也恰恰是涵养政德的关口和良机，慎独要求为官者在面对诱惑时要不断进行反躬自省，始终做到表里如一。宋代吕本中在《官箴》中开篇就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与慎独相联系的还有慎微，为官者要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防止一失足成千古恨。据《康熙政要·论君道》中记载，康熙曾言：“凡理大小事务，皆当一体留心。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以事虽小而不防之，则必渐大，渐而不杜，必至于不可杜也。”被康熙誉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在著名的《禁止馈送檄》中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知行合一。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风向标，涵养政德既要化知识为德性，还要化知识为德行，从而实现知行合一，绝不能做《孟子·尽心下》中所讲的“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人。《中庸》中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王阳明在《传习录上·徐爱录》中指出，如果“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中又指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荀子也特别赞赏言行一致者，他在《荀子·大略》中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荀子把能言能行者看作国宝，认为治国者应该敬其宝，爱其器。（陈方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