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人吃人的理由（外二题）

《意林校释》，中华书局。

人吃人的理由

汉末有管秋阳者，与弟及伴一人，避乱俱行。天雨雪，粮绝。谓其弟曰：“今不食伴，则三人俱死。”乃与弟共杀之，得粮达舍。（马总《意林·傅子》）

管秋阳兄弟俩带着一个仆人（所谓“伴”）外出躲避战乱，天下起了大雪，干粮又吃光了，管秋阳就说：“把仆人吃了吧，不然大家都得死。”结果，这个仆人就成了兄弟俩的干粮。管秋阳吃人，是出于一种功利的“计算”：三个人身陷绝境的时候，吃掉其中一个，可以救活另外两个；否则，大家死翘翘。但是，为什么牺牲的一定是仆人，而不是他们兄弟之一呢？孔文举先生——就是七岁让梨的孔融，说出了一番大道理：“好朋友吃好朋友是不对的，比如管仲就不能把鲍叔做成干粮。这个仆人不是他们兄弟的好朋友，只是一个会说话的鸟兽，所以他们吃掉仆人，就好比是狗咬死了一只狸猫，或者狸猫咬死了一只鹦鹉。”孔先生的高见，深刻地揭示了“仁义”的本质。所谓“仁”，就是“二人”，也就是说，只有在两相对应的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才谈得上“仁”。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这里列举的“五伦”，就是传统中国最基本的五种两相对应的关系，也是考虑“仁义”问题的根本出发点。管秋阳和他弟弟是兄弟关系（“长幼”之伦），兄弟当然不能吃兄弟；而仆人呢，和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连朋友都不是，只是“能言鸟兽”，所以活该被吃，不存在道义上的问题。可见“仁义”是要讲关系的，不是一种普世价值。

《罗隐集系年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

崇高背后的虚伪

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罗隐《谗书·英雄之言》）

明明是谋一己之私，偏要说是“替天行道”；明明是想称皇称帝，偏要说是“拯焚救溺”。历史上不少所谓“英雄”也者，脸上涂着庄严崇高的脂粉，头上闪着璀璨耀眼的光环，嘴里喊着慷慨激昂的口号，究其实，则是如假包换的伪君子。电影《鹿鼎记》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对新收的徒弟韦小宝说：“读过书、明事理的人，大多数已经在清廷里面当官了。所以我们要对抗清廷，就要用一些蠢一点的人。对付那些蠢人，就绝对不可以跟他们说真话，必须用宗教形式来催眠他们，使他们觉得所做的事都是对的，所以'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个口号，跟'阿弥陀佛’其实是一样的。清朝一直欺压我们汉人，抢走我们的银两和女人，所以我们要反清。”韦小宝应声道：“要反清抢回我们的钱和女人，复不复明根本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关人鸟事呀！”我读《谗书》这段话，不禁想起电影里师徒二人的对白。这些充满地痞流氓气的对白，在我看来，远比“救苦救难”之类的豪言壮语真实。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何必曰仁义，何苦扮崇高？

《西京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宁逢恶宾，无逢故人”

公孙弘起家徒步，为丞相，故人高贺从之。弘食以脱粟饭，覆以布被。贺怨曰：“何用故人富贵为？脱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惭。贺告人曰：“公孙弘内服貂蝉，外衣麻枲，内厨五鼎，外膳一肴；岂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矫焉。弘叹曰：“宁逢恶宾，无逢故人。”（葛洪《西京杂记》）

公孙弘在汉武帝时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国家总理”。老朋友高贺前来沾光，餐餐粗茶淡饭，没有享受到五星级待遇，于是忿忿不平，把公孙弘的老底“晒”了个精光。被高贺这么一抖，个人隐私广而告之，公孙弘不禁感慨万千：“老乡见老乡，背后搞一枪，不厚道啊！”这个故事，本意是讥讽故人刁钻。俗话说贫贱之交不可忘，但是如果这个贫贱之交太挑剔了，狮子开大口，还是敬而远之为妙。依我看来，在这件事情上，高贺确实是势利了点儿，但公孙弘的虚伪，也让人不敢捧场。他如果立志于把自己打扮成“以德治国”的楷模，就应当表里如一，“公仆”到底；如果要向西汉人民展现“汉武盛世”的辉煌，那么，身为一国“总理”，吃穿好一些，也在情理之中，只要巨额财产并非“来源不明”，即可向国人交差；在外面吃青菜萝卜，在家里则大鱼大肉，还用劣质毛料挡住里边的名牌服装，那就聪明过头了。所谓“故人”，就是知道底细的人。发了大财、做了大官的人，大多会结交新朋友，疏远老朋友，除了讨厌故人“揩油”之外，害怕被揭老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自己的底细见不得人，反倒责怪故人多嘴，窃以为这么做也不太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