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给农民的北京女知青悲惨命运
作者：王永山
这天我正在大队合作医疗站值班，看看没什么事就准备回家了。突然大队会计急匆匆地跑来，喘着大气说：“小王，李营长从公社打来电话，让你马上赶到公社供销社去救艾农。”我一听急忙问：“艾农怎么了？要是病了公社医院不是有大夫吗？”他忙说：“不是病了，是爬上供销社的大铁门不下来了，已经好几个钟头了。李营长让你马上去帮着劝她下来”。我说：“好！我这就去！”我急忙锁好了合作医疗站的门，抓起外衣，骑上自行车就急匆匆地往公社赶。这是我当赤脚医生三年来遇到的第一次不是为看病去救人。
这已是深秋的黄昏，内蒙的天气已经是穿上棉袄的季节了。艾农爬上供销社的大铁门不下来已经好几个钟头了，天黑前要是不把她救下来，在大铁门上冻也会把她冻坏的。我脚上加了劲儿，冒着凛冽的北风向公社骑去。
艾农是1968年由北京第一批下乡到我们大队的知识青年。她原名叫艾莉丽，因为下乡后表示要一辈子做农民的决心，才改名叫艾农。下乡后表现很积极，被我们县评为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模范。我们天津知青比北京知青晚来了一年，记得我们刚来时在公社召开的欢迎知识青年大会上艾农还代表北京知青发言，欢迎我们也来到乌兰图克公社（即红旗公社）让我们一起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颗红心献给党，永远做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知识青年。后来她为了以实际行动表示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嫁给了我们大队民兵营长李根田。
可也就是我下乡插队两年多的时间，由于工业建设需要，知识青年被选调到工厂去接受锻炼，所以从1972年开始陆续有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的工厂来我县招收知识青年当工人。在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开展了一系列的整顿工作，各大学也开始招收知识青年上大学。当时由公社推荐表现好的知识青年参加。北京知青由于来得早表现得较好，就有一批北京知青被选调上大学或到工厂工作。艾农每次都是欢喜地去送同学走，回来后就哭得不能控制。这时她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虽然她下乡后表现最为突出，还是知青模范标兵又入了党，但每次选调都没有他的份儿，理由是她已经结婚了。这对她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终于在一九七二年夏天送她最要好的一位同学回北京上大学回来后悲伤过度，不能控制情绪，精神失常了。我们大家都为她感到十分惋惜，但又爱莫能助。这一次就是她去公社找书记要求上大学不能如愿后就爬上了公社供销社的大铁门不下来了。
当我急匆匆赶到公社时远远的看到供销社门前围了很多人在看热闹。我当时气不打一处来，这不是把我们知青当耍猴的了嘛。我急忙赶过去对蹲在墙角的李营长说：“你马上把这些围观的社员赶走，不然我也救不了她”。他听了以后一愣，然后明白过来就赶老乡们都回家去吧。我走到供销社门前看到艾农是骑在顶上有尖的大铁门上，一言不发，眼睛发呆，久久地望着北方。我急忙喊她：“艾农！我是王永山，你家的娃子发高烧，已经不省人事了，你赶紧下来去救孩子啊！”她一听孩子病得很厉害，慌忙地想往下跳，我和李营长急忙劝她慢点别往下跳，但她这时腿脚已经麻木了，还是从大铁门上跌了下来。好在是摔在黄土地上没有摔坏，我帮着把她扶到自行车后座上，李营长推着她往家赶，还一个劲儿的谢我，不是你来天黑她也不会下来。
艾农的病李营长也曾带她到呼和浩特去看过，吃了一些药后病情有所缓解，好的时候她也和正常人一样下地劳动，带孩子做饭，但再也听不到她爽朗的笑声了。以后有知青选调的事大家都背着她，生怕刺激到她。这样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当她怀孕生了第二个孩子时病又犯了，而且犯病一次比一次严重，后来又治了很长时间才又好些。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每天除了下地劳动，做饭吃饭，天一黑就是睡觉，为的是省些灯油。七四年艾农又怀孕了，每天挺着大肚子还下地劳动，因为她家娃多需要挣工分养活。
我记得她生产是在那一年的腊月初，天寒地冻的，井栏上堆起了冰坨。艾农在生产后病又犯了，生产后的第三天就自己到井台上去打水，回去后就发起烧来。体温高达39.8度，而且高烧不退。当李营长来找我时，医疗站的人都埋怨他，怎么能让产后三天的老婆去担水。他说谁让她去了，一个看不住她自己就往外跑。李营长对我说：“另外一个回乡赤脚医生去给她打针她不让，非得让你去给她打针。说别人根本不会看病。你就去一趟吧！”我和李营长来到她家，家里除了一个躺柜，炕上堆了几床被子，家里空空荡荡，只有炉里的火才给这个家里带来了一些温暖。我问李营长家里怎么混得这样？他说：“每年挣的工分除了分的口粮，剩下的就都给艾农看病了。”我不由得叹息。我给艾农打了针，配了药让她服下，嘱咐她不能再往外跑，这样对孩子、大人都没有好处。她吃过药喝了些水，脸上才有了些红晕。我说的话她虽然点头，好似听懂了，但眼睛是痴呆呆的，没有一点神。我又嘱咐李营长好好照顾她，李营长安抚好她才把我送出来。
艾农的病越来越重，时常听到她又跑出去又被找回来的消息。这种病在当时还没有很好的办法控制。终于酿成了悲剧。那是在腊月末的时候听说艾农跑丢了，李营长急得不得了，还以为是快过春节了，她带着未满月的孩子回北京了。李营长找到艾农北京的家里，家里说她并没有回来。李营长又到选调到呼和浩特、包头的知青那里去打听，也没有艾农的消息。这时春节已经临近了，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准备过年的东西，炖猪肉、炸年糕。而李营长一家人哪里还有心思过年，一家人坐立不安，到处打听。终于从到后山（后山即牧区）拉羊粪的车把式那里打听到：十多天前听说有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往后山去了。李营长兄弟二人急忙往后山赶去。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围在火炉旁包着饺子，说着一年的收成，谈着明年的打算，高高兴兴过大年的时候。
李营长兄弟二人回来了，带回的艾农的不幸消息：艾农当时抱着孩子到后山迷失了方向，又无处投靠，最后娘俩就冻死在一处房圐囵里。一位好心的放牧老汉怕娘俩的尸体被野兽吃了，就用柴火把尸体焚烧了。李营长不相信他们真的死了，就在圐囵里发疯似的寻找，终于在灰烬中发现未烧尽的棉袄的残片，这些残片就是艾农和孩子穿的衣服上的。
李营长悲痛欲绝，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怎么就这样离他而去了呢？他兄弟二人收拾了艾农和孩子的骨灰在万家灯火的除夕夜回到了冰冷的家，这个年他们一家人可怎么过啊！
延伸阅读
女 俘
1975年的秋天，是我在呼盟阿荣旗插队的第四个年头。一天，担任生产队长的我正在张罗着打场，一名负责护秋的社员气喘吁吁跑来告诉我，又抓到一伙偷庄稼的贼。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几名护秋的小伙子神气活现地端着土枪、梭镖，押着一群“俘虏”朝场院走来，走到眼前才看清，被押解的竟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妇女。
秋天的黑土地最迷人，可秋天又是最受累、最操心的季节。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到了成熟的季节，各种威胁也接踵而至。首先是大兴安岭那变幻无常的天气令人生畏，稍不留意，那些果实累累的庄稼就可能被无情的暴风雪所吞没。更让人忧虑的是在那动荡年月里，许多为了生存而闯关东的盲流、饥民到处骚扰，堆在地里的谷垛会被齐刷刷地剪走了谷穗，成片的大豆常被用棍子敲走了豆粒，留下了一堆堆豆壳。
因此，尽管秋收人手那么忙，也不得不抽调大批青壮年劳力护秋。然而狼烟四起，防不胜防。为了护秋，械斗、打架之事时有发生。这次抓到了偷庄稼的贼，况且又是一群女“俘虏”，很快引起我们那个只有二百多口人的小山庄的轰动，大人小孩纷纷围拢来看热闹。那十几名被困在围观、哄闹人群中的“女俘”，犹如任人宰割的羔羊一样惊恐、绝望。
这十几名“女俘”，年纪小的也就十五六岁，年长的有三十多岁，她们大都穿着东北妇女单色的夹袄，胖瘦高矮不一，互相挤靠在一起，手里大都拎着捆庄稼用的麻绳之类的家什。我望了她们一眼，心里涌起了一种酸楚的感觉，但为了杀一儆百，我还是让护秋的社员带她们到场院里去扒玉米，我指着一大堆被雪压着的玉米说，“什么时候扒完，什么时候放她们走。”同时又面对围观的人群气恼地吼道：“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有什么好看的!”人们摸不清我为什么把火气撒在他们身上，悻悻散去。
天色将午，我忙得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忘到了脑后，妇女队长匆匆跑来找我：“队长，他们抓来的那伙妇女里，还有一位是你们北京老乡呢!”接着她便将从村里一位娘家与这位女知青同村的大嫂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我。
这是一位与我一样，1968年从北京来的女知青。她所在的青年点，下乡三年就土崩瓦解了，二十几名知青中，有点门路的都远走高飞了，剩下的七八个人中，最可怜的是几位女知青。按照呼盟农村的习俗，妇女结了婚便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做饭、喂猪、养鸡。农村的女孩子嫁人早，在地里和男劳力干一样重活的往往就剩下一伙女知青。她们要忍受更多的难言之苦，有的人落下了终身的疾病，有的人为了活下去，匆匆嫁给了当地人。这次被我们俘获的女知青就属于后者，她与当地人结婚后，与她农村丈夫相处得不好，婆婆又是一个很挑剔的人，她家生活仍很艰难，这次出来偷庄稼也是被生活所迫。
按照妇女队长对她的形容，我记起了她的样子：年纪很轻，高挑的个子，匀称的身材，苍白的脸上镶嵌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乱蓬蓬的头发上挂着草叶，浅花格对襟棉袄，两只蓝布套袖。如果没有人说明，已很难在她身上找到北京知青的痕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和北京老乡在这难堪的场面下不期而遇，使我感到凄凉，也不由使我想起与她一起被俘的另外十几名农村妇女，她们也各有一本难念的经。我让妇女队长中午为那群被抓的妇女安排一顿饭，并嘱咐她，饭后好言安抚一下我的北京老乡，然后把她们都放走。
在我下乡的时候，男知青结婚的比较少，找农村姑娘的更少。结婚知青中，干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少，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多。图布新公社保国大队六队的北京女知青们，就是因为农活太艰苦，返城无望，才一个个都嫁给了当地农民。没有结婚前，追求她们的那些人家，往往都是投其所好的热情招待，一旦踏进了农家门，真正成了农民的媳妇，每天就开始了上有老、下有小，没完没了的家里地里劳作。城里来的知青与落后偏远山村的农民生活习惯差距很大，但没有几年，随着她们一个又一个儿女的降生，胳膊上抱着吃奶的孩子，膝下缠着学步的孩子，一切都变得麻木而无奈。嫁给当地人的女知青，是知青中最不幸的群体，她们忍受着精神苦闷和生活艰辛两副重担，待百万知青返城时，她们又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即便能够返城，也遇到农村的另一半和子女进城难，就业更难的问题。因此造成家庭破裂，或回到城市沦为贫困户的窘境。苦难的命运沉甸甸地压在这些从北京来的柔弱女子们的肩上。
两年后，我得到确切消息，那位曾因偷庄稼被我们抓过的女知青，因家庭感情不和，生活压力太大，偷偷地喝下一瓶敌敌畏，抛下了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含恨自杀了。
我真是不敢相信，她还那么年轻就倒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
至今，这位女知青成为我的“俘虏”时的神情，还常常浮现在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