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宇丨对社会学的几点思考
在我的心目中，实际上有两个“社会学”。一个是作为学科的社会学，另一个是理想的社会学。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特别是美国社会学，我对此是持批评态度的。我觉得美国的社会学有很多瑕疵，可能中国的社会学也有相似的问题。我觉得社会学有很多危机，这是我对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批评。然而，理想的社会学应该空间很大。以前，我对社会学很崇拜，觉得研究社会学能发表、能出名，就很好；但我现在觉得并不够好，因为在我的想象当中，社会学应该可以更好。
我觉得，这个更好的社会学应该给人一个不同的视角。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研究同一种社会现象的时候就有各自的视角，但它们都有缺陷。心理学假定人的心理都是一样的，同质性强；而经济学过于以理论为基础，脱离实际太多。社会学的视角应该比它们更好，更贴近实际。
我觉得，理想中的社会学应该做到三个方面。一个是立足于经验事实，以社会现象为基础。第二个是关注异质性（variability）。社会现象都有异质性，家庭有家庭的异质性，单位有单位的异质性，人与人之间都有异质性。实际上，不平等就是异质性，社会关系也是异质性，所以做社会学研究一定要关注异质性。最后一点，我认为最好的社会学应该要融合宏观和微观。社会怎么变化？个人又怎么改变社会？这应该是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结构性和个体性之间的交互。总的来说，我认为，完美的社会学应该包含这三个要素。
2.社会学的本土化
社会学的本土化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我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需要走出本土化的误区。
在我看来，中国学者通常会在三个不同的范畴中使用本土化概念。一是议题本土化，也就是认为有些社会现象或问题唯中国独有或在中国尤为突出，比如户口、计划生育政策、差序格局、人口流动等等。这些学者认为，在中国开展社会学研究应当优先聚焦于这些问题。我认为，议题的本土化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起点，也是所有社会学学者的共识。国内学者在研究议题本土化的实践上并不成问题，因为几乎所有国内学者都只做中国研究。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对部分宏观议题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社会学研究选题的单一性和同质化，同时也使另一些相对微观的、经验性的议题遭到忽略，特别是那些对未来可能有重大影响的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国社会学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议题的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缺乏判断议题学术价值的长远意识。中国社会学不必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缚研究选题，更不必去争论这些议题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而应关注议题本身在中国长远而非眼前的学术价值和潜力。
二是应用本土化，也就是将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并对其加以改进和创新，使之契合本土特质，成为适用于理解中国社会现象的工具。在我看来，一切将西方社会学概念、理论、研究方法或策略应用于中国的研究都必须考虑与中国社会的契合性，或者更广泛地说，一切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或历史情境的研究都必须考虑与当下情境的结合。但这一主张与追求本土化无关，而是对一个学者最基本的要求，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如此。我们在研究中国社会时需要了解中国，同样研究美国社会也需要了解美国。打着本土化大旗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未必能诞生有原创力的学术成果，而有原创力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则必须充分、细致地将中国社会情境融入其中。粗暴地套用西方社会学知识而无视中国情境的中国研究，或者任何一项无视具体社会情境的研究，原本就不是好的学术研究。粗糙、劣质的学术作品的确不少，但它们只能反映学者学术水准的高低，而不应简单地将之归结为美国或西方社会学的“入侵”。
三是范式本土化，也就是中国社会学需要从传统文化（如儒家伦常、差序格局、传统中国的认知体系）中发展新的理论、方法，甚至从认识论层面去形成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新范式。一些学者认为，只有使用新的范式才能生产出让当地人产生共鸣的知识，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学术风格，才能给社会学带来创造力和活力。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认识到中国文化、历史，乃至认知体系的独特性是一回事，而这些独特性能否作为理由来反对现代社会科学以逻辑推理和实证为基础的学科规范则是另一回事。社会学是一门学科，作为一门学科就必须遵循共享的、预设的有关什么是好的科学研究、什么是证据及如何研究的规范。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中国社会学仍属于广义上的社会科学，而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以另一个范式为基础的学问。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与众不同，中国社会学的价值仍然在于它是社会学。如若中国社会学变成了一门其他的学问，要建立在其他范式的基础上，那它将不再是社会学。
如果认同中国社会学仍是以社会科学为学科范式的，那么学术研究就要基于证据，而不能因为是中国人、对中国有更多的感同身受，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或提出的观点和理论不需要证据的支持和检验。虽然具体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选择和改进，但研究证据应是严谨的，并通过可靠的方法获得。这些标准是普适的，没有文化之分。同样，虽然理论的适用情境不是一成不变的，但理论的价值在于它的逻辑性。如果逻辑成立，换一个场合，该理论也应同样适用。所以，讲证据、讲逻辑的研究规范同样适用于中国。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再独特，仍为世界各国中的一员；中国的社会学也仍是世界社会学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还是范式本土化都是伪命题。本土化的倡导者时常担心中国社会学会迷失在对美国社会学的盲目模仿中，但却不曾考虑到：当学者在研究中认真对待中国情境时，中国社会学不会变为美国社会学，只有美国社会学才像美国社会学。很多中国学者将社会学本土化视作非常值得忧虑的问题。如果觉得这是个问题，那主要是缺乏对社会学的认识，尤其是对如何做出一个好的社会学研究的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当社会学在中国刚刚恢复学科建设的时候，本土化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因为那时候，大家对社会学的了解不深，本土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已经成功走过了本土化的阶段，并肩负着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社会学者应当有能力超过西方学者，在世界范围内对这个学科的主流领域有所贡献，而不只是对中国做出贡献。中国的社会学家在发展中国的理论和方法时应该考虑的已经不再是社会学本土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出一流的社会学研究，使其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整个社会学学科的知识积累并产生国际影响。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社会学学科的对话中去，需要与西方社会学家竞争，需要在国际已有的学术共识的基础上通过更为严谨规范的方法获得世界影响力。当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些时，我们不能用本土化作为掩护，或以之作为逃避的理由。好的研究终究是好的，一个真正好的研究，应该既能被中国人欣赏，也能被西方学术界欣赏，它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
3.定量与定性
在中国，定量取向的实证研究经常成为本土化提倡者攻击的对象。其实，这种反实证倾向存在已久，并非中国社会学中主张本土化者的首创。我在《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这本书中曾经写道：“反实证主义的情绪蔓延很广，从对数字资料和统计方法的不信任，一直到对当代定量社会学的一无所知。”在了解甚少的基础上的批判是浅薄且有误导性的，定量方法的不完善并不能成为反对定量方法的理由。实际上，即便作为定量研究者，我也并不认为定量研究能解决所有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研究问题和研究资料。定量与定性只有风格上的区别，而选择哪种方法取决于被研究的对象或问题，也取决于研究资料。在描述总体分布和研究原因和结果时，定量研究能够做得更好；在提供对现象所有可能的解释及理解机制的发生过程时，定性研究能够提供更丰富的洞见；如果针对研究对象或核心概念没有很好的定量操作化方案和可靠的定量数据时，采用定性研究也许能更好地了解真实的情况；而当有较成熟的定量操作化方案时，定量研究能更好地检验理论假设。
我认为，做研究应当以事实为依据。这个“据”既包括定量的据，也包括定性的据。所以，我不反对定性。定性资料可以作为“据”，但是定性的据有它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是变异性。我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原理》这篇文章中曾经提到，社会科学方法最大的困境就是变异性。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会变的，而且也是有很大差异的。比如说女性，不同女性之间很不一样，所以我不能通过研究自己的妈妈来研究女性。因为别的女性不像我妈，所以我不能够以我了解的来代表其他的人。同样，费孝通研究江村，你怎么知道其他村是跟这个村是一样的？你没法证明，所以你只能做一个猜测，提出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是不是普遍适用还需要定量研究来验证。
总之，我认为，定性研究是有价值的，通过定性研究可以描述清楚事情发生的过程，获得新的启发，但做定性研究需要对研究结论的一般化和普遍化加以限制。因为社会现象是有变异性的，不能够从少量特殊的推出普遍的。而定量研究关注的是总体，总体内部本身就是充满变异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定量的方法虽不完美，但却是社会科学描述变异性最为可靠的工具。我认为统计学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除了它以外也鲜有更好的方法了。
谢宇，1959年生于江苏镇江。1977年考入上海工业大学冶金专业，1983年考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科学史硕士学位，1985年考入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1989年获社会学博士学位。1989年入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1994年任副教授，1996年任教授，2001年任讲席教授；2015年转入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担任社会学和国际研究Bert G. Kerstetter '66讲席教授、当代中国中心主任，2012年担任北京大学讲座教授、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统计方法、人口学、科学社会学和中国研究，代表性学术专著有《回归分析》《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科学中的女性》《婚姻与同居》《美国科学在衰退吗？》等。近年来，致力于在中国推广实证社会学研究。2004年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04年入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009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