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金红：宇文所安

　　宇文所安1972年毕业于有新批评大本营之称的耶鲁，获东亚语言和文学博士学位。当时的新批评学派虽已严重式微，但它的流风余韵还是极大地影响了在偶遇一本英译中国诗集《白驹》后即“迅速决定与其发生恋爱”的宇文所安。他对诗歌的天才感悟力，对纷繁历史表象下内在结构的洞察力，配备上新批评细读文本的理论武装，使他敢于在前人的研究积累最为深厚的唐诗领域攻城拔寨，一鸣惊人。博士论文《孟郊和韩愈的诗》（1972）及在当时颇具新意的的断代诗史《初唐诗》（1976）、《盛唐诗》（1980），为他在美国汉学界赢得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位置。当时他不过三十岁左右。
　　三十多年后，当年的学术新星已经成长为美国汉学界的翘楚和公认的领军人物。至今已有专著八部，论文若干，并英译了《文心雕龙》与其他一些重要的文论，英译的中国诗选更是美国很多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他独自完成的杜甫诗全译会在今年出版，这是可以载入西方汉学界“史册”的事件。他并由此在美国汉学界发起成立了“Libraryof Chinese Humanities”（中华经典文库）的翻译委员会，拟参考著名的洛布丛书（拉丁文与希腊文经典文库），精选中国传统典籍中的代表作英译出版。这是一个长程而系统的翻译计划。在今天自上而下都体会到“软实力”多么重要的时刻，却是一个“唐诗世界的异乡人”（宇文先生自称）在为我们筹划如何用着实、细密的工夫去向世界光大中国文化内在的神韵与浩瀚。在这一点上，任何一个为自己的传统和历史感到骄傲的中国人，都应能体会到他对中国文化深挚的热爱，并感佩他这种超越个人的成就或虚名之上、真正视学术与文化为“人类共同财产”的视野与抱负。
　　三联书店去年推出了他与孙康宜先生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今年又精装再版了他的七部重要专著。风格一致的精美装帧似乎暗示了编者对宇文所安作品的理解与定位：中西相交相融，既古雅又现代。但中国传统的元素只从规整的方形或长条状色块中局部透出，封面的整体铺纹则是西式的。这似乎代表了国内不少人对海外汉学界的隐喻式解读，只不知宇文所安先生对此是否接受？
　　本人作为以上系列作品的责任编辑，与宇文先生相交已有十余年，其间只匆匆见过一面，往复邮件也多关涉翻译与出版的琐碎事宜。我对宇文作品的理解是作为一个非专业的普通读者在阅读中慢慢体会的。为了便于读者尤其是年轻的学生有兴趣打开这些书翻阅，我不揣浅陋，按写作先后对这几部作品的大致内容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做一些化约式的勾描。误读在所难免，希望就教于方家。
　　宇文所安的成名作是《初唐诗》及其续篇《盛唐诗》。这两本书无论在汉学界还是在国内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都广受好评，被誉为“杰作”，傅璇琮先生还为其中文版作序，甚为嘉许。这两本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对传统文学史观念的挑战与摒弃。他反对标准刻板的文学史叙事只是按时间序列将名家作品加以编排汇集，认为文学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理解变化中的文学实践，把作者的生活场景和当时的文学实践作为理解名家的语境，因此真正的文学史应试图把具体细节和对整体的理解与把握结合在一起。在这种颇有些结构主义和历史语境主义意味的观念支撑下，宇文所安借鉴新批评对时代风格、标准和惯例的内部研究，分别通过“宫廷诗”和“京城诗”这两种诗歌概念把初唐诗和盛唐诗的整体结构贯穿起来，如此，初唐四杰、陈子昂、李白、杜甫、王维在文学史中的位置便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乃至逆转。他们“独创性的本质与程度”因被重置与陌生化而激活了全新的阐释可能。“孤立地阅读，许多初唐诗歌似乎枯燥乏味，生气索然，但当我们在它们自己时代的背景下倾听它们，就会发现它们呈现了一种独特的活力……初唐诗不再仅仅是盛唐的注脚，而呈现出了自己特殊的美。”相反，由李白和杜甫双峰并峙的“盛唐神话”却会出现崩解的危险：他们是到了中晚唐才占据了读者的想象中心，如还原到盛唐的历史语境中，王维才是真正的代表人物，他对当时的次要诗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如果说初出茅庐即一飞冲天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宇文所安的学术奠基期，那么八十年代则见出他不囿于学术陈规，任由自己诗人的才性不羁地发扬，并与他良好的学者素养与理论批评家的想象力默契相和的另一面。《追忆》（1986）与《迷楼》（1989）这两部几乎有些无法归类的著作，“魅惑力”十足、影响大大溢出了专业范畴。宇文所安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青年中的“人气飙升”多源于这两本书，尤其是《追忆》，这本书让当时普遍“崇洋媚外”的文青们蓦然回首，吃惊地发现自己古老的传统曾经是那么的意蕴悠远，诗意盎然，虽然对书中的主题——中国传统文化中追寻不朽与迷恋过往的一面作者并没有表示出欣赏。写作《追忆》时的宇文所安正自觉尝试一种“反系统的处理”，即“将文学史搁置一旁，试图精细地探讨中国诗歌中那些无法为文学史所解释的方面”，也就是将互不相关的作品放到一起考察，尝试使单篇的诗作与散文焕发出生命力；不仅如此，他还野心勃勃地实验着一种新的文体——能“将文学、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研究融为一体”，也就是将“思想纳入文学”，因为他认为“文学创作、学术与思想是可以而且应该结合在一起的”。《追忆》的诸种尝试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此书中译本的“三联版前言”中对此毫不讳言，颇有”自得“之色：“《追忆》是尝试把英语'散文’（essay）和中国式的感兴进行混合而造成的结果。在我的学术著作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这本书都产生了最广泛的吸引力。这一'成功’很有意思，因为《追忆》可以说代表着在一种英语文学里对中式文学价值的再创造。”
　　《追忆》的成功，让他再接再厉，写出了确如迷宫般难译、难读又无比迷人的《迷楼》。八十年代中西学界均流行“比较文学”，宇文所安在这方面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优势：他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其欧洲文学及理论的修养同样不惶多让，像他上两辈的汉学家一样具备中西兼通的博雅素养；而中西诗学的比较视野也如草蛇灰线般隐藏在他所有的著作中，这大概是所有“他者”眼光的潜意识。在89年出版的《迷楼》中，他像一个手捧诗歌百宝箱的魔术师，通过一些独特的线索、意象与母题，充满想象力地将古今中西的各种充满爱欲的诗歌串联到一起，既让人意想不到又似乎醍醐灌顶。而他的写作目的却无比单纯：“希望读者能一视同仁地欣赏，同时也从新的角度看待每一首个别的诗。”这个阶段的宇文所安像一个文体实验家，又像自得其乐的高级“杂耍艺人”——技进乎艺，不亦乐乎：“迷楼需要乐趣和惊喜。我们可以满怀乐趣地阅读中国诗和英语诗以及其他欧洲诗。”
　　1996年，宇文所安出版了一本在国内学术界获甚高评价的著作《中国“中世纪”的终结》。这本由几篇文章勾连起来的小书与其说是在接续他的唐研究，不如说是从文学的角度对学界流行的唐宋变革论进行回应，这从书名即可见出，也多少昭示了他向文学史与文化史、思想史结合的研究路向的转变。他认为中唐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是“中世纪”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中唐是中国文学中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又是一个新开端。自宋以降所滋生出来的诸多现象，都是在中唐崭露头角的。在许多方面，中唐作家在精神志趣上接近两百年后的宋代大思想家，而不是仅数十年前的盛唐诗人”。有关唐宋转型的分期节点是人文思想学术界持续数十年的热门话题，中唐的重要性尤其在中古文学研究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宇文所安对中唐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特征的勾勒，如身份意识、私人空间、闲暇文化、浪漫主义、个体自我的横空出现，也表明了他对中国“早期现代性”问题的极大关注。他这几年已开始研究欧阳修等宋代文学大家，并来北大做过专题演讲，已有论文发表。大家对他的“宋研究”自然怀着浓厚的期待，希望他在“唐研究”之后能继续开疆拓土。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他不愿意生活在唐代，而希望生活在南宋，因为南宋的生活太享受了！看来他的“由唐入宋”还不只是基于学术取向的内在脉络，可能还有着他对士大夫精致文化的别有会心。
　　本书副书名中的“文学文化”也颇值得关注，这个概念表明宇文所安正力图突破对“文学史”范畴的经典界定和诗学内部研究的专业藩篱，而将文学史与文化史、社会史等更大的问题意识相勾连。本书借用“中世纪”的概念即是想从中西比较的视野将现代性问题纳入到传统文学史研究的框架中。他之后的一系列有关文学史的思考乃至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都建基于“文学文化”的观念之上。
　　宇文所安进入21世纪之后同时出版的两部专著《晚唐》和《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2006），虽然研究的面向和问题各有不同，但显示了一些相近的理论取向，尤其是从“文学文化”的角度对文学史的重新阐释，比如从早期强调将对诗歌语义、语境的文本内部研究，与对整体结构性的宏观把握（《初唐诗》和《盛唐诗》）相结合，到强调文本的流动性和文学史的不稳定性，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如手抄本问题、选集与文集的编纂、文本的流传与改写等等）重新审视一些经典文本的生成，质疑某些标准文学史叙事的建构性，从而激活了历史与传统的多面性和多义性，这些可见出几十年中从新批评、结构主义到新文化史等等西方理论和批评界的流行趋向对他的影响踪迹。
　　宇文所安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开始思考建立新的文学史的可能，名文《瓠落的文学史》对此有集中的呈现，他呼吁文学研究者要进行三个层次的自我审察：第一个层次最基本，即审察目前司空见惯的研究范式是否已失效，比如按朝代和文体划分的文学史是否存在问题；第二个层次，是否应该具备一些历史感和历史想象力，从而能将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范畴加入到已有定论的事物和领域，重新激活它们，让他们呈现活泼泼的历史纹理和脉络；第三个层次，是否应该审察文本（尤其是唐以前）和文学史多大程度上是后人的构建，体现的是后代文人学者的标准与品味？比如他曾详细研究了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认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文学”、“中国文学”和“文学史”的知识与观念都是五四时代的产物，是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伴生物。这些知识与观念是对真实历史的遮蔽，是对“过去的终结”，是需要细细审察的历史建构。
　　这些对传统文学史构成强烈挑战的观念最终在《晚唐》、《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和《剑桥中国文学史》（主编）中得到了集中的呈现。当然，挑战总会受到抵制与质疑，比如不少人认为其破而不立，有强烈的解构主义与虚无主义气息，尤其是他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考察文本的历史生成与“内在建构机制”，从而唐以前中国古典诗歌的起源与文本变得非常可疑和缺乏稳定性。
　　《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一书即“展现了文学研究不那么可爱的一面：研究诗歌的内在运作机制”，也就是说，他把我们传统文学史中通过年代、作者、主题和风格加以位置固定的一些经典诗歌进行了“全息扫描”，从而发现：有关古典诗歌的起源（1-3世纪的汉魏诗）的现有叙事，是五六世纪齐梁的宫廷文人根据自己的品味和标准对经过几个世纪传抄下来的“文本”进行筛选、订正乃至改动的产物！而在他们的工作之前，手抄本时代的文本也是相当的变动不居，因为它们处于可被随意“复制”的状态！该书第一章的标题“'汉诗’与六朝”，即揭示了他相当具有“破坏力”的研究要旨：汉诗的存在是需要打引号的，我们只能知道被六朝建构的“汉诗”。
　　《晚唐》是他多次放弃文学史之后又重返文学史的结果，但这次的重返，显然不是对多年前的《初唐诗》《盛唐诗》研究范式的简单回归，因为研究者、研究对象、读者和同行的积累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文学史作为一项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影响于其所表述的时代的具体情况，总是受其试图描述的对象影响而更改”。不止于此，《晚唐》某种意义上是对《初唐诗》的一种自我批判，他曾自嘲《初唐诗》“把初唐的一切都视为盛唐的先驱”，“总是试图找出一个可以把一切文学史现象统一在麾下的发展线索”。
　　宇文所安秉承传统的“四唐”分期，但他把四唐一分为二：初盛唐与中晚唐。因而《晚唐》虽说又回到了文学史的写法，但在文学文化史的范畴上也可以说是对《中国“中世纪”的终结》的续写，并且共享着对中国“早期现代”的时代特征与氛围的考察，比如诗歌创作越来越成为独立的活动领域；诗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职业身份，常常沉迷于诗歌形式的完美和感官的愉悦，并且致力于收集和编纂自己的诗集等等。而手抄本文化对诗歌文本的流传与保存所起到的作用、晚唐诗与盛唐诗之间的关系等等都获得了作者的极大关注，这些是与他一直以来对“文学文化史”的念兹在兹密不可分的。
　　曾有人著文批评《晚唐》“沉迷于细节”，“在宏观视野和全局把握上似乎远逊于早前的《初唐诗》和《盛唐诗》。”（张晖）我则认为《晚唐》是作者文学史观处于变动中的实验产物，一方面他要尝试新的文学文化史实践；但另一方面他依然共享并延续着早期“立足于理清诗人、世代及变化中的价值观和潮流之间的关系”的文学史视野，比如他对晚唐“回瞻”与“怀旧”的整体时代气质的勾描，还有将李贺、杜牧和李商隐置入当时的诗歌与时代的历史背景之中所呈现出来的特质，便挑战了很多传统的观念，有许多精彩的结论，比如他说杜牧：“在很多方面都是迟来的李白，一位炫耀而神采十足的诗人，但却转向内心和忧伤”，而李商隐则“代表了一种新的诗歌，一种可以阐释但却永远无法充分理解的诗歌”。
　　宇文所安重写文学史的理想最终在他与孙康宜先生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2010）中得到实现，但因是多人合著，学术风格不一，还不能说这本文学史完全体现了他的想法。关于这部大书的得失进退，因出版不久，国内相关领域的同行对此多有评述，在此不赘。在我看来，《剑桥中国文学史》显然不是一部完美的、典范性质的文学史著作，但它确是目前为止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学史最具前沿性也最见突破性的探索，它在文学史理论层面的“野心”与抱负，可以参考宇文所安的这样一句话：“一部新的文学史，是一次重新检视各种范畴的机会，既包括那些前现代中国的范畴，也包括1920年代出现的新文学史所引入的范畴。重新检视并不意味着全盘拒斥，只意味着要用证据来检验各种旧范畴。”他2005年发表于《读书》的《史中有史》一文对这个问题有很集中的思考与阐述，有心的读者不妨参阅。
　　宇文所安畅游于中国古典传统的文本世界中已近半个世纪，至今乐此不疲，不断地自我超越、新见迭出。他跟人聊起自己的终身志业兴味盎然，仿佛仍是当年那个在美国小城巴尔的摩的公立图书馆与中国诗歌偶然邂逅、一见钟情的毛头小伙。对于国内同行对他的质疑与批评（如文本与文化误读、欧洲中心主义倾向、西方理论的嫁接等等），他一般都是笑纳，并不自辩。我们寄望他开掘新的领域，刺激我们的神经，继续让我们对自己的传统和历史感到吃惊和好奇。他在1988年就对自己的学术工作提出了如下要求：“必须要呈现一些与我们的中国同行们不同的观点”。这是一种很高的职业境界。我们应该向这个“异乡人”致敬。
　　最后让我们分享一下他对历史与传统的温情与睿见：

　　“一个传统要继续繁衍下去，一定要有新的解读、新的阐释注入新的活力，否则这个传统就死了。现代中国似乎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西方的文学是讲述普遍人性的东西（所以人人可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则仅仅属于古代，而且仅仅属于中国古代，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僵化的东西，放在由中国所独家拥有的过去。如果这样想的话，这个文学传统就死了。这其实是一个陷阱，从这个陷阱里出来才能让这个传统活起来。莎士比亚的研究最早不是从英国，而是从德国开始的，所以有时候，文学是要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再回去才能重新活起来。”（出自其访谈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