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鲍佛田

回忆父亲鲍佛田

鲍成

父亲鲍佛田于1939年12月逝世时，作为长子的我也仅有14岁。而且我们在他临终前有1年多的离别。所以对他老人家的伟大品格和爱国情怀，理解不深。

1938年，日寇疯狂进犯，武汉保卫战将要开始。父亲放弃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少将衔参议的任命，宁愿降职降薪回家乡任湖北应城（后转任京山）县长，以便组织民众投入抗日前线。当时有一批中华大学等京山籍青年积极响应，表示若他回去，他们亦将在他的领导下抗日卫国。其中，有些有志青年，成为以后的骨干，并有显赫战功。在日军逼近前，父亲为了少后顾之忧，让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于1938年夏到香港，继续我们的学业。并托过去在菲律宾的挚友陈道桢先生等，必要时给予我们经济上支援。

1年后，我们得知父亲因负伤被从前线辗转送到重庆就医。母亲忧心如焚，立即带领我们绕道越南经广西、贵州入川。在我们经历了长达半年的艰辛旅程，终于到达他所就医的条件极差的重庆北碚中医院时，父亲虽神志尚清，但久已卧床不起，不能言语了。1个多星期后，父亲便与世长辞。留下的是贫困的寡妇和7个嗷嗷待哺的儿女。

父亲的音容笑貌待人处世的言行、品格,给亲友、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虽然已过去近60年，但我们父子相处宛如昨日。他是一个身体力行、始终如一的爱国者，廉洁奉公，坚强正直，生活朴素，从不嗜烟、酒。在家中是位好丈夫，好父亲；在青年人中，是良师益友。他外表严肃，内心宽厚，善于助人，是个外严内谦、严己厚人，勤俭扎实，认真负责的人。父亲对我们7兄弟姐妹爱护备至，并一视同仁。他没有给我们买过多少玩具，也不骄惯纵容子女。在我的记忆里，唯一的一次全家上餐馆，是在菲律宾马尼拉，因当时做饭不便，他又不愿麻烦别人。但是，他对我们身心健康的成长，是费尽了心血的。他谆谆教导我们长大要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人，做一个关心他人的人。平时，他时常为我们讲解时事，培养我们看报的习惯，对于我们买书和有益身心健康的东西从无限制。如果我们作错了事和有过失，父亲也从不责骂，而是讲清道理，要求我们今后防止。他时时提醒我们要注意讲究卫生，保持身体健康，为避免他在农村因卫生环境不好而长大患上了严重砂眼的痛苦。在南京，我们家有一个特别的梯子，挂上每人自用的毛巾。他不允许我们在光线不足时看书，也不准睡在床上看书。因而，我们全家9口，除母亲有点近视外，我们都有正常的视力。父亲规定我们每晚9时前睡觉，吃饭时注意引导我们多吃青菜、豆腐，不要只吃鱼和肉。并经常引用朱子治家格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教育我们切不可浪费，要想到农民的辛苦和还有许多人挨饿。现在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是：迄今我们7个兄弟姐妹均已先后退休，回顾每人的人生旅途，虽然历经沧桑或曲折，以及各种不同境遇的严峻考验，但没有一个人背离了父亲的教导和期望。

父亲对我们的母亲十分尊重和体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之间发生过争吵。除了教育儿女，家里的事完全由母亲负责。每月工资都是按时如数交给母亲，他只留少数零用钱。家庭财务完全由母亲管理支配，也没见过查帐之类的事发生。母亲和她娘家方面的人来往十分密切，父亲对待他们都很好。如我们的一位舅舅长期跟随父亲工作，又如姨妈不能生育，同意将我的大妹妹自幼过继给他们做女儿，改为姓“幸”。父亲对提高母亲文化和参予社会能力也是关心的，除介绍她认识当时一些从事妇女和社会工作人士外，在菲律宾时还请了一位外籍英语老师到家为她教英语。只是后来由于母亲过于操心和劳累，体弱多病，被迫放弃。父亲比母亲大约8岁，但到抗战前夕，母亲已显得比父亲还老。在那时，有一定收入和地位的人，娶姨太太是合法和平常的事。父亲非常反对这种男子享有特权的封建思想，他对母亲的爱情始终是忠贞不渝。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在父亲处于极困难境遇时，母亲也为他分忧解愁。正因为是这样，母亲在眼见父亲已病入膏肓，人力已无法挽救之际，毫不犹豫地用剪刀剪下左臂上杯口大的一块肌肉放入正熬煮的中药煲内，仿照古人“割肱救夫”的传说，以求感动神灵。我在旁目睹当时情景，这突如其来的爱夫壮举和感动把我惊呆了。

从20年代初，在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任少将军医总监起，至1938年初回家乡组织民众抗日救国，父亲每月薪水均有200多块银元，在当时是很高的。但是我们家只是中等生活水平，从未置产，除父母结婚戒指，几乎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平时也没有什么应酬。据母亲说,因为常常要资助别人，也积攒不下什么余款。父亲的日常生活十分规律，有节制，对己要求严格。待人诚恳、宽容，作风正派，乐于助人，赢得亲友的尊敬，甚至于敬畏，困此和他接触的人不得不约束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和作风。他是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别人。菲律宾资深华侨和华侨教育家鲍事天叔叔，是父亲帮助他到菲律宾的。他们间情谊如同手足，在父亲去世后，我们家生活陷入绝境，是他组织了菲律宾的朋友定期给我们经济支援，直到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事爆发才中断。父亲和董锄平、郭曙南叔叔的友谊也是感人肺腑的。父亲曾和董锄平叔叔为执行孙中山先生指令在海外做动员支援革命的工作，在吉隆坡遭英帝国主义者逮捕入狱，并在孙中山先生派人营救下斗争取得胜利。父亲去世后董锄平叔叔多次帮助我们全家。郭曙南叔叔在我们失去了父亲的关键时刻，均曾多方关照我们，使我们渡过了一个个难关。

父亲的一生投身革命，热爱祖国，他已用自己一生的实际行动证实了这一点。早年，他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革命。在海外走遍南洋，办报宣传鼓吹革命。曾遭英帝国主义者逮捕入狱，被永久驱逐，不得进入英国领地。以后又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僻帝制的斗争。在大革命年代，他忠实履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和中共领导人有良好合作共事和个人友谊，特别是和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交往较多。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父亲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关系密切，为维护孙中山先生的路线和方针进行复杂斗争。蒋介石发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他正陪同国际工人代表团访问各地，未回南京而转往武汉，后遭到通辑逃往香港。中共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后，与彭泽民伯伯带领海外侨胞捐款，密赴汕头，接应起义大军叶挺、贺龙等部。后因战事不幸失利，大军未能到达，父亲被迫折返香港，随后流亡海外，在菲律宾办报和从事侨胞教育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要求抗日的呼声高涨，蒋介石通过陈果夫要求他回国共赴国难。临行前他对母亲说，国难当头，我们不能安居国外。回国后，有相当一段时间，父亲似乎很失望，他将我们安排住在武汉，而不去他当时工作地南昌，直到他的工作转到南京后，才将我们接去住在一起。在南京还不到一年，1937年“八·一三”日军侵犯淞沪，全面抗战爆发。父亲工作机关撤到武汉时，他放弃重庆后方工作的任命，回到家乡组织民众，投身于抗日前线。前一阶段任应城、京山县长，参加武汉保卫战，配合著名抗日将领张自忠部队作战，积极工作。后一阶段武汉失守，兼任京山邻近4县游击总指挥，在大洪山区与日军进行游击战。此时，父亲和挺进该区的李先念部队有联系。据送父亲从前线到后方的勤务兵汪芝杰谈，父亲率领的游击队曾多次给予日寇痛击，有显赫的战功，日军一再清剿，均告失败。最后，由于汉奸出卖，父亲等人被日军包围于一个村庄。据说当时战斗伤亡很大，突围时附近一颗炮弹爆炸，父亲坠倒马下，脑部受到严重震伤，被救出火线，送到后方治疗。据董锄平叔叔谈，父亲到重庆后，曾私下告诉他，离开前线时，将人员和枪支全部交给李先念的部队。

1939年12月，父亲终因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不幸逝世，享年仅48岁。父亲去逝后，由于北培中医院院长的同情，安排母亲做了熬药女工，维持生计。在此期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曾派人来慰问，带有林伯渠亲笔函和慰问金。

最后的几句话

也许有人想知道一些我们兄弟姐妹7人的情况。

这里,我简介地说几句：由于贫困和受环境的限制，我们中只有我和最小的妹妹有幸上过大学，其余都只是完成高中、初中或小学学业，有的还没有毕业。我们手足情谊特别深，总是互相支持和鼓励，争着照顾母亲，尽力承担家庭的责任，度过解放前最艰难的岁月。

解放后，我们兄妹先后有4人参加解放军，有的在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立过战功；有的在政权建设的剿匪中立功；有的在部队后勤保障工作中有杰出的表现。另外3人是高级工程师、小学校长和医生，他们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岗位做出显著的成绩，在工作中多次受到奖励。

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我们都分别受到冲击，两个大的更是蒙受极大的冤屈，遭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和磨难。但想到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在发展的长河中总有这样那样的曲折，多少革命功臣也受到冲击，我们小小的冤屈又何足挂齿。在后来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更加意气风发，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我们7人均先后离休、退休，完成了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1997年7月13日于美国密州

京山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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