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徽班进京”230周年。一提徽班，就想起《红灯记》李铁梅的那句唱：“爹爹给我无价宝，光辉照儿永向前”。徽班的“财宝”真的是“车儿载、船儿装，千车也载不尽，万船也装不完”。这里，我只说三样，其对我们当今戏曲做好传承发展的大文章或许会有裨益。
其一是流动。都说“树挪死、人挪活”，徽班就是在不停地辗转流动中成熟壮大的。早期的安庆艺人得长江水路之便，下苏杭，到湖广，卖艺传腔，即使不受待见也不灰心。安徽省博物馆藏清嘉庆年徽州人汪必昌《徽郡风化将颓宜禁说》载：“乾隆廿六七年”（公元1761-1762）就有“安庆班”“入徽”，演“风流戏”“坏礼乐、堕人伦、抽人脑”，并主张严加驱禁。但徽班并未停止流动的脚步。文中甚至怒斥“昔年逐出徽境之班，到处不称安庆、石牌，而曰‘徽班’”。可见，正是这流动使徽班有了地方性名号。当他们流动到扬州后，迅速博得了“色艺最优”的赞誉。据初步考察，徽班的足迹曾遍及鄂、赣、苏、浙、湘、滇、闽、粤、桂等约半个中国。如同毛泽东对长征的评价那样，它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四大徽班进北京”实乃这种流动的顶峰形式。由流动“联络五方之音”（《日下看花记》），终于成就了“徽调者，皮黄是也”的梨园佳话（《梨园佳话》）。
其二是融合。徽班从不单打独斗，崇尚“有容乃大”。但凡有益、有用之对象，皆拥之于怀，以求最好。“昆山的唱口安徽的打”，是徽班以发端于旌阳戏子的武戏对文戏的接纳；“急是西皮缓二黄”，是徽班以石牌腔、京二黄对秦腔西皮的延揽；“班曰徽班，调曰汉调”，则又是徽班以自身的演艺架构对楚声汉调的举升。作为三庆班主的程长庚不仅善于在组织上融合，广纳天下名伶；而且也善于在自己的艺术创造中横采竖纳、兼容多样。他把昆、弋“容于皮黄中”（《燕京菊影录》）；从湖广调中吸取“调声运气”法（《撷英小谱》）；向余三胜等人学唱楚调（《都门纪略》）；从米喜子学习关公的妆容，创造了“宛似真人”的关公形象（《清稗类钞》）……终使徽班的声腔空前丰富，徽班的技艺臻于完美。他本人也赢得了“若向词场推巨擘，个中还让四箴堂”的美誉。其三是造极。成语“登峰造极”用于形容一种极致境界，寻常使用较少，一是因为达于此种境界的情况不多；二是害怕言过其实，贻笑大方。但徽班却独以此为能事，于艺术上总是向往更高、追求更好。全力“登峰造极”。《日下看花记》说高朗亭塑造人物“体察入微”，“一上氍毹，宛然巾帼，一颦一笑，描摹雌软，神情几乎化境……忘其为假妇人”。《京剧二百年之历史》说程长庚之鲁肃“令配角忘其唱，失其做，司场面者，束手无策。”郝天秀因其技绝，被人赞叹地呼为“坑死人”。杨月楼演《安天会》的孙悟空出场即翻108个跟斗。胡老四还首创了在“猴戏”中使用“烟技”，造成腾云驾雾之感。郝兰田的诸葛亮一改人们对以往诸葛亮多为“猪狗样”的嘲谑。所有的最好、一流、登峰造极，成就了人们口中不胫而走的“活关公”“活鲁肃”（程长庚）、“活孔明”（卢胜奎）、“活周瑜”（徐小香）、“活张飞”（钱宝峰）、“活孟德”（黄润甫）、“活赵云”以及“杨猴子”（杨月楼）等品牌形象。徽班老艺人胡老大为练跷功，脚绑木制硬跷翻过一座小山去挑水；程长庚要求谭鑫培对着窗纸练念白而不许喷出口水……徽班的“造极”，对极致的追求莫不如是。今天，我们要砥砺初心，让戏曲再发时代新彩，我们就应该继承好、开发好、运用好徽班的诸多无价之宝。以它为原料，来一番深加工（而不是直接吃原料）。我们还是应该创造条件让戏剧“行走起来”，没有冲州撞府、纵横捭阖的流动，戏曲就会缺氧；我们应该支持鼓励艺员、剧种、声腔、技艺间的更多融合，没有多元交汇，互补出新，戏曲就会退化失活；我们应该呼唤各种极致，坚定“造极”之志，没有极致就没有精彩、没有高峰、没有征服力，被忘却或者被淹没也就在所不免。徽班的胜出告诉我们，戏曲的发展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时代永远是需要戏剧的，只不过需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旧貌而是与时俱进的新颜。纪念徽班、传承徽班“无价宝”，我们必将把守正创新的路走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