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随和”，不可苟且

一次外地的聚会上，熟人将一陌生文友介绍给我，先是告诉了我对方的姓名、身份、作品发表等情况，接着补充了一句：“这哥们儿特别随和，什么事都好商量。”我微笑着说了声“两位好”，心里却不由得生出几分不以为然。
　　
　　人要随和，这是没问题的。“随和”这个词怎么解释，我没有专门去翻词典，在我的理解里，应该指的是和气而不固执己见。比如朋友请你吃饭，你的职位与另一个人差不多，主人将那个人安排到了主宾位，却将你安排在次宾位，你不当回事谈笑风生，别人会觉得你有氣度、随和；如果非要较个真儿，非主宾位不欢，这饭就吃得味同嚼蜡。再比如你名气很大，跟着一帮子人去采风，是孤芳自赏，对谁都露出一副我是牛人、大家必须围着我转的表情，还是没大没小跟大家玩在一起、乐在一块，使人看不出名气之别？我想应该是后者。
　　
　　然而，如果我们将人的随和理解为“什么事都好商量”，就大错特错了。蔡元培热爱教育，非常关心学生，曾帮过许多人的忙，大家都觉得他很随和。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蔡元培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原因很简单：蔡元培厌恶官场上的拉拉扯扯，违背良知的事，他坚决不干。
　　
　　曾国藩同样是个内心有坚持的人。他与李元度（字次青）的关系原本非常好。李元度在京师与曾国藩相识，并经常向曾国藩请益诗文，形成师生关系。咸丰三年（1853年）腊月，李元度辞去郴州州学训导的官职，回到老家平江，征集500名乡勇，稍稍训练一下，就领其直奔曾氏在衡阳的大营。曾国藩曾致信李元度的母亲说：“次青于我，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岳州之败，星驰来赴。靖港之挫，从人皆散，次青追随贱躯，不离左右。出则呜咽鸣愤，入则强颜相慰。”后来，徽州失守，曾国藩却毫不犹豫地向朝廷参劾了身为主将的李元度，一点余地也没留。曾国藩事后在致同乡彭丽生的信中做了这样的解释：“次青守徽，城未破而先遁；既败之后，又不速回大营，共支危局，乃徘徊于浙江、江西境内，经月不归；迨归至敝营，又不能束身待罪，径自回籍；今春又不以一函相商，擅自赴浙。论其自立，则往年抚州一败，去岁徽州再覆，既已置节义于不问；论其相与，则以中行待敝人，而以智伯待浙帅，又尽弃交谊于不顾。公私并绝，无缘再合。”以曾国藩与李元度曾经的亲密关系论之，后者如果仅仅是对曾国藩个人不够尊重，他是可以原谅的，从而体现“随和”，但李元度作为前方守将，“城未破而先遁”“既败之后，又不速回大营，共支危局”就不是小问题了。
　　
　　分清哪些事可以“随和”，哪些事不能“随和”，非常要紧。世间的事大体分为两种，一种只关系到个人的面子或一点小利益，对这类事，我们的“随和”是大度；一种则关联着黑白是非、公序良俗，对此种事，我们的所谓“随和”则变成了苟且。蔡元培、曾国藩对原则问题的坚持，目的就是要避免自己看不起的苟且。
　　
　　一个人知了是非还得有坚持之心。中国传统上是个人情社会，做犬儒、乡愿，没有太多舆论压力，但要较真，要讲是非，要按规则处置犯错的人，就会惹来千奇百怪的议论。没有几分信仰，没有对规则的呵护之心，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很难将初衷贯彻到底。
　　
　　悬崖上的黄山松是不会“什么事都好商量”的，因为对某些规则的不懈坚持，它才活成了一种绝世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