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2020年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综述
——基于对2020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成人教育学刊》的统计分析
Retrospect and Prospect:Theory Research of Adult Education in 2020: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Reprinted Journal of RUC Adult Education 2020
作 者:
作者简介:
乐传永(1967- ),男,宁波大学副校长,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成人教育基本理论,成人教育管理,成人教育比较研究等;张家睿(1998- ),男,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成人教育、教师教育;孙立新(1980- ),女,博士,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成人教育基本理论、比较教育等。浙江 宁波 315211
原文出处:
《中国成人教育》(济南)2021年第20217期 第3-12页
内容提要:
通过对2020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成人教育学刊》所转载论文的统计分析,回顾了这一年来该刊栏目设置特点、源杂志数量及区域分布、所在栏目分布、作者合作情况、被转载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2020年成人教育学科的相关热词、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并对2021年我国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的走向进行宏观展望。
期刊名称: 《成人教育学刊》
复印期号: 2021年07期
关 键 词:
标题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教育溢价视角下老年人的幸福测度与实证研究”(BKA180235)的部分研究成果,课题主持人:孙立新。
一、栏目设置及转载情况
(一)栏目设置的数量
2020年的栏目设置数量相比于2019年减少了1个,共15个。从栏目的设置来看,基本栏目如“理论研究”“终身教育”“比较与借鉴”“继续教育”“社区教育”“远程教育”等继续保留,而“农村成教”“自学考试”“农民工培训”等栏目则被“专题:新型职业农民”“专题:职业农民”取代。“成教史研究”和“专题:国家资历框架”是2020年新设置的两个栏目。由表1可知,“终身教育”和“比较与借鉴”的栏目设置次数和论文转载数量排名前两位,而2019年排名第二的“理论研究”在2020年与“继续教育”并列第四名,“专题:新型职业农民”“专题:新中国成立70年成人教育回顾与展望”两个栏目2019年设置,在2020年中依然在列。
(二)2018-2020年源杂志转载量排名比较
2020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从31种期刊中共转载了118篇文献,较之2019年增加了2篇。其中,《终身教育研究》2020年转载的论文数量为16篇,排名保持第一,《成人教育》和《中国远程教育》的排名有所上升,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开放教育研究》《现代远距离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论文转载量上升为5篇,并列第八名。总体而言,2020年源杂志转载量排名相比于2019年变化较大。(具体如表2所示)
(三)源杂志分布各栏目的情况
2020年的各杂志被转载的文章中,《成人教育》的栏目分布集中在理论研究和继续教育,《中国远程教育》栏目分布集中于远程教育和开放大学,这充分体现出杂志办刊方向和特色;其他排名前列的杂志栏目分布较为广泛,成人教育学各个研究领域均有涉猎,说明这些杂志所选择的文章题材较为宽泛。(如表3所示)
(四)源杂志的影响因子比较
从源杂志的被转载量占所有被转载文章的比例以及其在国内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进行对比研究。从表4可以看出,《现代远程教育研究》(成都)、《现代远距离教育》(哈尔滨)、《中国远程教育》(北京)、《开放教育研究》(上海)、《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北京)、《成人教育》(哈尔滨)、《职教论坛》(南昌)七种期刊复合影响因子超过1,且与2019年相比,载文量排名前十的高水平期刊有所增加,例如《开放教育研究》《现代远距离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都收录于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说明被转载文章的源杂志类别等级和影响力度均有所提升。
(五)第一作者相关情况
1.作者所在单位情况。2020年,文章被转载的作者来源依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有来自普通高校、师范院校的研究者,有来自开放大学、高职院校的教师,也有来自教育研究机构的专职研究人员。从来源单位看,与2019年相比,2020年普通高校的载文量最多,达43篇,其次是师范院校的载文量,达38篇,而2019年排名第一的独立设置成人高校、社区学院及高职院校载文量有27篇,排名第三。具体来看,普通高校中河北大学位居第一,数量为5人次。在师范院校排名中,华东师范大学依然位居第一,但是人次由2019年的8人次降到7人次;曲阜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排名情况上升,在2020年并列第二名,数量同为5人次;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排名情况和数量则与2019年保持一致。在独立设置成人高校、社区学院及职业院校这一类机构中,上海开放大学和国家开放大学依然位居前两位,但是转载量相比去年有所下降。此外,来自教育研究机构的教育部由2019年的4人次减少为2人次。
2.第一作者所在地域分布情况。统计发现,在第一作者所在城市排名中,上海市和北京市并列第一名,载文数量同为24篇,位序没有太大的变化,其他分布的区域位序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保定(6篇)、曲阜(5篇)、南京(5篇)、南昌(5篇)、杭州(4篇)、重庆(4篇)、常州(4篇)。如表5所示。由此可见,成人教育的研究力量大部分依然集中在成人教育实践比较活跃的省会城市、经济发达城市。原因在于这些地方的成人教育实践活动较为活跃积极,为理论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3.第一作者转载篇数及合作关系分析。首先,根据原文统计,在2020年的118篇被转载文章中,单篇转载文章作者≥2人的文章数量为65篇,所占总数比例为55.08%,相比去年上升2.59%,超过转载文章总数(118篇)的一半。通过SATI软件对118篇文章的作者之间的合作情况进行数据统计(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知,较为稳定的合作者有乐传永(孙立新)、邵晓枫(刘文怡)、刘奉越(董香君)、邓小华(王海东)、何爱霞(孙纪磊、刘雅婷)等。此外,与2019年相比,跨机构合作的学者数量有所增加,这些研究者们来自不同的机构背景,促进了成人教育理论和实践成果的交叉使用,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视域,也映射出不同研究主体在理论探究、实践探索中话语体系的差异性。
图1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二、主题热点分析
运用SATI软件对118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关键词谱网络(如图2所示)。2020年成人教育学科的研究主题集中于“终身教育/学习”“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开放大学”等方面。结合关键词图谱网络以及原文内容分析,将研究主题归纳为终身教育研究、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继续教育相关研究、远程教育与开放大学研究、社区教育相关研究、老年教育研究、新型职业农民研究等内容。
图2 关键词网络图谱
(一)终身教育研究
1.终身教育立法研究。随着我国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和终身教育理念的推广,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终身教育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性。终身教育的立法有利于保障在职劳动者的学习权,推进老年教育发展,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科学定位社区教育使之成为推进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载体,推动公民学习权的全面落实和我国教育法治的现代化(兰岚,第1期)。终身教育立法工作应该明确终身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为终身教育活动;立法目标是为了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立学习型社会,辅以公平性、公益性及开放性的立法原则完成法律文本的设计与构建。立法调整对象、立法目标与原则的明晰,对终身教育立法的科学化以及终身教育法律体系的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兰岚,第7期)。也有学者梳理了70年中国终身教育的法治历程,将其分为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期(1949-1966)、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异动期(1967-1976)、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创建期(1977-1999)、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深化期(2000年至今)四个时期(吴遵民,第2期)。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终身教育立法工作从无到有、从封闭到开放、从引进到独立发展的本土化特征。
2.终身学习体系建设。随着终身教育的推广,我国教育政策对终身教育体系的概念表述出现了新的趋势,具体表现为政策上从最初的“终身教育体系”逐渐转向“终身学习体系”;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体系”整合“国民教育体系”和狭义上的“终身教育体系”;逐步提高了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在教育政策中的统领地位(韩民,第12期)。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是党和国家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必须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设计谋划,瞄准教育现代化目标,落实路线图和实施方案;把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要点,明确构建思路和举措(陈乃林,第6期)。终身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根本保障。有学者基于共同体理论,从架构层面提出通过打造以实体组织共同体、网络平台共同体和学习成果认证共同体为核心的省域终身教育治理体系,并提出建立政策法规保障机制、融合联动机制和督导评价机制等措施保障治理体系内部的互联互通和高效运行(张吉先,第11期),为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做出理论指导。
3.国家资历框架建设。国家资历框架的内容包括资历框架、学习成果认证、学分银行三方面。其中,学习成果认证是实施资历框架的关键,学分银行是实施资历框架的管理制度(张伟远,第2期)。在学习成果认证相关研究中,有学者在梳理概念层次的基础上对认证情境下的学习成果概念进行了解读,指出建设学习成果认证体系首先要求各类教育以学习成果为导向,并营造学习成果文化氛围(应一也,第2期)。区块链技术为破解当前学分银行建设所面临的治理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技术方案。相关研究发现,区块链应用于学分银行有助于构建可信的终身学习账户,塑造扁平化的学习体系,进而实现学习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也可能会产生一些风险挑战(张双志,第11期)。也有学者综述了学分银行和资历框架在国家宏观政策推动下的建设探索情况,以部分先行试点地区或机构为例,系统分析了取得的进展与成就、遇到的问题与阻碍,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推进国家资历框架与学分银行建设的一些政策建议(王海东、邓小华,第4期)。
引进其他国家优秀的资历框架和实践经验,对国家资历框架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国内学者资历框架比较研究中主要包括了欧盟、苏格兰、丹麦、亚洲邻国等国家。欧盟在学习成果认证的制度建设和实践中取得了诸多引领性的经验,能为我国学习成果认证制度的构建提供有益借鉴(朱姗、刘舒畅,第1期)。也有学者归纳了欧洲国家资格框架的发展经验,为我国开展资格框架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梁珺淇、石伟平,第2期)。苏格兰学分与资格框架被誉为国际上最成熟、最完整的资格框架之一,其框架内容架构及特色可以为我国国家资历框架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孙翠香,第11期)。成人继续学习投入保障机制对丹麦提升结构性就业率、激发成人学习的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开发资历框架质量机制提供了实践经验(王琳,第11期)。也有学者认为,亚洲国家与我国情况相近,其实践经验更具参考价值,并系统比较了韩国、印度、泰国和印尼四个国家的资历框架建设进展情况,分析得出共同经验,提出了对于我国资历框架建设的几点启示(王海东、邓小华,第5期)。
(二)成人教育的理论研究
1.成人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首先,应阐明成人教育学科建构的内在逻辑,既阐明成人教育学科建构的“必然性与必要性”,又廓清成人教育学科建构的“赓续性与可行性”,揭示和厘清成人教育学科建构的内在逻辑问题,从而深刻认识和把握成人教育学科建构的内在逻辑规律(王秦英、曾青云,第3期)。其次,应明确成人教育学科的属性与定位,寻获学科属性与定位的客观依据是前提,关注学科属性与定位的重要关系是基础,而对学科属性与定位的实践把握则是关键所在(郭荔宁,第3期)。最后,我国成人教育学科目前亟待克服学科特色逐渐式微、功利化倾向和转型适应迟缓等“困境”,应坚守“成人性”的学科本质、紧握世界成人教育发展脉搏和立足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等维度,为我国成人教育学科谋求可持续发展(葛敏,第2期)。
关于成人教育理论的创新发展。有学者认为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由需求导向的广义成人教育更值得讨论。广义成人教育中的知识和技能追求包括“真实的”“正确的”“有用的”和“有效的”四种取向。未来成人教育的发展应该是价值和需求混合导向且四种取向同时存在的(窦刚,第2期)。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成人教育本体论,并从成人教育价值、成人教育知识观、成人学习者、成人教育工作者四个角度进行论述,提出人工智能时代的成人教育相应变化(欧阳忠明,第5期)。也有学者从价值哲学的角度分析成人教育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认为现阶段我国成人教育价值整体迷失,应通过唤醒主体价值自觉,实现多元化教育实践,实施全方位教育整合,使成人教育价值得到回归(朱丹蕾、徐君,第8期)。
2.国际视角下的成人教育。当前,成人教育的发展面临挑战,欧洲对成人教育的作用进行了全新解读,实施多项重要政策,发布各类报告文件,将成人教育作为一项人权和共同利益、作为一项关键战略来应对未来挑战。在未来的发展中,欧洲非常重视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治理和筹资制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重视成人学习参与率与质量评估,确保数字包容与参与,对老年群体和移民进行投资(朱伟卫、赵艺凡,第1期)。这也为我国制定成人教育发展政策提供了依据。也有学者分析了《成人学习和教育全球报告(四)》,阐述了全球成人学习和教育在政策、治理、筹资、质量、参与五个关键领域的最新进展和面临的四大挑战,中国未来仍须竭力发出成人学习和教育的中国声音,向世界分享更多成人学习和教育的中国经验(何爱霞、孙纪磊,第8期)。基于对国际上成人技能评估调查的比较,发现国际成人技能评估发展动态呈现如下特点:在评估的出发点上注重技能的实际使用、在技能的选取上关注成人的一般性技能、在评估的落脚点上关注技能与人力资本的关系、在评估的新发展上强调技能与科技的融合,为我国成人学习提供了借鉴和指导(陈其晖、陆维康)。通过分析UNESCO的报告,发现成人学习理念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由“保障学习权”向“寻求共同利益”演进,彰显着国际成人学习的价值意蕴和未来走向,可为我国成人学习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刘奉越,第5期)。
(三)继续教育相关研究
1.高等继续教育的发展研究。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阶段,部分高校先后停止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目前,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陷入困境,主要表现在招生规模持续萎缩、人才培养质量饱受诟病、社会认可度不高、内部矛盾突出等方面(张秋凤,第8期)。继续教育的重构性变革成为新的研究问题。继续教育的重构不是单个组织、单个层面的变革,而是以提高继续教育领域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对继续教育的组织要素和基本理念进行的一场深刻的重构(卢海弘,第8期)。高等继续教育与全日制高等教育和谐发展也是继续教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有研究发现,一些普通高校存在着高等继续教育与全日制高等教育难以平等、协同、开放、融合和特色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促进高等继续教育和全日制高等教育和谐发展,普通高校应采取平等发展的政策、协同发展的机制、开放发展的资源、融合发展的手段和特色发展的模式等改革举措(董玉霞,第2期)。也有学者以集体行动理论作为分析视角,结合公共治理的内核,构建出“选择性激励—制度规范—共赢善治”的高校继续教育治理实践逻辑,指出高校继续教育治理应遵循的路径,为高校继续教育治理发展指明行动方向(乐传永、于莎,第5期)。
2.继续教育质量研究。继续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问题是制约高校学历继续教育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质量评价与提升是新时代继续教育加快战略转型、推进内涵式发展的关键环节和内在要求。一套健全的继续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应遵循教育质量的多维取向,应对新形势下国家、机构、学习者个体发展需求。有学者构建出以学习者为本的、彰显过程性和时代性的继续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由“计划(P)—投入(I)—执行(D)—产出(O)—评估(C)—改进(A)”六个核心环节构成的继续教育质量评估与提升一体化模型,并结合PIDOCA模型在高校的应用案例分析,提出新时代高校继续教育质量建设的有效策略(黄越岭、韩玉梅、陈恩轮,第12期);也有学者引入了OBE理论,OBE教学理论可以重构高校成人学历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毕业标准和专业培养标准、教学过程及评价体系,对于高校学历继续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可以在实践中进一步尝试(陈英霞、丁凯,第12期)。
(四)远程教育与开放大学研究
1.远程教育师生研究。在远程教育教师的研究中,在线教师如何分配有限的精力开展教学获得最大成效,是优化在线教学与教学管理的重要课题。有学者运用Nvivo对访谈文本进行三级编码和分析,研究发现教师工作投入对学生学习投入产生的影响,并构建出师生关于在线教师教学投入影响学习绩效的概念图,最后对在线教师教学投入、工作职能的优化、管理和评估提供了参考建议(李爽、钟瑶,第9期)。在远程学习者相关研究中,学习者特征不明、学习支持服务针对性不足、学生流失率高等问题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有学者从目标、数据、分析、服务四个角度提出“O-DAS”开放学习分析概念模型,并设计了一套具体、可操作的在线学习者画像构建流程(肖君、乔惠、李雪娇,第1期)。也有学者利用网络平台对3.6万余名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随着学生的年轻化,使用手机学习的人的比率明显增加,相关性分析表明学生对支持服务的满意度对最终的满意度影响最大,而且教师的辅导和答疑对学生的满意度具有直接正面的影响(宋丽哲、魏顺平、孙煜,第5期)。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反思、元认知和非线性学习是设计和发展自我决定学习方式的基础,而数字媒体的使用则能够进一步使学习生态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丽莎·玛丽·布拉斯科、斯图尔特·哈泽、肖俊洪,第8期)。
2.远程教育质量研究。自我国开展“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试点工程以来,远程教育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质量一直是远程教育的生命线。为评价和保障远程开放教育质量,国际组织机构以及众多学者研究开发了一系列的质量框架,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国际社会一般从战略与管理,专业设计,课程开发,教学实施,学习者支持,教师及员工支持,资源、技术与设施,研究、合作与服务,质量评价等九个质量维度界定和评价远程开放教育的质量(张瑾、程新奎,第1期)。也有学者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文献研究、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梳理远程学习者和教师对远程教育质量保证标准的认识,揭示师生观点共性与差异对目前远程教育质量保证工作的意义,以期为相关研究人员、远程机构管理者提供参考(沈欣忆、许洋、李营,第10期)。学生支持服务系统是现代远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学生有效学习和提升远程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有学者开发出由服务战略与规划、服务需求、服务属性以及资源条件四个影响因素、14个测量指标构成的学生支持服务流程设计的影响因素测量模型,也为其他远程教育机构提高支持服务质量提供决策依据(李炜,第11期)。
3.开放大学的变革与发展。在开放大学研究中,主要包括开放大学办学、开发大学教育资源开发两个问题。一是开放大学办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地的广播电视大学纷纷转型为开放大学。有学者梳理了英国开放大学办学理念、治理结构、战略愿景、教研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为构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开放大学提供了参考经验(袁利平、陈川南,第4期)。也有学者总结近年来我国推进大学治理取得的成效,分析开放大学建设所面临的办学体制、内部治理、外部保障、技术应用、领导力等方面的挑战,提出应对策略(谭璐、殷丙山,第11期)。
二是开放大学的教育资源开发。开放大学目前仍存在着建设质量控制不到位、教育资源利用率不高、资源评价缺失等不足,其可持续发展存疑。首先,开放大学应持续研究并利用5G技术环境下移动设备普及化、平台智能化、自媒体等对OERs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张世明、袁玥赟、彭雪峰,第11期)。其次,开放大学应充分发挥自身办学系统和平台优势,结合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探索设计与开放大学组织结构相协调的“1+N”学科建设模式,灵活推进学科建设,持续提升办学能力,为创建世界一流开放大学奠定坚实基础(查代春,第11期)。最后,开放大学的教育质量既要符合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基本要求,又要突出开放性和创新性特点。有学者设计出包括学校定位与培养目标、教学条件、教学过程、教育结果4个一级指标和人才培养规格、师资队伍、学习投入与参与、学业收获、满意度等21个二级指标在内的开放大学教育质量标准(国兆亮,第8期),为开放大学开发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参考。
(五)社区教育相关研究
1.社区教育法规政策研究。新的时代背景对社区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社区教育立法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学者从教育立法的现状、相关社区教育政策及社区教育实践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社区教育立法的现实基础,并论证了社区教育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王连喜,第7期)。在政策研究上,有学者对社区教育政策的研究从政策演进、本质属性、政策执行、实施主体、域外研究五个方面进行了综述,认为总体上存在研究数量还比较少;理论自觉性不够,研究深度有限;研究领域较为集中,重复性研究较多;涉外研究较少使用一手资料等问题,并提出新时代对我国社区教育政策研究的建议(官华、杨钋,第6期)。社区教育结合社区治理的政策应包括加强政策制度建设,落实集中统一领导;拓展社区教育功能,促进社会治理对接;搭建国家资历框架,引领终身职业发展;强化信息技术应用,建立智慧支撑体系;优化多元协同合作,创新组织运作模式(南旭光、刘胡敏,第9期)。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村社区教育通常被视为一种具有局限性、低层次、低水平、边缘化生存的社区教育,“乡村振兴”战略赋予了农村社区教育新内涵、新使命。因此,“乡村振兴”语境中的“农村社区教育”,应被重新解读为一种城乡统筹治理、面向农村和农村社区居民的现代化、制度化发展的社区教育(张胜军,第4期)。
2.社区教育资源建设。历经多年发展,社区教育的内容与形式都得到了较大的改进与完善,但日益增长的社区教育和终身教育需求与社区教育资源不均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王仁彧,第4期)。社区学院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机构,但是社区学院在组织管理、师资队伍、办学投入、课程设置、法律保障等方面存在问题,有必要把终身教育思想贯穿到社区学院办学全过程中,全力推动社区学院发展,最终促进终身教育体系完善(孙健,第10期)。社区教育工作者是社区教育发展的主体和必要条件。有学者从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发展、激励保障措施、职业发展规划三方面出发,展现社区教育工作者生存发展现状,挖掘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以期能给社区教育工作者和社区教育的发展以启示(孙立新、李硕,第6期)。社区教育信息化平台是社区数字化学习支持服务的基础,社区教育云视课堂是社区教育信息化平台建设的一个范例,打造新型社区教育信息化平台,能为学习者提供更加有效的支持服务,加快社区教育数字化资源建设(宋亦芳,第2期)。乡村社区教育基础性资源是乡村社区教育实施的主要保障,相关研究发现乡村社区教育基础性资源的总量偏低,城郊村、乡镇中心村与偏远村的资源配置不均衡与信息技术设施设备严重滞后等问题。有必要继续推进乡村社区教育资源建设,整合地方性资源,构建全覆盖的乡村“互联网+”社区教育平台(杨智、张晓丽,第1期)。
(六)老年教育研究
1.老年教育法规政策研究。我国老年教育政策法规的发展经历了探索起步期、确立稳步期和转型发展期三个阶段,虽然其数量初见规模,体系初具雏形,但在立法根据、体系和内容上依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应加强老年教育及其政策法规的理论研究,健全老年教育政策法规落实的法律监督体系等(李洁,第6期)。有学者依据1994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以及省级部门发布的政策文件来探讨梳理我国的老年教育政策制定的沿革轨迹,提出老年教育政策制定的基础、老年教育管理体制、老年学校和非学校办学、老年健康与生命教育、经费投入政策、老年教育队伍建设、学习资源购买和建设政策等方面建议(杨树雨,第11期)。创新老年教育的核心在于如何通过为老年人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和适合的教育资源,促进老年人的学习发展,并彰显老年人服务社会的贡献和价值。我国未来应确立老年教育均等化发展战略定位,健全老年教育立法,创新体制机制,构建“需求导向式”供给体系,重点关注城乡社区老年教育建设成效,切实推进老年教育发展进程(谢宇,第6期)。
也有学者在简要阐述信息化智能化背景的基础上,概要论述了对老年大学的育人目标、教育教学过程、专业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方法、师资队伍等问题的影响,并从理念、计划、体制、机制、队伍等视角提出了应对的举措(叶忠海,第10期)。“积极老龄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应对老龄化的新理论和发展战略。有学者通过分析积极老龄化视域下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开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出了大力宣传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意义、激发老年人参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热情、加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法制建设、建立老年人力资源再就业的制度保障、构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体系五项措施(李光、李红霞,第9期)。
2.老年教育比较研究。国外老年学习研究起步较早,并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借鉴国外成果能够有效促进我国老年教育实践研究工作。有学者从老年学习的意义、老年学习的方式、老年学习的内容、老年学习的场所和老年学习的效果等维度对国际老年学习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总结研究特点基础上,对我国老年教育研究提出相关建议(欧阳忠明,第2期)。联合国在推动国际老年教育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解析老年教育文本的“深层结构”和内在逻辑演变过程,能够探究不同时间场域老年教育的演变趋势和发展路向,对于把脉世界老年教育的总体态势、有效指导各国老年教育实践以及加快构建学习型社会意义重大(董香君,第6期)。新西兰政府在老年教育政策推进、经费投入和学习方式拓展等方面都做了诸多有益的尝试。我国可以借鉴新西兰老年教育发展经验,营造老年人广泛参与的法制化环境,落实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资金投入,打造高品质的老年学习型组织团队,培养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参与方式(白炳贵、姚艳蓉,第7期)。
(七)新型职业农民教育
1.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措施,学者们主要运用定性的方法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进行研究。有学者在生命历程理论指导下,通过对57个生命历程故事进行内容分析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存在“有序”和“脱序”两种现实表征。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的因素聚焦于个体能动性的发挥、社会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期望以及一定历史情境下相关生命事件的发生三个方面(康红芹,第3期)。也有学者基于行为事件访谈法对样本区域的35名“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建构其胜任素质的要素构成。结果表明,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的胜任素质包括从农动机、职业承诺、团队建设与领导力、市场信息搜集与获取、成本收益评估能力、模式创新力、关系资本积累能力、农人新思维等17项要素。新型职业农民胜任特征编码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陈春霞、石伟平,第7期)。
2.新型职业农民相关政策研究。政策保障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关键。有学者采用内容分析法和共词分析法对101个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县的文件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小额担保贷款、品牌支持、规模经营补助、贷款贴息、先进性奖励等5项政策指标是当前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也是可实施性较强的政策内容(吕雅辉等,第7期)。也有学者基于政策分析研究发现,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基本政策框架大致成型,但还需要破解培育主体边界模糊、培育内容选择局限及培育目标指向不明三大难题,并提出新时期民族地区新型职业农民政策改革路径(李祥、王路路、赵宇霏,第6期)。实施新生代返乡创业农民工继续教育符合乡村振兴对人才的迫切需求,有利于破解“因地制智”的守业窘境,适应农业农村数字化的发展趋势。推进新生代返乡创业农民工继续教育,要坚持政策导向,完善新生代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政策;坚持素养为本,设置乡土化继续教育课程内容体系;坚持实践导向,构建多元化继续教育模式,以提升继续教育质量(张龙,第12期)。
三、未来研究展望
(一)研究内容
通过对2020年学术研究关键词的归类处理和统计分析,梳理总结出本年度成人教育学科的研究焦点和主要内容(如图3所示)。综合2018-2020年情况来看,成人学习、社区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老年教育、远程教育6个主题是持续稳定的研究热点,其热度多年未减,说明我国成人教育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成人教育研究借鉴和吸纳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关联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视角,不断拓展成人教育的学科内涵与研究领域。通过对2020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所转载文章的梳理、分析发现,本年度研究涉及的相关学科理论视角有新制度主义、心理感知、集体行动理论、公共服务均等化、功能分析、OBE理论、积极老龄化等。这些多元的理论视角能够促进成人教育研究领域的拓展。
图3 热点关键词出现频率图
在未来的研究中,成人教育研究一方面要探求理论建构,注重内部规律研究;另一方面要结合社会焦点,注重外部关系探索。其中,内部规律的研究是成人教育理论发展的基石,也是支撑学科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保障。通过对被转载论文分析来看,部分思辨研究仍然侧重对外域理论的引进和解读,轻实践提炼基础上的理论建构,研究范围与对象仍过于狭窄。此外,伴随着教育现代化目标的提出、终身学习体系的完善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成人教育应坚持以社会现实问题为导向,紧随时代发展趋势,持续关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国家资历框架的建设以及高龄学习者心理研究等研究热点。总之,成人教育研究者应把握国家重大战略定位,立足社会实践,拓展研究主题,以研究服务社会,增强我国成人教育学术自信,为新时代背景下成人教育学术发展理清走向。
(二)研究方法
2020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成人教育学刊》所转载文献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以思辨研究为主,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趋势。在被转载的文章中,研究方法总体上包括思辨法、比较法、问卷访谈法、混合法、历史研究法、文献计量法几类。其中,思辨研究的文章占据主体,比例为61.86%,说明研究者们仍然重视成人教育理论的反思与创新,所研究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比较法占比21.19%,较2019年比例有明显增长,说明学者们更加青睐借鉴国外成人教育优秀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并将其引入本土化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融合。此外,混合法的文章占比上升,说明越来越多学者在研究中同时使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来收集资料、分析数据进行整合研究,从而得出新的研究结论。总体来看,随着研究的深入,在成人教育学领域,跨国际、混合式、多学科、重理论的研究日益增多,展示出成人教育学科的内涵、外延的丰富性和旺盛活力。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须顺应学术发展需要、丰富学科内涵、加强元研究和理论反思、规范研究范式,同时不断加强成人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为实践工作提供理论指引。
图4 研究方法分布比例
(三)研究主体
根据前文的数据分析发现,成人教育的学者们寻求科研合作已经趋于常态,但为了避免研究队伍结构过于单一,仍有必要建立起角色多元的成人教育科研队伍。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应加强与其他学科研究者、国外成人教育研究者、成人学校研究者的科研合作,整合人力资源,发挥各自优势,创新学术成果。研究主体的频数占比,揭示了不同机构对成人教育研究的亲疏程度,这些程度差异会对成人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水平带来直接的影响。从2020年的发文机构分布数据来看,成人学校的占比明显下降,与普通高校和师范大学的占比形成反差,这一现象值得引起以成人教育为主业的成人高校、社区学院及高职院校的反思和应对。从学术生态的角度看,成人教育实践的办学主体和研究主力的一体化,是一种理想的学术状态,如果作为成人教育实践主体的成人学校忽视理论研究,最后只能让成人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在漠视中渐行渐远。成人院校与高校应加强合作交流,共同搭建研究平台,分享研究资源,建立科研共同体,共同推进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这也是今后成人教育研究的必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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