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茶文化和茶器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影响
唐宋茶文化和茶器
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影响
刘明杉
作者简介：刘馨蓬，本名刘明杉，女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从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明代物质文化史，即通过破解明代绘画及各门类文物中隐藏的历史信息，揭示明代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发展规律。
高丽青瓷于20世纪初发现于朝鲜半岛开城及江华岛附近，在古代东亚窑业中，它是中国周边国家中生产时间最早、烧造质量最优的青瓷，在世界窑业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1909年11月，朝鲜王朝的离宫之一昌庆宫对公众开放，成为韩国最早的近代博物馆，主要展示王室收藏的瓷器、佛教造像、绘画等文物艺术品。日据时期，昌庆宫博物馆改名“李王家博物馆”。该馆由日人末松熊彦和下郡山负责，他们购买了大量当地的青瓷、金银器、绘画、佛造像等古代文物，其中不少为京畿道开城附近高丽王朝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盗掘品，一些墓葬盗掘现场还被当时的日人拍摄下来，如京畿道江华郡内可面外浦里传高丽庚陵盗掘遗迹（图1）[1]。该馆征集的另一部分文物来自全南、忠北、黄海道海州等地的墓葬中。高丽青瓷及其窑址的早期调查者主要是日本人。1914年，末松熊彦等人在全罗南道康津郡发现了高丽青瓷窑址[2]，此地是接受中国窑业技术最早和最重要的窑址。半岛光复后，韩国和朝鲜学者又在临黄海诸道发现窑址近20处。仅就康津郡而言，日据时期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在康津调查确认了100处窑址，半岛光复后中央博物馆追加确认了53处，1991年海刚陶瓷美术馆又增加了35处，可见其全盛时期的烧造规模之大。
图1 京畿道江华郡内可面外浦里传高丽庚陵盗掘遗迹
在7世纪中叶的新罗时代，佛教的东渐将饮茶之风从中国带入朝鲜半岛。新罗人饮茶方式仿效唐人煎茶法，主要盛行于寺庙，茶器用唐朝烧制的青瓷或白瓷。8世纪上半叶，饮茶成为新罗王室贵族、僧人和文人士子的生活方式。忠清南道扶余郡的国立扶余博物馆中藏有一批1943年出土的唐代金属器和青瓷（图2），它们是铁茶碾、青铜净瓶、鐎斗和青瓷茶碗，这些显然是唐代僧人使用的生活器物。高丽时代（公元918—1392年）茶文化发展到全盛时期，从王室贵族到皂隶庶民都有了饮茶习惯，除了民间开设的茶馆以外，儒、释、道阶层对茶更是青睐有加，留下很多富有禅意的茶诗。在高丽王室的倡导下，儒士、僧人积极吸收中国茶文化，融合禅宗信仰、儒道伦理及本民族传统，形成官府茶礼、儒家茶礼和佛教禅宗茶礼。高丽人从宋商处买茶，客至献茶成为待客的最高礼节，客人也把将茶饮尽作为对主人的尊仪。10世纪中叶，随着中国青瓷技术的东传，朝鲜半岛窑工模仿唐代茶碗，烧制出青瓷茶碗。饮茶生活方式的普及，使高丽对茶器的需求大增，这既促进了中国瓷器和茶叶向朝鲜半岛的输出，也刺激了高丽窑业的发展，高丽青瓷更以精湛的技艺赢得宋人的认可。高丽土产茶称“脑原茶”，而在该国上层社会，则以点饮宋皇室专享的“龙凤茶”、“腊茶”为时尚，并逐渐形成相应的茶仪。即使高丽宫中一时没有从宋归来的使者带来龙凤茶，仍要以茶作燃灯会、八关会等仪式。高丽王为了在庭院楼阁中或凉亭内饮茶，积极修建相关设施，毅宗（公元1146—1170年）修建的养怡亭顶上铺设有精美的青瓷瓦，这又将茶与青瓷关联在一起。高丽王室贵族对宋朝茶文化的推崇和引领，直接影响其青瓷的艺术风格，并带动了本土化镶嵌青瓷的发展。高丽人饮茶形象在流传至今的绘画中几乎没有保留下来，不过从宋、辽绘画和墓室壁画描绘的情景中，也能推测出高丽人的饮茶场面。可以说，中国瓷器与茶、高丽瓷器（尤其是青瓷），是当时中国和朝鲜半岛物质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物证。
图2 唐代金属器和青瓷 国立扶余博物馆藏
一、 中国向朝鲜半岛输出瓷器和制瓷技术
中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589年），朝鲜半岛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百济与中国南朝往来密切，这使中国南朝越窑青瓷等产品通过明州港输入朝鲜半岛。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于1971年共同发掘了位于忠清南道公州市的武宁王陵，该陵出土了大量中国南方窑系六朝瓷器。武宁王陵是具有确切纪年的墓葬，可知在中国南朝时期，瓷器已被当作外交国礼，成为南方各政权与百济之间官方交往的物证。此后新罗联合唐朝，实现了朝鲜半岛的统一，统一新罗（公元668—935年）与唐朝关系更为密切。9世纪初，新罗因王位争夺政权动荡，庆州中央政府势力衰弱，地方豪强实力大增，很多新罗人为避时乱迁居唐朝。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新罗人张保皋（原名弓福）与好友郑年结伴来华，在徐州投军，屡建战功，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擢升至武宁军小将。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张保皋返回故乡青海镇（今韩国全罗南道菀岛），被任命为青海镇大使。他利用故乡有利的地理条件，以此为据点发展海上贸易，成为东北亚海上贸易霸主。为满足朝鲜半岛对中国青瓷的需求，并以青海镇为中转站，实现将青瓷出口到日本牟利的目的。张保皋从中国越窑引进制瓷技术，仿照越窑的龙窑形制，在家乡建窑场烧造青瓷。因产品带有明显仿烧越窑青瓷的特征，故韩国陶瓷学界将其称为“唐式青瓷”，这是朝鲜半岛烧造青瓷的起点。
统一新罗王朝末期景明王二年（公元918年），后高句丽弓裔王部将王建起兵，建高丽王朝，定都开城。9世纪末至10世纪上半叶，高丽青瓷处于成长期，此时的产品在造型、釉色、匣钵、窑具、装烧技术等方面皆仿中国越窑。高丽政府在窑业管理制度上也效仿中国，吴越灭国后，北宋初年朝廷在越窑置官监理窑务，文献记载见南宋人周密所著《志雅堂杂钞》：“大宋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岁次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赵仁济，再修补吴越国王百纳雷威琴。”[3]“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一职，隶属于当时为皇家内廷服务的机构“宣徽院”。高丽政府采用北宋那种以生产商品瓷为主，同时承担官府订单的越窑、定窑、邢窑、耀州窑、钧窑、景德镇窑等窑场“有贡则进，无贡则止”的官方优选制度。如全罗道高兴郡立原面云垡里等窑场有粗、精两类产品同窑共烧的现象，可知此窑场与官方的关系与中国相同，即土贡关系。这在两国瓷器铭文上也有体现，如中国浙江慈溪上林湖晚唐低岭头窑址发现刻有“官”（图3）、“官样”铭（图4）的青瓷碗底标本。另见浙江省博物馆藏北宋晚期定窑“尚药局”铭盖盒（图5），高7厘米、口径7.3厘米、底径5厘米。该器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12世纪高丽青瓷“尚药局”铭盖盒（图6）器型相同，高9.3厘米、口径7厘米、足径5.5厘米，宝物第646号。北宋定窑“尚药局”瓷盒是皇家内府用器，由宣徽院掌管监烧。“尚药局”隶属殿中省，负责皇帝和宫廷的生活起居。高丽在职官制度、组织结构上也因循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16“官府”中有“药局”条，记“自后通医者众，乃于普济寺之东起药局，建官三等；一曰太医；二曰医学；三曰局生。绿衣木笏，日莅其职。高丽他货皆以物交易，唯市药则间以钱宝焉。”[4]可知高丽也建有服务王室的医药机构。此“尚药局”铭高丽青瓷盒，印证了上述文献记载。高丽官府对各种绝艺进行垄断，“高丽工技至巧，其绝艺悉归于公。如幞头所、将作监，乃其所也。常服白纻袍皂巾，唯执役趋事则官给紫袍。亦闻契丹降虏数万人，其工伎十有一，择其精巧者留于王府，比年器服益工，第浮伪颇多，不复前日纯质耳。”[5]朝鲜半岛西南海岸的全罗道、京畿道等窑场，多由官府直接监理，成立“瓷器所”统一管理全国窑业，从事窑务管理的人员称“窑直”。从官府对窑业技术的垄断来看，由中国浙江等地传入朝鲜半岛的匣钵技术，长期被封锁在京幾道、全罗南道康津郡及附近全罗北道高敞郡等地，其他地区仅有零星分布，这造成高丽官窑与民窑产品在质量上存在很大差距。
图3 唐代晚期浙江慈溪上林湖越窑碗底“官”字款瓷片
图4 唐代晚期浙江慈溪上林湖越窑碗底“官样”铭文
图5 北宋晚期定窑“尚药局”铭盖盒 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6 12世纪“尚药局”铭青瓷盒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朝鲜半岛西南一带海岸线长、平原多、物产丰富，与中国之间海上交通便利，具有积累财富和接受先进文化的自然条件。该地区已发现京畿道杨州郡长兴面釜谷里窑址、京畿道龙仁郡二东面西里窑址、全罗北道镇安郡圣寿面道通里窑址、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一带窑址、全罗南道高兴郡豆原面去垡里窑址、黄海道松禾郡云游面周村窑址、黄海道峰泉郡圆山里窑址等。尤其是全罗南道康津郡，因具有适宜制瓷的瓷土原料、木材燃料和水源。又临近海岸，有将瓷器运到庆州、开城等地的水运条件，遂成为中心窑场，主要烧造碗、盘等生活用瓷。如这件10世纪康津郡窑场生产的青瓷碗（图7），高6厘米、口径14厘米、底径4.7厘米。胎质粗松、釉色黄绿，斜腹、玉璧底。属于高丽青瓷创烧期的标准器，与中国越窑同时期同器型产品的特征相似。对比韩国康津大口面龙云里高丽青瓷窑址（图8）和中国浙江慈溪市桥头镇荷花芯晚唐越窑青瓷窑址（图9），可以看出高丽青瓷的窑炉形制与中国越窑皆为依山而建的龙窑，都是泥点叠烧、M形匣钵装烧、支钉垫烧等多种装烧方式并存。
图7 10世纪高丽青瓷碗 康津郡窑场烧造
图8 韩国康津大口面龙云里高丽青瓷窑址
图9 中国浙江慈溪市桥头镇荷花芯晚唐越窑青瓷窑址
10世纪下半叶至12世纪，高丽青瓷技术日臻成熟。此时的中国处于唐末、五代、北宋时期。高丽窑工借鉴吸收中国各地主要窑口的技术，在装饰技法上不仅吸纳越窑刻、划工艺，还将唐末长沙窑彩绘、铁彩画、题诗，五代至北宋耀州窑模印、刻划、贴塑等技法融入进来。所烧产品胎质坚密，胎土多呈灰色或灰黄色，瓷化度不高，分量适中。釉面呈半透明状翡色，几乎无开片。晚期多数器物胎质粗松，分量稍轻。釉面肥润，多布满不规则的致密小开片，有云母状光泽。釉色以粉青和翡色为主调，极少数精品呈青翠色，多数为淡天青色，粗品釉色青中泛灰。高丽太祖王建与中国五代十国各政权交好，后梁乾化二年，后梁太祖朱温赐高丽“金棱琉璃碗十只，银棱秘色筛锣二面”，王建在《谢信物书》中写道：“金棱碗，越瓷器并诸色药物等，皆大梁皇帝降使赐贶，……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保青瓷之响。”[6]11世纪初，高丽青瓷还是仅限于贵族阶层使用的奢侈品，庶民百姓家只用铜器皿。《宋史·高丽传》载，北宋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高丽郭元来贡，自言“土民家器皿，悉铜为之”[7]。五代至北宋早期，进入高丽的越窑青瓷和定窑白瓷等产品专供王室，故数量虽不多，品质却精好。北宋中期以后，朝廷为抗衡辽国而极力拢络高丽。高丽使称“国信使”，在北宋受到高规格接待，所到之处当地知州或通判出城迎送。还在明州至汴京途中修建亭馆，高丽国信使沿途费用由当地官府负责，神宗熙宁年间又设同文馆接待。北宋末年，高丽贡赐事宜一度由总理全国军务的枢密院管辖，宋朝大量丝绸、瓷器等通过贡赐贸易进入高丽。该国不仅有来自宋廷赏赐的定窑、汝窑、官窑等，也有通过民间外贸渠道交换来的磁州窑、当阳峪窑等中国北方民窑瓷器。北宋中晚期越窑衰落，北方青瓷耀州窑兴起，进入高丽的越窑青瓷减少，耀州窑青瓷增加。耀州窑青瓷、定窑白瓷、磁州窑黑白花瓷器、景德镇窑青白瓷、当阳峪窑绞胎瓷等众多宋瓷品种进入高丽后，为其窑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技术支持。
高丽仁宗（公元1123—1146年）时期，青瓷烧造水平达到窑业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高丽仁宗元年即北宋徽宗宣和五年，是年北宋国信所提辖官徐兢随给事中路允迪出使高丽。徐兢原籍安徽和县，早年迁居江苏吴县。他18岁入太学，宣和初年任国信所提辖。国信所全称管勾往来国信所，专掌接待辽金使臣和遣使辽金之事，朝鲜半岛事务也归此机构负责。徐兢博学擅书画，该使团在高丽国都开城逗留了一个月。归国后，徐兢将所见所闻写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此书由图、经两部分组成，对高丽山川地理、风土习俗、典章制度、物产资源等做了详尽记录，计三百余条，是了解高丽中期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史料，可惜图绘部分在靖康之变中佚失。书中记述了高丽青瓷釉色、器型、品种等方面的情况，并将高丽“翡色”青瓷与唐宋越窑秘色瓷和北宋汝窑瓷相提并论。“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为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8]目前尚未发现与徐兢所述完全吻合之器型，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现藏两件香炉，分别具备部分特征：一件是高丽仁宗时期青瓷狻猊纽盖香炉（图10），国宝第60号，高21.2厘米、口径16.1厘米。“狻猊出香”、“ 上为蹲兽”，下承炉身，底设三兽足。另一同时期青瓷七宝透雕香炉（图11），国宝第95号，高15.3厘米、足径11.2厘米。上部出香处为透雕花球，“下有仰莲以承之”，仰莲式炉身下是一承盘，底设三兔足。“秘色”一词最早见于晚唐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9]五代吴越钱氏政权控制了越窑窑场后专烧供奉瓷，因庶民不得使用，产品又秘不示人，且釉药配方和制作工艺皆保密，故名。正如赵令畤在《侯鲭录》中所载：“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之，故云秘色。”[10]汝州新窑器”指专供北宋宫廷的汝窑瓷器，窑址位于河南宝丰清凉寺。据考古资料可知，该窑场对落选品实行集中处理，已具备宫廷所设官窑的供御雏形。“下有仰莲以承之”形制的香炉,在北宋汝窑中有烧造。2000年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窑址出土一汝窑香炉残件（图12），高13.6厘米，口径15厘米，底径16厘米，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通体施纯正天青釉，仅着地处有一周露胎。上作子口，腹部模印三层莲瓣纹，束腰凸出三个乳钉纽，底座呈荷叶状向上翻卷。北宋政和、宣和年间，汝窑窑场被宫廷垄断，而此时期高丽青瓷也有相同器型（图13）。高丽王朝能在宣和五年之前就仿烧出造型和质量都类似汝窑的瓷器，说明北宋汝窑这种高端烧造技术也传入高丽，这使该国青瓷的质量得以比肩宋朝。
图10 高丽仁宗时期青瓷狻猊纽盖香炉
图11 12世纪上半叶高丽青瓷七宝透雕香炉
图12 北宋汝窑香炉残件
图13 12世纪高丽青瓷香炉
二、唐宋茶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发展
入唐的新罗求法僧人和求学文士将唐茶饮法和茶仪等带回国后，朝鲜半岛的饮茶之风盛行起来。半岛南部洛东江下游的伽倻地区土地肥沃，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兴德王三年“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贡，文宗召对于麟德殿，宴赐有差。入唐廻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11]善德王在位之时，中国正值唐初，茶已在朝鲜半岛传播。兴德王三年是唐太和二年（公元828年），金大廉遵王命种茶的地理山，位于今韩国智异山南双溪寺一带。该书还记新罗散文家、学者薛聪所作寓言散文《花王戒》，其中谈到茶的功效。“又有一丈夫，布衣韦带，戴白持杖，龙钟而步，伛偻而来曰：'仆在京城之外，居大道之旁，下临苍茫之野景，上倚嵯峨之山色，其名曰白头翁。窃谓左右供给虽足，膏粱以充肠，茶酒以清神，巾衍储藏，须有良药以补气，恶石以蠲毒。”[12]
新罗人饮用的国产茶和进口唐茶都是饼茶，曾在僖宗时期入唐为官的新罗文士崔致远（公元875一?年）自称道家，因思想倾向于儒家，被尊为“海东孔子”。在其为双溪寺真鉴国师（公元775一850年）所作碑文中记有新罗人饮用饼茶的情景，“复有以汉茗为供者，则以新爨石釜，不为屑而煮之。曰吾不识是何味，濡腹而已。守真忤俗，皆此类也。”[13]他在《谢探请料钱状》中，讲自己在扬州任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僚时，因见到新罗使臣的船只，就给父母买了茶和药，附家书一封捎回国。“伏蒙太尉念扫德门，许迁代舍。濡毫染牍，深惭雪苑之清才；顶豸腰鱼，遽忝霜台之峻秩。传天上披朱之命，荣日边垂白之亲。以宣父见知，则实同陈隼；以远人多幸，则不让汉貂。虽乖就养无方，必想宗族称孝。然而烟波阻绝，难申负米之心；……况久无乡使，难附家书，惟吟《陟岵》之诗，莫遇渡溟之信。今有本国使船过海，某欲买茶药寄附家信。……伏惟太尉念以依门馆次三千客，别庭闱已十八年，既免行佣，有希反哺，特赐探给三个月料钱。所兾禄遂及亲，远分光于异域。”[14]文中写到他在高骈太尉处受到重用和礼遇，又提及对父母和家乡的思念，为了给父母买茶和药，预支了三个月的俸禄。不久，又得到高骈送的茶，遂作《谢新茶状》赞美蜀冈茶，讲到煎茶法及饮后感受。“右某今日中军使俞公楚奉传处分，送前件茶芽者。伏以蜀冈养秀，隋苑腾芳，始兴采撷之功，方就精华之味，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若非静揖禅翁，即是闲邀羽客，岂期仙贶，猥及凡儒。不假梅林，自能愈渴；免求萱草，始得忘忧。下情无任感恩惶惧激切之至。”[15]
钦敬佛法的新罗王子常以茶供养佛菩萨，《三国遗事》中记有两位王子宝川和孝明在今韩国江原道五台山修行，每日汲水煮茶供养菩萨。“藏师之返新罗，净神大王太子宝川、孝明二昆弟，……逃隐五台山。每日寅朝，文殊大圣到真如院，……二公每汲洞中水，煎茶献供，至夜各庵修道。”[16]新罗王子金乔觉（公元696－794年）在中国九华山修行，“金地茶，出九华山。相传金地藏自西域携至者。”[17]他有一首七律诗《送童子下山》，满怀对童仆的关爱。“空门寂寞汝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爱向竹栏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添瓶涧底休招月，烹茗瓯中罢弄花。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18]由以上文献可知，茶是新罗王子出身的佛门修行者重要的随身之物。
风流道是产生于朝鲜半岛的本土宗教，真兴王“三十七年春，始奉源花初君，臣病无以知人。欲使类聚群游，以观其行义，然后举而用之。……更取美貌男子，妆饰之，名花郎以奉之。徒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遊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故金大问花郎，世纪曰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崔致远鸾郎碑序曰：'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19]又见高丽李仁老《破闲集》：“鸡林旧俗，择男子美风姿者，以珠翠饰之，名曰花郎，国人皆奉之，其徒至三千余人。若原、尝、春、陵之养士，取其颖脱不群者爵之朝，唯四仙门徒最盛，得立碑。”[20]游历山川是风流道花郎的修炼方式之一，他们在山水间烹茗遊娱，逐渐发展出花郎茶事。据新罗文人张延祐《寒松亭曲》：“月白寒松夜，波安镜浦秋。哀鸣来又去，有信一沙鸥。”寒松亭“在江原道江陵市东北十五里，亭旁有茶泉、石灶、石臼，传说即述郎仙徒所游处。”“镜浦湖在江原道江陵市东北十五里，湖周二十里，水净如镜，不深不浅，才没人肩，四面中央如一。”[21]“金兰境有寒松亭，昔四仙所逰，其徒三千，各种一株，至今苍苍然拂云，下有茶井。”[22]高丽末期学者安轴（公元1287—1348年）五言律诗《题寒松亭》也吟诵花郎茶事遗迹，“四仙曾会此，客似孟尝门。珠履云无迹，苍官火不存。寻真思翠密，怀古立黄昏。唯有煎茶井，依然在石根。”[23]
高丽僧一然在《三国遗事》卷二中载：“王（景德王）御国二十四年（公元763年），……三月三日，王御归正门楼上，谓左右曰：'谁能途中得一员荣服僧来？’于是，适有一大德，威仪鲜洁，徜徉而行，左右望而引见之。王曰：'非吾所谓荣僧也。’退之。更有一僧，被衲衣，负樱筒，从南而来。王喜见之，邀致楼上，视其筒中，盛茶具已。曰：'汝为谁耶？’僧曰：'忠谈。’曰：'何所归来？’僧曰：'僧每重三、重九之日，烹茶飨南山三花岭弥勒世尊，今兹既献而还矣。’王曰：'寡人亦一瓯茶有分乎？’僧乃煎茶献之。茶之气味异常，瓯中异香郁烈。”[24]花郎出身的僧人忠谈每年重三、重九日，背负盛有茶器的樱筒，向南山三花岭弥勒世尊奉茶。恰好是年三月三日遇王，又为王献茶。另见该书卷五：“景德王十九年（公元760年）庚子四月朔，二日并现，挟旬不灭。日官奏请：'缘僧，作散花功德则可禳。’于是洁坛于朝元殿，驾幸青阳楼，望缘僧。时有月明师，行于阡陌时之南路。王使召之，命开坛作启。明奏云：'臣僧但属于国仙之徒，只解乡歌，不闲声梵。’王曰：'既卜缘僧，虽用乡歌可也。’明乃作《兜率歌》赋之。……既而日怪即灭。王嘉之，赐品茶一袭、水精念珠百八个。忽有一童子，仪形鲜洁，跪奉茶珠，从殿西小门出。明谓是内宫之使，王谓师之从者，及玄徵而俱非。王甚异之，使人追之，童入内院塔中而隐。茶珠在南壁画慈氏像前。”[25]这位只懂乡歌，不会梵语赞诵的月明师也是花郎出身，遵王命唱祈愿弥勒的兜率歌后，天上出两个太阳的怪现象消失，因此被王赏赐一套品茶器具和108籽水晶念珠。月明师的至诚乡歌招感了神迹，那位消失在内院塔中的灵童在南壁画弥勒菩萨像前放置的供物正是茶和念珠。
《三国遗事》卷二收录文宗(公元1046--1083年)时期金良鉴所撰《驾洛国记》，记有统一了朝鲜半岛的新罗第三十代君主文武王金法敏的外族祖先，是金官伽倻的始祖金首露王，遂在文武王元年（公元661年）将首露王庙合祀于新罗宗庙。“洎新罗第三十王法敏，龙朔元年辛酉三月日，有制曰：'朕是伽倻国元君九代孙仇衡王之降于当国也，所率来子世宗之子、率友公之子、庶云匝干之女文明皇后实生我者。兹故元君于幼冲人，乃为十五代始祖也。所御国者已曾败，所葬庙者今尚存。合于宗祧，续乃祀事。仍遣使于黍离之趾，近庙上上田三十顷，为供营之资，号称王位田。付属本土王之十七代孙赓世级干，祗禀朝旨，主掌厥田。每岁时酿醪醴，设以饼饭、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坠。其祭日不失居登王之所定年内五日也。芬苾孝祀，于是乎在于我。’”[26]这次祭祖仪式上的供品中就有茶。
高丽王朝为太祖王建立国（公元923年）至恭让王四年(公元1392年)共475年，历经中国五代后唐至明太祖时期。新罗时期的饮茶生活主要流行于王室贵族、僧侣文士等社会中上层，高丽时期普及到民间，出现茶店等大众消费场所，进而刺激了社会对茶具的需求。朝鲜半岛饮茶方式与中国同步，新罗和高丽早期流行唐朝煎茶法，即：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内煎煮，再用勺盛到碗中饮用。高丽中晚期采用宋朝点茶法。南宋道人葛长庚在《水调歌头·咏茶》中对采茶、制茶、备茶、品茶过程作了详细描绘：“二月一番雨，昨夜一声雷。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碾破香无限，飞起绿尘埃。汲新泉，烹活火，试将来。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27]高丽茶诗中提到的土产茶有脑原茶、大茶、孺茶、露芽茶、婴儿茶、叶茶、紫霞茶、香茶等，还有味道苦涩的茗茶、御茶、佳茗、芽茶、茅茶、山茶、野茶、仙茶、芳茶等。进口的宋茶有龙凤茶、腊茶、龙凤茗团、建溪茗、曾坑茶、双角龙茶等。高丽和朝鲜时期都有为国家制茶的茶所，《世宗实录·地理志》载，贡茶产地在全罗道长兴都护府“茶所十三：绕良、守太、七百乳、井山、加乙坪、云高、丁火、昌居、香余、熊岵、加佐、局开、安则谷。”全罗道长兴都护府同福县“古茶所，瓦村，今称瓦旨茶贡里”。全罗道罗州牧茂长县“茶所二龙山梓亦。”[28]
唐宋寺院清规传到高丽后，当地僧人效仿其中茶礼，制定出融合了寺院清规和儒家祭祀的佛门茶礼。茶偈曰：“我今特此一椀茶，变成无尽甘露茶，奉献十方三宝尊，愿垂慈悲哀纳受。我今清净水，变为甘露茶，奉献三宝前，日日无数礼。”[29]高丽前期，王聘请僧人为国师，王及眷属以茶供佛，并向僧人赐茶。光宗为功德斋亲手碾茶，亲自舂粮。崔承老奏议《上时务疏》云：“芻粟省飞挽之费矣。窃闻圣上为设功德斋，或亲碾茶，或亲磨麦。臣愚，深惜圣体之勤劳也。此弊始于光宗崇信谗邪，多杀无辜；惑于浮屠果报之说，欲除罪业，浚民膏血，多作佛事，或设毗卢遮那忏悔。”[30]文宗二十一年（公元1067年）秋九月“丁酉国师海麟（公元984—1067年）请老还山。王亲饯于玄化寺，赐茶、药、金银器皿、彩段、宝物”。[31]肃宗四年（公元1099年）秋九月“丁卯王率王妃元子两府群僚及祐世僧，统幸三角山，闰月壬申次常慈寺。甲戌，幸僧伽窟设斋，仍施银香椀、手炉各一事，金刚子水精念珠各一贯，金带一腰，并金色果绣幡茶香，衣对金绮。”[32]毅宗十三年（公元1159年）三月“乙亥幸玄化寺，东西两院僧各设茶亭，迎驾竞尚华侈。”[33]“恭愍王五年（公元1356年），“王幸奉恩寺，听僧普虚说法，公主从，太后继至，侍女、僧徒杂遝无别。王又邀普虚于内殿，公主、太后喜，泣下霑襟，亲侑茶果。公主施琉璃盤、瑙瑙匙等物”。[34]
高丽太祖王建为巩固统治，对新罗遗民实施怀柔政策，常赐予土产脑原茶、大茶、孺茶等，并形成赐茶传统，以后君王承袭祖制。太祖十四年（公元931年）“秋八月癸丑，遣甫尹善规等，遗罗王鞍马、绫罗、綵锦。并赐百官綵帛，军民茶、幞头，僧尼茶、香。有差。”[35]“文宗三年（公元1049年）春三月“庚子，飨八十以上国老、尚书右仆射崔辅成，司宰卿赵顒，太子詹事李泽成等于阁门。王亲临赐酒，仍赐辅成、顒等，公服各一袭，幞头二枚，脑原茶三十角，泽成公服一袭，许令閤门乘马，出正衙门，三老固辞。翼日，飨庶老男女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鳏寡孤独废疾于毬庭，賜物有差。”[36]高丽初年，崔承老奉王命提出有关社会改革及中国观察的时务策二十八条。成宗“八年（公元989年）五月，守侍中崔承老卒，王恸悼。下教褒其勋德，赠太师。赙布千匹、面三百石、粳米五百石、乳香百斤、脑原茶二百角、大茶十斤。”[37]除土产茶外，还赐宋茶。睿宗七年（公元1112年）“冬十月庚寅，以宋国信龙凤茶，分賜宰臣。”[38]文宗三十二年（公元1078年）六月丁卯，“赐卿国信物等具如别录，……别赐龙凤茶一十斤，每斤用金镀银竹节合子，明金五彩装腰花板朱漆匣盛，红花罗夹帕复，龙五斤、凤五斤。”[39]睿宗七年（公元1112年）“冬十月庚寅，以宋国信龙凤茶，分赐宰臣。”[40]
在太祖王建的积极推动下，高丽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茶礼文化，在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上都有相应的进茶仪礼。如《吉礼中祀·文宣王庙》：“阁门使传宣就座赐茶，舍人赞拜，王太子宰枢以下群官及监学官学生，皆再拜。讫，王太子以下群官升堂，各就座。后立舍人，称各就座。王太子以下，皆就座。赐茶毕，监学官学生于庭下立，受茶舍人引降阶就位。舍人赞拜，王太子及宰枢以下群官及监学官、学生皆再拜。讫，舍人分引以次出王降座，还大次乘舆还内如来仪。”[41]《凶礼·重刑奏对仪》：“执礼，承传云赐座。执礼，微喝再拜，引上殿，坐东边褥位。茶房参上员，从夹户入进茶。内侍七品员，去盖子。执礼，上殿前楹外，面拜劝茶，放后下殿。次院房八品以下，进宰枢茶。执礼，又上殿，伏面请茶出。”[42]大观殿举行的册封太后的典礼由“丽正宫遣使上册日”、“大观殿上册”、“赐群臣宴”三部分组成，其中也有茶礼。“阁使引太尉司徒就本位，喝，再拜。讫，持节者引册宝物状，执事官抬举前导，出自中门，安于楼子。太尉司徒从出，王入内进物，担床前行。次行炉茶担、次绞床、水灌子。”[43]此外，“册王妃仪”、“元子诞生贺仪”、“册王太子仪”、“王太子称名立府仪”、“王太子纳妃仪”、“公主下嫁仪”等典礼中也有茶礼。正月初一举行元会仪，“其日早陈繖扇、水精、钺斧于殿庭，如常仪。尚食、茶房，宿设寿尊所于殿阶上，东边有同设臣僚尊所于殿阶下。……太子令公就洗所盥手，如常仪。茶房先进茶，后行酹酒。”[44]茶房是高丽管理朝廷或王室茶务的官厅，王出行时有茶军士搬运茶器等物品，他们跟随在仪仗队中，在燃灯会和八关会、功德祭或祈雨祭时，负责王室在宫外的献茶等事宜。
燃灯会供养释迦牟尼佛，每年二月二十五日举行；八关会祭拜五岳神、名山大川神、龙王等，每年十一月十五日举行。是日，王向释迦牟佛、诸天神敬祷献茶。燃灯会“大会日坐殿，王出御，便次承制员近侍官、阁门员及诸宿卫中禁都知牵龙官殿门内外卫仗等礼数及教坊奏乐并如小会仪。便殿礼毕，茶房设果案于王座前，设寿尊案于左右花案南。……取上命近侍官进茶，执礼官向殿躬身劝，每进酒进食，执礼官皆向殿躬身劝，后皆仿此。次赐太子以下侍臣茶，茶至，执礼官赞拜，太子以下再拜执礼官赞饮，太子以下皆饮讫揖。”[45]八关会“大会日坐殿，王初御宣仁殿，承制以下近侍官及后殿官起居讫，出御大观殿。侍臣起居及御仪凤楼上，行香酌献。……又如小会仪，次近侍官进御茶食，执礼官向殿躬身劝。次设太子以下侍臣茶食，食至，执礼官赞拜，太子以下侍臣，皆再拜就座，受食，食讫起揖。殿上进茶进酒，进食，及太子以下侍臣赐茶行酒设食礼数，乐作止，并如小会仪。”[46]
在外交场合，高丽有迎接外国使节的茶礼。据《迎北朝诏使仪》载：“舍人喝再拜，奏圣礼。舍人喝再拜，进步致辞。舍人喝再拜，阁使传有教赐客，省茶酒食。舍人喝再拜，引出殿门。王就座后，阁门员引下。节入殿庭，再拜，奏圣礼。再拜，阁使传有教，赐所司酒食。喝，再拜。出门讫进茶，初盏亲劝，使臣还酬再拜，就座饮讫，相揖还就座。”[47]土产脑原茶等也作外交国礼，靖宗四年（公元1038年）秋七月甲寅，“金元冲还自契丹诏曰：省所上表……谢恩令朝贡，并进捧金吸瓶、银药瓶、幞头、纱纻布、贡平布、脑原茶、大纸、细墨、龙须䔲席等事，具悉。”[48]仁宗八年（公元1130年）春三月已未，“卢令琚等还自金诏曰：省所上称谢，进奉银器、茶、布等物，并付进誓表，事具悉。”[49]
朝鲜时代的李奎象在《并世才彦录》中称：“我东自箕子朝鲜新罗立国，而儒术无闻。崔文昌、薛弘儒，皆以文发迹。高丽以禅立国，以僧亡国，丽末牧隐圃隐，始倡理学，我朝全以儒立国。”[50]高丽文人创作了大量禅意高妙的茶诗，可见点茶生活在这一群体中的普及程度。高丽中期“海左七贤”林椿、李仁老、吴世才、赵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写有不少茶诗。如李奎报(公元1168—1241年)在《谢人赠茶磨》诗中描述了磨茶粉的情景，“琢石作弧轮，回旋烦一臂。子岂不茗饮，投向草堂里。知我偏嗜眠，所以见寄耳。研出绿香尘，益感吾子意。”[51]宋人苏轼《送南屏谦师并引》诗云：“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52]时年26岁的李奎报科举失意、父亲离世，身心倍感煎熬，遂追和苏轼此诗，作《游天和寺饮茶用东坡诗韵》。“一筇穿破绿苔钱，惊起溪边彩鸭眠。赖有点茶三昧手，半瓯雪液洗烦煎。”[53]他将乳状白色茶汤称为“雪液”，让这“半瓯雪液”涤荡愁烦的心绪。他还有一首《云峰住老圭禅师，得早芽茶示之，予目为孺茶，师请诗为赋之》：“砖炉活火试自煎，手点花瓷夸色味。黏黏入口脆且柔，有如乳臭儿与稚”[54]，不仅大赞孺茶的色味口感，还感叹“吃茶饮酒遣一生，来往风流从此始”[55]。孺茶难得，须在溪水边残雪中抽芽，其采摘、焙成团饼等工艺相当复杂，李奎报有幸尝到禅师用惠山泉水煎的孺茶，因作诗答谢禅师。
三、高丽青瓷的对外输出与本土化风格的形成
11世纪中期，高丽青瓷除仿金银器的壶、敞口瓶等造型仍带有中国风格之外，生活日用瓷碗、盘等已本土化。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高丽成为东亚瓷器输出国。在内蒙古兴安岭辽圣宗永庆陵（建于公元1031年）、庆州罕山城辽墓遗址中，都发现了阴刻纹高丽青瓷残片，其中的精品釉层薄、色如翠，釉质晶莹剔透。高丽青瓷在南宋市场上更是享有盛誉，据南宋太平老人《袖中锦》“天下第一”云：“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瓷、浙漆、吴纸、晋铜、西马、东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兴化军子鱼、福州荔眼、温州挂、临江黄雀、江阴县河豚、金山卤豉、简寂观苦笋、东华门把鲊、京兵、福建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长老、京师夫人，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56]文中将高丽青瓷精品称作“高丽秘色”，可见它在南宋人心中的地位。从考古资料看，浙江杭州、宁波等南宋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是高丽青瓷的重要输入地。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建设的全面铺开，杭州城多地相继出土了高丽青瓷，主要为残件。其中翡色青瓷多出土于南宋皇城周围区域，有的还与南宋官窑青瓷相伴而出，而镶嵌青瓷出土的区域更广。在2001年杭州吴山发现的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水池中，发现少量南宋中晚期的高丽青瓷残片（图14），可辨器型有盘、炉、瓶、罐等。胎质较细腻，胎体以淡灰色为主，釉色清透，呈淡青或青绿色。装饰技法有刻划、釉下镶嵌等，以花卉纹为主，也有莲瓣纹和回纹等。南宋皇城区域还发现一些翡色青瓷盖上刻有“贵妃”铭文（图15），应是宫中某位贵妃之物。位于东海之滨的宁波古称明州，宋时在此设有管理对高丽和日本贸易的市舶司，而设置高丽使馆的历史可上溯至北宋初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北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明州设“高丽司”专事与高丽国往来政务，并在月湖东岸“菊花洲”上建高丽使行馆，作为北宋官方接待高丽使的住所。北宋末期，由于北方战争引起的交通阻塞，明州一度成为对高丽等国官方往来及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港口，因此宁波出土的高丽青瓷也较多。宁波港发现的12世纪高丽青瓷阳刻莲瓣纹香炉残件（图16），在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有一件完整器（图17）。高18.9厘米、直径14.6厘米。通身施釉，炉身内底有四处白色耐火土支烧痕，可知其装烧方式为覆烧。炉身下端以莲瓣纹为饰，器座上阴刻荷叶纹。宁波港出土的香炉残件与之器型相同，失器座。浙江既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又是代表中国最高水平青瓷越窑、官窑、龙泉窑的烧造中心。而高丽青瓷却凭实力成功打入这一市场并进入南宋宫廷，赢得使用官窑和高端龙泉窑瓷器的南宋上层人士的认可。
图14 南宋杭州恭圣仁烈皇后宅出土的高丽青瓷残片
图15 “贵妃”铭高丽青瓷盖残片
图16 12世纪高丽青瓷高足杯 宁波港出土
图17 12世纪高丽青瓷阳刻莲瓣纹香炉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经过长期向中国南、北方瓷窑学习，高丽窑工积累了丰富的制瓷经验，他们借鉴本国漆器嵌螺钿和珐琅镶嵌等工艺，在12世纪下半叶创烧出独具高丽民族特色的镶嵌青瓷，并实现量产。韩国国家博物馆藏一套12世纪高丽青瓷镂空方形盖盒，盒分两层，上层左格内置一组化妆用粉盒，四个如意云头粉盒围住中间的圆盒（图18），如意云头粉盒的形制、三组草花式装饰布局都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高丽嵌螺钿黑漆盒（图19）类似，这是高丽镶嵌青瓷向本国漆器嵌螺钿工艺借鉴的实例。在仁宗（恭孝王王楷）、毅宗（庄孝王王晛）、明宗（光孝王王皓）时代（公元1123—1197年），形成青瓷烧造的第二个高峰。《高丽史》卷十八“世家”毅宗十一年（公元1157年）四月条记载：“……又毁民家五十余区，作太平亭……其北构养怡亭，盖以青瓦。”[57]最早见到的青瓦实物，是开城望月台旧址发现的青瓷瓦残片。1963年以后，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发掘的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沙堂里堂前村青瓷窑址中，出土了大量青瓷原瓦及残片。如12世纪中叶青瓷印花牡丹唐草纹瓦（图20），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宽20.3厘米，工艺考究。康津郡大口面沙堂里窑址形制为龙窑，窑炉长度略短于越窑，装烧量也少于越窑。此时期流行的镶嵌青瓷工艺，是先在胎体上刻划纹饰，有阴刻、阳刻、圆雕、透雕等几种装饰技法。阴刻是以木、竹或铁刀刻划纹饰，施釉后胎体表面的刻痕能使釉色呈现浓淡变化，具有很强的立体感。阳刻是在胎体上进行雕刻，或将立体纹饰贴塑于胎体表面。再根据需要向刻槽内填入赭、白双色土酱填平刻痕，再入窑素烧。烧成后的赭土部分变成黑色，白土部分仍为白色。再在烧好的素胎上施青釉，第二次入窑烧制。成品在略带开片的透明青釉下，显现黑白双色镶嵌纹饰。此工艺出现于11世纪，早期只用来镶嵌铭文，装饰效果见杭州工地出土的高丽青瓷壶残片上的“福”字（图21）。随着青瓷技法的不断成熟，出现了铜彩、铁彩、堆花、填金等多种工艺，镶嵌技法也得到普及。产品多施满釉，有些底足刮釉。胎质较坚密，胎体呈灰色或灰白色。常见牡丹、唐草、石榴、葡萄、双鱼、蝴蝶、飞鸟、猿猴、童子、垂柳、松竹梅等纹饰。镶嵌青瓷在构图技法和画风上具有典型的高丽民族特色，已摆脱对中国诸窑口产品的模仿，成为朝鲜半岛真正意义上的本土青瓷。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12-13世纪高丽青瓷镶嵌竹鹤纹梅瓶（图22），高29.2厘米、最大腹径17.6厘米。口部折沿，细颈，丰肩，肩下渐敛，圈足。底足施满釉，有六处支钉痕。肩部绘相连的下垂云肩纹，云肩内绘荔枝纹。腹部绘竹鹤纹，鹤有六种姿态。胫足部绘一周仰莲瓣纹，最下是回纹。通体纹饰均以赭土和白土表现画面中的黑白两色。这种工艺耗力费时，把握火候的难度高，烧成难度大。为使镶嵌效果得到更好体现，釉面须具有透明的玻璃质感，因此釉层要薄。又因釉质硬度增加，导致釉的膨胀系数大于坯的膨胀系数，入窑烧制后釉面产生较大的张应力，故釉面出现开片，釉中含有大量小气泡。这种从装饰技法到绘画风格都迥异于中国的青瓷，一直流行到13世纪初。13世纪中叶以后，高丽青瓷的烧造水平开始下降，至14世纪末走向衰落，逐步被粉青砂器和白瓷所取代。
图18 12世纪高丽青瓷如意云头粉盒韩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9 高丽嵌螺钿黑漆盒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20 12世纪中叶 青瓷印花牡丹唐草纹瓦 韩国康津郡沙堂里窑址出土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21 高丽青瓷壶残片上的“福”字
图22 12-13世纪 高丽青瓷镶嵌竹鹤纹梅瓶
四、朝鲜半岛所用中国及本土茶器
唐代茶圣陆羽《茶经》谈到烹茶品饮“之器”中的瓷茶器，“鹾簋，以瓷为之。圆径四寸，若合形，或瓶、或罍，贮盐花也。其揭，竹制，长四寸一分，阔九分。揭，策也。”[58]鹾簋是盛盐的容器，揭与鹾簋搭配使用，是用竹片制成的取盐工具。“熟盂，以贮熟水，或瓷，或沙，受二升。”[59]储放熟水的“熟盂”，为瓷或陶所制。他从品茗角度评价了当时几处著名窑口茶碗的优劣。“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育《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60]陆羽认为映衬茶之汤色最美的碗，是越窑青瓷。又见唐人陆龟蒙《越窑茶瓯》诗云：“昔人谢塸埞，徒为妍词饰。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光参筠席上，韵雅金罍侧。直使于阗君，从来未尝识。”[61]新罗在引进中国茶时，也接受了唐人对茶碗的审美偏好。仅位于庆州的新罗时代东宫废墟雁鸭池一带，就出土了大量敞口、腹壁斜直、玉璧底的青瓷瓯（即茶碗）残片。它们是当时越窑青瓷的大宗产品，最早见于唐中晚期上虞、慈溪等地窑址中。
建窑、吉州窑、定窑等窑场生产的黑釉、褐釉、紫金釉茶盏，专为宋时兴起的点茶需求烧造。宋人蔡襄《茶录》云：“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62]《大观茶论》中谈盏：“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直立，易以取乳；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然须度茶之多少，用盏之大小。盏高茶少，则掩蔽茶色；茶多盏小，则受汤不尽。盏惟热，则茶发立耐久。”[63]《茶录》中也有“凡欲点茶，先须熁盏令热，冷则茶不浮”[64]的说法。建盏品种较多，而宋代茶人认为，宜于点茶之器，非建窑兔毫盏莫属，且以“玉毫条达者为上”，即盏内壁兔毫纹较长，排列整齐呈放射状分布（图23）。建盏黑釉为石灰碱釉，着色剂是含铁量较高的化合物，烧成温度在1200℃以上。胎土以含铁质多的红、黄土粉碎，故胎体厚重压手、含沙量明显，烧成后的胎质呈黑、灰黑、黑褐色。建盏除黑釉与乳状白色茶汤之间可呈现黑盏白汤的反差美之外，还因其铁胎厚重的特点，具有易于导热和保温的物理性质，故点茶宜建盏是审美和功能性双重选择的结果。
图23 宋建窑黑釉兔毫束口盏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2中提到的茶器，为高丽匠人所制，它们是了解高丽茶器的线索。“……益治茶具。金花乌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65]两宋文人喜爱釉上绘金、银彩的茶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一件北宋中晚期定窑黑釉金彩花蝶纹茶盏（图24），敞口、直腹、圈足，金彩饰口沿一周，内壁中间用金彩绘三组对蝶纹分割区域，每个区域内又以金彩绘三组扇形草花纹，此类茶盏或为高丽窑工烧制“金花乌盏”的蓝本。又见北宋欧阳修《玉楼春·十七》词有“金花盏面红烟透”[66]之句，所指是当时定窑烧制的另一种金彩茶盏，实物见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北宋紫金釉金银彩牡丹花纹茶盏（图25）。南宋时还向高丽输出一种银花乌盏，高丽遗址出土的建窑系黑釉银彩牡丹纹茶盏（图26），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碗内壁用银彩绘牡丹花，花瓣内分别写“寿”、“山”、“福”、“海”四字。银彩虽已脱落，而牡丹纹依稀可辨。这种产品称“银兔毫”，系建窑附近武夷山遇林亭窑烧造。受宋人审美影响,高丽进口了不少宋朝绘金、银花的茶盏，当地窑工也仿它们烧出”金花乌盏”。
图24 北宋中晚期定窑黑釉金彩花蝶纹茶盏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25 北宋紫金釉金银彩牡丹花碗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26 宋建窑系黑釉银彩牡丹纹茶盏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为防止手持盛有热水的茶盏和汤瓶烫手，或将之置桌上烫坏桌案，故唐宋人使用茶盏和汤瓶时，其下配托。关于茶托的起源，据唐末人李匡乂《资暇集》载:“茶托子，始建中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烫指，取碟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碟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代蜡环，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当代，是后传着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贞元初，青郓油缯为荷叶形，以衬茶碗，别为一家之碟，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今升平崔家，讯则知矣。”[67]茶托有髹漆和瓷质两种，瓷质名品见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北宋汝窑青瓷茶托（图27），高6.5厘米、托沿直径17厘米。托沿微向上翘，作五瓣葵花式。托圈为碗状，直口微敛，中空无底，高圈足外撇（图28）。周身施满釉，青中带碧。釉面有网状小开片，圈足底部的五个支钉痕处露香灰胎色。几乎同一时期，高丽窑工以同种工艺仿烧出造型类似的青瓷茶托（图29）。高6.8厘米、长17.5厘米、宽18.2厘米，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托口呈碗状（图30），托沿作六瓣花形，底为圈足。施满釉，釉色灰青，釉质温润，裹足支烧，底部有四处支钉痕。关于茶盏与盏托的搭配方式，见12世纪上半叶高丽青瓷阴刻纹花形茶盏及托（图31），盏高5.4厘米，直径10.9厘米。托高5.3厘米，直径14.9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图27 北宋汝窑青瓷茶托 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
图28 北宋汝窑青瓷茶托俯视图 英国大维德基金会藏
图29 12世纪上半叶高丽青瓷花形茶盏托
图30 12世纪上半叶高丽青瓷花形茶盏托俯视图
图31 12世纪上半叶高丽青瓷阴刻花纹花口茶碗和茶托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1：“汤壶之形，如花壶而差匾。上盖下座，不使泄气，亦古温器之属也。丽人烹茶多设此壶。”[68]汤壶即汤瓶，又谑称“汤提点”。上口有盖，下底配托。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强调汤瓶口嘴对点茶操作的影响，“瓶宜金银，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利害，独瓶之口觜而已。觜之口欲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觜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69]汤瓶有金、银等金属材质和瓷质两类，金属质地者可直接放在火上加热。日本京都大德寺收藏的南宋周季常、林庭珪《五百罗汉图》中有个“备茶”场景，画面左上方胡僧模样的小沙弥正持茶杓在清泉边接水（图32），接好的泉水显然是为了注入右手所持的汤瓶中直接加热，故此汤瓶应为金属质地。瓷质汤瓶实物见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北宋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瓜形汤瓶（图33），口沿带盖，盖上花形纽。短粗颈、瓜棱形圆腹、平底，前有流，后带执。因该馆所藏宋瓷多为日据时期出土的盗掘品，流散、征集过程中难免失托、失盖。盖、托俱全的高丽青瓷汤瓶，见韩国康津郡窑场烧造的这套12世纪产品（图34）。汤瓶高22.4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7.8厘米。口沿带盖、珠形纽。粗长颈、圆腹、平底，前有流，后有大弧度弯曲的执。执、盖上各有一系，便于穿绳。承盘花口，高5.3厘米、口径19.1厘米、底径11厘米。
图32 南宋 周季常、林庭珪绘《五百罗汉图 备茶》局部"备茶"
图33北宋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瓜形汤瓶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34 12世纪 高丽青瓷汤瓶和承盘
南宋道人葛长庚在《水调歌头·咏茶》中对采茶、制茶、备茶、品茶作了详细描绘：“二月一番雨，昨夜一声雷。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碾破香无限，飞起绿尘埃。汲新泉，烹活火，试将来。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70]将成品茶研成末的研磨工具，按出现时间的先后顺序有茶研钵（茶臼的一种）、茶碾、茶磨三种。茶研钵的出现最早，据三国魏张揖《广雅》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71]多呈碗状，分浅腹和深腹两类。内壁涩胎无釉，有纵横交错的网状划痕，以增大摩擦力，与茶杵搭配使用。图像见山西洪洞元代壁画《尚食图》（图35）中描绘的膳食房一角，最上层中间红衣仕女左手持茶研钵，右手持杵正捣茶末。实物见韩国新安沉船中出水的一套宋代龙泉窑青釉茶研钵及茶杵（图36），茶研钵浅腹、敞口，腹壁渐敛。外施粉青釉，饰莲瓣纹，内涩胎无釉带旋纹，卧底。茶杵呈八方形，施粉青釉，上细下粗，粗端无釉。高丽烧造的12世纪青瓷阳刻堆白仰莲瓣纹茶研钵（图37），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高9.8厘米，直径14.9厘米。深腹、口沿下内收，钵身阳刻一周仰莲瓣纹。外施翡色青釉，莲瓣上方堆白、划短阴线示意莲心花蕊。内壁涩胎无釉，圈足，底施满釉，有四个支钉痕。该馆另藏一件12-13世纪高丽青瓷茶杵（图38），高19.3厘米。八方形，施青釉，下部微延展，涩胎无釉。虽说二器并非一套，但皆为高丽本土产青瓷，可见用研钵和杵研磨茶末的方式，也从中国传到朝鲜半岛。
图35 山西洪洞元代壁画《尚食图》捣茶
图36 宋代龙泉窑青釉茶臼及茶杵 韩国新安沉船出水
图37 高丽青瓷阳刻堆白仰莲瓣纹茶臼
图38 高丽青瓷茶杵
前述《五百罗汉图》“备茶”画面的最下方左侧，还绘一小鬼坐在地上用茶碾碾茶（图39）。他左手边放着木待制（把茶饼放在里面敲碎的工具），右侧地上置一花口浅盘，盘内有宗从事（把茶末从茶碾中扫入茶罗的棕刷）、茶匙（取茶末或击拂汤花的工具）、两个筒式茶盒（用于储存被茶罗筛细的茶末）。茶碾出现于唐代，陆羽《茶经·四之器》中称：“碾，以橘木为之，次以梨、桑、桐、柘为之。内圆而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外方制其倾危也。内容堕而外无余木。堕，形如车轮，不辐而轴焉。长九寸，阔一寸七分。堕径三寸八分，中厚一寸，边厚半寸，轴中方而执圆。”[72]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银鎏金錾刻鸿雁飞马纹茶碾（图40），是最高级别的皇家御用器。通高7.1厘米，横长27.4厘米，槽深3.4厘米，辖板长20.7厘米，宽3厘米，重1168克。护槽架两侧錾刻鸿雁流水纹，座壁两侧为镂空壸门，门间錾刻流云飞马。底外錾铭文“咸通十年文思院造银金花茶碾子一枚，共重廿九两”等字。银鎏金团花碢轴由执手和圆饼组成，饼径9厘米，轴长22厘米，重123.5克。圆饼边薄带齿口，中厚带圆孔，套接在执手上，錾“碢轴重十三两十七字号”。碾轴和槽座两处，还刻有僖宗的乳名“五哥”，说明这是他本人的日常御用器。而后世的宋徽宗认为：“碾以银为上，熟铁次之。生铁者，非淘炼槌磨所成，间有黑屑藏于隙穴，害茶之色尤甚。凡碾为制：槽欲深而峻，轮欲锐而薄。槽深而峻，则底有准而茶常聚；轮锐而薄，则运边中而槽不戛。罗欲细而面紧，则绢不泥而常透。碾必力而速，不欲久，恐铁之害色。罗必轻而平，不厌数，庶已细者不耗。惟再罗，则入汤轻泛，粥面光凝，尽茶色。”[73]可以说，唐僖宗所用的这件银鎏金茶碾，也能满足追求致雅生活的后来者宋徽宗对茶碾品质的高要求。而平民所用的瓷质茶碾见中国茶叶博物馆藏品（图41），素烧无釉。碾槽下有基座，槽呈舟形，内有深槽，碾轮呈纺轮状，中间穿瓷柄。《五百罗汉图》“碾茶”场景中所绘的茶器，高丽也有使用。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就藏有五个高丽青铜茶匙（图42）和13世纪康津窑场烧造的镶嵌青瓷牡丹菊花纹筒式茶盒（图43）。
图39 南宋 周季常、林庭珪绘《五百罗汉图 备茶》局部"备茶"
图40 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银鎏金錾刻飞马纹茶碾
图41 宋 瓷茶碾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图42 高丽青铜匙五个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图43 13世纪 高丽青瓷镶嵌牡丹菊花纹筒式盒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茶磨在三种茶研器中出现最晚，宋代随着点茶变成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对茶末的供应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茶研钵和茶碾制出的茶末，在加工效率和细腻程度上都不如茶磨，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茶磨迅速流行起来。南宋画家刘松年《撵茶图》中绘有一仆跨坐磨旁凳上，手转茶磨的情景（图44）。茶磨下“绿尘”涌出，旁边放一棕刷和茶匙。而韩国新安沉船中出水的一件宋元时期茶磨（图45），其形制恰好与《撵茶图》中的茶磨一致。
图44 南宋 刘松年《撵茶图》局部石磨
图45 宋元时期 石茶磨 韩国新安沉船出水
[①]（日）朝鮮總督府：《大正5年度朝鮮古蹟調查報告》，国書刊行会，昭和49年（1974年），第551頁。
[②]（日）青柳南冥：《朝鮮国宝の遺物と古蹟大全》第八编，京城新聞社，昭和2年（1927年），第276頁。
[③]（南宋）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上“诸玩”，见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69页。
[④]（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16“官府·药局”，见孙希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整理与研究第七章“《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校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8页。
[⑤](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第十九“工技”， 见孙希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整理与研究，第七章《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校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7页。
[⑥]（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三十六 前蜀高祖本纪下》，中华书局,1983年，第517页。
[⑦]（元）脱脱等：《宋史·高丽传》，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浙江大学中国基本古籍库，第5096页。
[⑧]（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2“器皿三·陶炉”，见孙希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整理与研究第七章“《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校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7页。
[⑨]（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见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全唐诗》卷六二九”，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54页。
[⑩]（北宋）赵令畤：《侯鲭录》卷6“秘色瓷器”，中华书局，2002年，第149页。
[11]（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十“新罗本纪第十·兴德王”，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4年，第95页。
[12]（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四十六“列传第六·薛聪”，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4年，第396页。
[13]（新罗）崔致远：《有唐新罗国故知异山双溪寺教谥真鉴禅师碑铭并序》，见（清）董诰等：《全唐文·唐文拾遗》卷四十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10866页。
[14]（新罗）崔致远：《谢探请料钱状》，见《东文选（二）》卷四十七“状”，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70年，第290页。
[15]（新罗）崔致远：《谢新茶状》，见《东文选（二）》卷四十七“状”，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70年，第292页。
[16]（高丽）一然：《三国遗事》卷三 “台山五万真身”，岳麓书社，2009年，第321页。
[17]（元）陈严：《九华诗集》“金地茶”，见《全元诗(十）》，中华书局，2013年，第32页。
[18]（新罗）金地藏：《送童子下山》，见《全唐诗》卷八百八，中华书局，1960年，第9122页。
[19]（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四“新罗本记·真兴王”，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4年，第37页。
[20]（高丽）李仁老：《破闲集》“卷下”，见《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8页。
[21]（新罗）张延祐：《寒松亭曲》，见（朝鲜王朝）南龙翼：《箕雅校注》（上册）卷一“五言绝句”，中华书局，2008年，第2页。
[22]（高丽）李仁老：《破闲集》“卷下”，见《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2页。
[23]（高丽）安轴：《题寒松亭》，见《东文选（一）》卷九“五言律诗”，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70年，第226页。
[24]（高丽）一然：《三国遗事》卷二“景德王 忠谈师 表训大德”，岳麓书社，2009年，第122页。
[25]（高丽）一然：《三国遗事》卷五“月明师《兜率歌》”，岳麓书社，2009年，第453-454页。
[26]（高丽）一然：《三国遗事》卷2 “驾洛国记”，岳麓书社，2009年，第193页。
[27]（南宋）葛长庚：《水调歌头·咏茶》，见《中华道藏》第19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951页。
[28]（日）朝鲜总督府中枢院调查课辑：《世宗实录地理志·地理志》卷151，首尔景文社，1974年，第195页、第209页、第221页。
[29]（韩）正觉：《韩国的佛教仪礼——以常用仪礼为主》，首尔云住寺，2001年，第344页。
[30]（高丽）崔承老：《上时务书》，见《东文选（二）》卷五十二“奏议”，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70年，第365页。
[31]《高丽史（一）》卷八“世家”第八“文宗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122页。
[32]《高丽史（一）》卷十一“世家”第十一“肃宗一”，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164页。
[33]《高丽史（一）》卷十八“世家”第十八“毅宗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274页。
[34]《高丽史（三）》卷八十九“列传”第二“后妃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笫26页。
[35]《高丽史（一）》卷二“世家”第二“太祖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21页。
[36]《高丽史（一）》卷七“世家”第七“文宗一”，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99页。
[37]《高丽史（二）》卷六十四“志”第十八“礼六·凶礼·诸臣丧”，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笫362页。
[38]《高丽史（一）》卷十三“世家”第十三“睿宗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196页。
[39]《高丽史（一）》卷九“世家”第九“文宗三”，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133-134页。
[40]《高丽史（一）》卷十三“世家”第十三“睿宗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196页。
[41]《高丽史（二）》卷六十二“志第十六·礼四·吉礼中祀·文宣王庙”，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340页。
[42]《高丽史（二）》卷六十四“志第十八·礼六·凶礼·重刑奏对仪”，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366页。
[43]《高丽史（二）》卷六十五“志第十九·礼七·嘉礼·册太后仪”，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376页。
[44]《高丽史（二）》卷六十七“志第二十一·礼九·嘉礼·元会仪”，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404-405页。
[45]《高丽史（二）》卷六十九“志第二十三·礼十一·嘉礼杂仪·上元燃灯会仪”，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427-428页。
[46]《高丽史（二）》卷六十九“志第二十三·礼十一·嘉礼杂仪·仲冬八关会仪”，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435-436页。
[47]《高丽史（二）》卷六十五“志第十九·礼七·宾礼·迎北朝诏使仪”，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371页。
[48]《高丽史（一）》卷六“世家”第六“靖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85页。
[49]《高丽史（一）》卷十六“世家”第十六“仁宗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237页。
[50]（朝鲜）李奎象：《并世才彦录》“儒林录”，见《韩国诗话全编校注（五）》，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861页。
[51]（高丽）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 I》卷十四，见《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438页。
[52]（宋）苏轼：《苏轼诗集》卷31，中华书局，1982年，第1669页。
[53]（高丽）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I》卷三，见《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151页。
[54]（高丽）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I》卷十三，见《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425页。
[55]（高丽）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I》卷十三，见《影印标点韩国文集丛刊》第5辑，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第426页。
[56](南宋)太平老人:《袖中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1册，据江西省图书馆藏涵芬楼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学海类编》本，齐鲁书社，1995年，第385页。
[57]（韩·朝）《高丽史》卷18“世家”第十六“毅宗十一年夏”，首尔Yeogang出版社，1991年，第262页。
[58]（唐）陆羽：《茶经·卷上》“器之四·鹾簋（揭）”，见沈冬梅、霍艳平：《“茶经”诵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0页。
[59]（唐）陆羽：《茶经·卷上》“器之四·熟盂”，见沈冬梅、霍艳平：《“茶经”诵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0页。
[60]（唐）陆羽：《茶经·卷上》“器之四·碗”，见沈冬梅、霍艳平：《“茶经”诵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1页。
[61]（唐）陆龟蒙：《越窑茶瓯》，见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全唐诗》卷六百二十”，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55页。
[62]（北宋）蔡襄：《茶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4页。
[63]（北宋）赵佶：《大观茶论》“盏”，中华书局，2013年，第33页。
[64]（北宋）蔡襄：《茶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65]（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2“器皿三·茶俎”，见孙希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整理与研究，第七章《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校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7页。
[66]李君等：《唐宋全词（修订本）》上卷，海天出版社，1996年，第250页。
[67]（唐末）李匡乂：《资暇集》卷下“茶托子”， 见熊寥、熊微编注：《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157页。
[68]（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1“器皿二·汤壶”， 见孙希国：《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整理与研究，第七章《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校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5页。
[69]（北宋）赵佶：《大观茶论》“瓶”，中华书局，2013年，第36页。
[70]（南宋）葛长庚：《水调歌头·咏茶》，见《中华道藏》第19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951页。
[71]（三国魏）张揖：《广雅》，见《太平御览》卷7876,中华书局,1958年，第3834页。
[72]（唐）陆羽：《茶经·卷上》“器之四·碾”，见沈冬梅、霍艳平：《“茶经”诵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7页。
[73]（北宋）赵佶：《大观茶论》“罗碾”，中华书局，2013年，第30页。
本文内容分别刊发于
2020年《形象史学》下半年2020年《殷都学刊》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