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灵魂或要义——入世之路（一）
中国人是很讲究政治的，从少到老，从老百姓到统治者，总会有一个很健谈的话题，尚且能够达成共识。最终殊途同归、百川归海，厚乎德行，辩乎言谈，茶谈闲余，百姓日用而不知。与其说中国人喜欢政治，还不如说我们喜欢炙手可热的权力，向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爱慕振臂一挥而应者云集的感觉。
这并不是别的文化区域的民族不喜欢权力，而是相较之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则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我们对政治的爱好近乎痴狂，纵然我们有时候喜欢假清高来遮遮盖盖，其实是一种诸葛亮七擒猛获的欲擒故纵之策。
中国老百姓更是喜欢讲政治的，尤其是喜欢和当官的人打交道，喜欢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论衡・道虚》）的感觉，喜欢拿其与官宦有近亲或者友亲来炫耀，这与中国自古以来所实行的政治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世亲世禄的世袭制，还有“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论语・颜渊》）的观念，以及任人唯亲的上下关系。
中国老百姓会喜欢政治，这有点不可思议，其实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要言之，老百姓改变命运靠的是政治，而被压迫的却也是政治，这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不然。那些能够掌握权力的上层统治者总要挑选一些能够帮助自己维护统治地位的下层被统治者来替自己实行强制力，总不能让统治者自己面面俱到，事事身体力行，如此以来，便给下层人民提供了一个往上攀升的机会。
没有人会永远做沉默的羔羊，没有人会永远甘心被人奴役，正是如此，从政治的夹缝中寻求出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去是，现在也是，将来的事谁也不敢保证。虽然我们身边时时刻刻总在发生着一些阿谀奉承的事情，但是我们却不敢正眼视之，以一种不耻的有色眼光来看待。
贫民下士怎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卷入政治漩涡中，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现状，攀援附凤成了最原始的改变命运的途径，也是最直接最可靠最有效的方式，可就是这么一种方式历来遭受了多少的非议。对于这种历史的非议，一言以蔽之，弱者来限制强者的道德工具，无能之徒对现实不满的诟骂。
人人都想从政，但并非人人都能行得通的，尤其是文人墨客在通向官场的路上千奇百怪，应有尽有。至于笔者突然想花些时间来研究中国文化文人与政治的关系，是因最近在涉猎的许多问题里，发现政治是每一个人饶都饶不开的话题，而且不仅饶不开，甚至于对一个人一生的学术思想与为人处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这些众多的人里能够找到的交集最多的地方也就是他们的政治生涯了。出于文人的角度，个人觉得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就是想有所作为，想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于实践，实现自己的理想。换句话来说，人人都有一种想要证明自己来到人世间一遭的欲望，用比较贬义的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爱慕功名”。
如此以来，千百年来人生只有一次，轮到你我登场尽显风采的就只有当下，只有此生，时不我待，岁不我与。过了人生的这个村就没有另外一个店给你准备，你的选择只有一次，于是大凡想有所做为的人便踏上了一条“追名逐利”的不归路。如果我们换一角度来看，则会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为了证明自己存在于天地之间而已，却不仅仅是一个“追名逐利”小人。
我们习惯于传统，敬仰于权威，崇拜于圣贤哲人，养成一种习惯成自然的习惯，不敢去挑战传统，甚至头脑中几乎没有闪现出对这自古以来自古就有的传统与现状的怀疑，可悲的事情不是我们没有努力，而是没有运用独立思维。
拿义和利的关系作个阐发，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墨翟讲“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反对他，荀子则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李觏倡“人非利不生”（《原文》），认为人人都是为了利而生存的。义利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经久不息的论题，自古以来就有重义轻利、崇俭贱奢的传统，这与中国历来自给自足、重农抑商的经济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南宋时打破了这一传统，公开倡导事功之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则是浙东事功功利之学的集大成。时至今日，义利问题的讨论依旧没有逃出古人所讨论的范围，而对义利问题的标准，则总是要向统治者所推崇的思想看齐或者是学界公认的价值观看齐。从这个立场出发，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一个标准，无论是什么方面，哪怕是政治的还是学术的，抑或是外太空的。如果你按你的标准，我按我的标准，那么我们都是对的，因为我们都是出于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正如盲人摸象、管中窥豹，虽只是局部，但的确是正确的，起码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所获得的结论。
既然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文人与政治的关系，自然也就不忌讳政治敏感与政治和学术之间的矛盾冲突，否则将无法进行下去，讲政治的人应该敞开胸怀去聆听，讲学术的人要知无不言——该赞扬就赞扬、该批评就批评。在进行学术的研究之前，首先应该和政治摊牌，正如绵羊和狮子谈公平，狮子则会拿利爪来作为谈判的筹码，政治有利爪，本人却没有，但是我可以选择不合作作为条件，听起来似乎有些好笑，可思想自由是自己的主宰，即使形体毁灭也不能改变其意志，顶多是形神俱灭。
政治敏感所给人带来的最大威胁之始作俑者是秦始皇所实行的“焚书坑儒”，另明有方孝儒“诛十族”，天下莫有比其更残酷者，其实最有效的办法并不是灭其身而是冷落、不理不睬、边缘化。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冲突的主要阵地则是在意识形态，统治者有自己的评价是非的标准，而学术则有学术的标准，统治者问题以独裁的政治标准取代学术标准，而学术标准总是想跻身政治标准之中有所作为，难免对政治标准进行非议或者是吹毛求疵。
因为谁都知道历史不是实验室，统治者不会冒着风险去听从风言风语，天下之言何其多，众口难调，所以独裁成为必要选择，这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历史可以重演的话则不在话下，历史所能留给我们每一代人只有一次机会去实践，故而作为统治者其实是相当困难的，存亡就在一念之间，留给我们的实践机会只有一次，留给我们的改正机会也只有一次。也许是学者没有身处政治漩涡之中而不知道其中的艰难，只懂得讲一家之言，从书中认证推理自以为是的观点，进而要求统治者效法，这是学者必须对自己进行检讨的地方，但是并不能完全地否定学者的批判态度与怀疑精神。
大凡中国传统士大夫想要跻身政坛而有所作为的，无不抱着“功成、名遂、身退”（《道德经》）的态度。
孔圣人自然是首创先河，五十之年，周游列国，谋求政治理想的实现，辗转十四年有余，已是天命之年仍无所大用，与其奔波流离不如退而著书，以“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理念开创了私塾教育之风。其后诸家学说、诸子无不受到他的影响，尤其是春秋战国这个时代几乎奠定了后来一切文明的蓝图，无论今天形态多么复杂都可以追溯到他们哪个时代。
陶朱公范蠡“十年生计，十年教训”（《春秋》）帮助越王勾践一雪前耻，光复越国，恢复霸权地位，事成之后便隐身而退，一叶扁舟，挟西施泛舟游于西湖之上，后经商，成为陶这个地方的大富豪，也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成功隐退的功臣。
相较之陶朱公，辅佐秦孝公富国强兵、为统一六合的奠定基础的秦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商鞅，因严重触及旧贵族利益面遭到打击，车裂商君而死，“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汉初三杰，可与共苦不可同甘汉高祖、宋太祖、明太祖等，总之，中国统治者和士大夫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那么，传统士大夫与下层民众以及上层统治者是怎么样的关系？
简而言之，传统士大夫阶层是下层民众的一个过渡阶层，在下层民众经过各种途径成功进入仕途的过程中便逐渐地形成了这个阶层，诸如“按军功授爵”、“相地而衰征”、“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乡举里选”（举孝廉）、科举制、“国考”或是“公考”等等。由一个被统治者统治的对象逐渐转变为统治者的代理人，成为士大夫阶层，代理人的身份也意味着这些本来是下层民众的人转型为士大夫，成为帮助统治者管理社会的附庸与工具，逐渐地沦为“统治者”。
而与我们生活最亲密的自然是“国考”与“公考”了，一旦被选中，则其身份马上转为“新士大夫”阶层，其性质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性质相同，限于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一立场出发。
当然，“新士大夫”阶层作为上层建筑，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则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但是与封建社会的差异之处是：封建社会是以土地为核心资源作为统治的砝码，而在今天则已经不再是土地了，渐渐地变异为“房地产”，归根结底还是要归到土地上面，“地主”摇身一变为“房地产户”、“农民”则相应被同化成“房奴”，剥削的形式虽然变了，可是剥削压迫的实质仍然没有变，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已经成为影响整个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
五四运动之后，“德先生”和“赛先生”帮助中国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可以说这两位先生解决了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切问题。但是自从建国以后，“德先生”似乎被文化大革命一棒子打死，独有“赛先生”势如破竹地活跃于我们视线下，“科学发展观”，先进发达的科学技术已经跻身国际社会科技的鳌头，太空探测、海底勘探、军事对抗……这一切繁荣的景象让我们渐渐地淡忘了“德先生”的身影，“马上得天下安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德先生”和“赛先生”打下来的天下怎么可以让一个人来治理，一驾马车如果坏了一个轮子怎么可能跑得快？唤醒“德先生”已经成为了新士大夫阶层的历史重任，这个时代需要重新启蒙。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发现，中国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路，无外乎两条：一条是出世的路，另位一条是入世的路。出世的路——就是选择消极被动地应对这个世界，常常抱着消极厌世、悲观逃避的人生态度；入世的路——就是选择积极主动地去适应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常谙于事故、乐于人情世故，持着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选择出世的路走，主要有这么四条：老庄不屑而玄谈、屈原式自沉殉国、陶渊明式而隐居山林、佛道兴而遁入空门；选择入世的路走，主要有这么三条：世亲世禄与攀援扶凤、凭借军功踏入仕途、学而优则仕；另外还有一条出世不甘而入世不成的路，大致可以分为这么两类：碌碌无为与隐身而退、怀才不遇与各辟蹊径。在对传统士大夫所选择行走的道路的划分上，分别采用了典型归纳法、抽象逻辑推理法二者糅合的方法，划分依据不是很全面也不是很彻底，其中不乏偏颇之处，或者是牵强附会之处，但足以作为一家之言而行，据此，下文则开始分条缕析、各有侧重地对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仕途之路作一些研究。
中国传统士大夫必然要走的两条路：出世和入世传统的开辟。（下节讲）
出世和入世可以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看其有没有从政，一种是看其有没有明心修性，从政一般来说是入世的，而与之相对立的则是隐士，隐士关键还在于心态，大隐隐于市，中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但并非绝对，比如说道家则主张的是清静无为，政治则是“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十五》），主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四十八章），主要讲明心，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儒家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章句下》），荀子则主张“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讲明本，谙于人情世故，侧重人际关系。出世与入世之间没有特别明确的界限，判断一个人是入世还是出世，最好从明心修性来判断，然后再从有没有从政来判断，这是本文的一贯态度。
2013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