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金成：战国齐系刻画陶文及其书写特征
· 陶文的发现及其种类 ·
陶文的发现不晚于清道光时期，今见发现最早的陶文为同治十一年（1872）山东潍县陈介祺所得“陈悍”陶文，至光绪六年（1880），陈氏已得陶文四千余件，自记所藏“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近十年来，陶文不断有新的发现，一些新的陶文著录陆续出版，如《步黟堂藏战国陶文遗珍》《夕惕藏陶》《夕惕藏陶续编》《新泰出土田齐陶文》《新出古陶文图录》《齐陶文集成》等，并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
战国时代是陶文的鼎盛时期，至汉代仍在普遍应用。陶文按照形式的不同，可分为钤印陶文、刻画陶文、书写陶文、刻画填朱陶文四类。后两类出现的时间稍晚，所见多为汉代。
钤印陶文
1.钤印陶文。钤印陶文是以印章钤印于陶器坯胎上，与印章的文字和阴阳相反的文字，与封泥形式相类似，但功用不同。钤印陶文常钤于量器外壁；钵类器物外壁、内底；罐类器物颈部、肩部、腹部；盆盂类器物口沿、腹部、底部；豆类器物豆盘内外底部、豆柄之上。钤印陶文分为官营陶文和民营陶文两种，多字（8字以上）官营钤印陶文均为朱文，其他钤印陶文朱文、白文并存，以白文为主。从篆刻艺术角度看，钤印陶文保留下来的印迹遗存，以其多姿多彩的分朱布白和率真质朴、波诡奇绝的印式创造，对后世的篆刻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探寻古代印章艺术上给人以更广泛的借鉴和启迪。
刻画陶文
2.刻画陶文。刻画陶文是以锥状刻画工具直接刻画在陶器上的文字，常刻画在量器外壁；钵类器物外壁、外底；罐类器物肩部、腹部；盆盂类器物口沿、腹部、底部；豆类器物豆盘内外底部、豆柄之上。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书写方式产生的不同风格的刻画陶文，让人们看到了书法艺术的另一股源头活水，为书法创作提供了新的参照和灵感。
书写陶文
3.书写陶文。书写陶文是直接书写在陶器上的文字，以墨书写的称为墨书，以朱砂书写的称为朱书，以朱书为常见。书写陶文是古人书写“真迹”的直接呈现。
4.刻画填朱陶文。刻画填朱陶文是先刻画，然后沿刻画字口上再以朱砂书写的陶文。刻画线条较细，朱书线条较粗，视觉效果上像朱书文字沿中心线凹下的立体文字。
· 齐系刻画陶文的分布 ·
齐系刻画陶文相对于钤印陶文，存世较少。清季陶文发现以来，各类陶文著录中极少有齐系刻画陶文收录。2006年王恩田《陶文图录》集陶文之大成，共收录陶文12000余件，其中齐陶文3090件，齐陶文中刻画陶文仅30件，不足齐陶文总数的1%。这30件刻画陶文中，书中标注章丘3件，新泰2件，广饶1件，潍县1件，沂源1件，其余22件未标注，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多出自临淄。此外，偶有少量的齐国刻画陶文，散见于各类考古发掘与调查报告中。目前所见齐系刻画陶文主要有沂水刻画陶文和临淄刻画陶文两大部分。
沂水地名刻画陶文
1.沂水刻画陶文。2010年前后，齐系刻画陶文有了一次大宗发现，即沂水战国时期齐国官量釜上的“立事”类刻画陶文，被称为“沂水陶文”，目前所见实物均为量器釜的残片。2014年“沂水陶文”研究被列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2016年《夕惕藏陶续编》（以下简称《续编》，本文所引刻画陶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该书）进行了专门汇考，对“沂水陶文”的国别、年代、内容、量器容量、文字释写、字迹特征以及沂水陶文辨伪等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共收录首次公开发表的沂水陶文846件。
沂水陶文的格式为“地名+姓名+立事岁+量器名+也”或其简省。
沂水地名刻画陶文
“地名”为“立事人”主管之地；
沂水姓名刻画陶文
“姓名”为“立事人”之姓名，“立事人”是重要的手工制造业的主管人员，代表国家对度量衡器、乐器、兵器等的制造监管。
沂水立事岁刻画陶文
“立事岁”则是当时通行的一种带有约略纪年性质的体例，指立事人在职的某一时期，其重点在明确主管人员的责任主体。
沂水量器名刻画陶文
“量器名”均为釜，《左传·昭公三年》载：“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也”为句末语气词，多作省略。
新见战国时期齐国“立事人”的发现，是“沂水陶文”研究的最重要的內容。《续编》所收录陈氏“立事人”计有41人，数量上超过了以往各类史料上“立事人”的总和。以《续编》为标志，刻划陶文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系统研究，使人们对齐陶文的认识实现了由“主要是钤印陶文”到“钤印、刻划陶文并存”的转变——实际上《续编》中收录的陶文还仅仅是沂水陶文的一部分。沂水刻划陶文的大宗出现，在陶文研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陈介祺藏临淄刻画陶文“陈向立事岁召之王釜也”拓本 天齐斋藏
2.临淄刻画陶文。早期所见临淄刻画陶文最重要的为陈介祺所藏“陈向立事岁召之王釜也”，文字分两列竖向刻画。
近年来，刻画陶文在临淄陆续有一些新发现。《陶文图录》出版后的十余年来，吕金成对临淄刻画陶文资料进行了汇辑和整理，拓录作《齐鲁古匋捃》（待刊）。临淄刻画陶文虽不像沂水陶文数量那样大，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内容涉及官量署文、乡里署识、私名吉语、标示处所、记载容量、摹印代钤、符号图形等方面。官量署文刻画陶文与沂水刻画陶文相类似；乡里署识即制陶者标示乡里及姓名，是齐国民营陶文最常用的“乡名+里名+姓名”格式，最简省者仅存单字人名。临淄所辖乡里多见于钤印陶文，但也有不见于钤印陶文而仅见于刻画陶文的乡里，这是研究战国时代齐都乡里的重要补充。
刻有“
丘乡武昌里”陶罐残片实物及拓片
如多见于临淄皇城（偶亦有周边地区）的红陶折腹罐肩部刻画铭文“
丘乡武昌里”，皆可证战国时期临淄存有
丘乡，
丘乡存有武昌里。
丘乡存有的其他里，包括陶工，在新见临淄刻画陶文中也有出现。
红陶折腹罐及肩部刻画铭文“
丘乡武昌里”拓片 广饶北卧石东遗址出土 东营市历史博物馆藏
而广饶北卧石东遗址也曾出土的“
丘乡武昌里”刻画铭文红陶折腹罐。临淄、广饶毗邻，南北相连，推测这件红陶罐亦为临淄所制，而被带至广饶使用。
沂水、临淄同属齐系，故其文字极为相近，文字类别为典型战国齐系文字风格，如“陈”字均从土作“
”，为齐系文字特征写法；“釜”字也有完全相同的写法。
“陈”字均从土作“
”
临淄刻画陶文“釜”字（左）与沂水刻画陶文“釜”字（右）比较
· 齐系刻画陶文的书写特征 ·
1.书写载体的不同使“书写风貌”产生了较大差异。刻画陶文按载体的物理性质不同分为湿刻陶文和干刻陶文。陶器烧制前陶坯尚在湿润的软状态时进行刻画的称为湿刻（亦称软刻），湿刻时笔画边缘有“卷痕”，笔画交叉处后画“卷痕”“阻断”前画，使前画在交叉处呈现断为两截之感，但笔断意连，又以湿刻时胎体尚软，一笔刻成，多表现“书写”特性，“行笔”使转自如，点画富有“弹性”，曲笔较多，字显隽逸；烧制前陶坯已经干燥或烧制后刻画称为干刻，亦称硬刻，因刻画时胎体坚硬，时常需要复刀或数刀、数十刀方可刻就，笔画多为直线，笔画边缘有“崩痕”，因刻画时需用力较大，时而会出现“走刀”现象。干刻陶文不同于刻石，刻石多用双刀凿刻，字口明显呈“V”字形，而干刻陶文多为划刻，字口较浅，偶有字口深者，亦为反复划刻而成，这也是由陶器凿之易碎所决定的。
如上图沂水刻画陶文“陈”字，左侧即为湿刻，工具圆头且不锋利，笔画两侧留痕光洁，线条婀娜，行笔有提按，呈“毛笔书写”状态；右侧为干刻，笔画粗细相对均匀，刻后留痕生涩，线条两侧有崩痕，行笔平直，呈“硬笔书写”状态。富于变化的书写载体使得写手既具有像刻画甲骨一样的硬笔风范，也具有了类似于软笔挥洒水墨的书写像，尤其体现在湿软陶坯上侧笔与提按的运用，使线条出现了大的起伏与开合。这既源于写手所持的刻画工具不统一，也在于陶器的泥质、夹砂度，尤其是干湿度不同，导致了书写风貌的千差万别。
2.刻画陶文真实展现了战国时期齐国文字书写状态。钤印陶文中的文字因为空间安排及审美的需要，文字经过“印化”后，被规整、束缚地安排在一个小框内，几个字形成一个整体，固化成玺印，以反复使用。而刻画陶文没有“书丹”，无底稿限制，在宽松的空间内直接刻画，尤其是湿刻陶文，一笔划过，不复修饰，具有唯一性，是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书写，是古人真实的“书迹”，是客观反映写手书写真貌的战国书法资料。其中既可见同一写手所刻画多件陶铭文字的一致性，更可见不同写手的笔迹所呈现出的更多层面上的显著差异。
如上图沂水陶文中三个立事人名“
”字，即取自同一写手所刻画的三件釜之上；而七个立事人名“得”字，则风格各异，明显出自不同写手。
如上图所示“
”（陈）字，如果以图（1）字形土旁于阜旁下为正体的话，那么图（2）土旁向东旁作了偏移，图（3）土旁则完全置于东旁之下，图（4）土旁上横写作“〇”，图（5）土旁写作“士”，图（6）土旁上横写作“U”，图（7）土旁写作“工”，图（8）土旁写作“丄”等，是战国时期文字书写富于变化的真实反映。战国刻画陶文和当时日常使用文字同步并行，由写手一次独立完成，率真恣意，笔意彰显，一任自然，从一个侧面呈现出当时书迹的本真面目，为人们认识战国书法，学习战国书法提供了真实可靠、丰富多彩的一手资料。
3.率真灵动和质朴自然是齐系刻画陶文的显著特征。齐系刻画陶文虽然字迹风格千姿百态，但率真灵动，质朴自然，不拘泥于成法，不刻意于工整构成了其鲜明的书写特征。一方面，齐系刻画陶文出自众多写手，不同写手的文化程度不同，各具独立的审美思想，个人自主发挥，不同的书写习惯，用力的大小、书写工具的倾斜角度等各不相同，使字形出现了大量的率意性、夸张性的变形。
如上图临淄刻画陶文“谈齎之也”，器物口沿外径48.0厘米，不仅器物硕大，字亦舒展，大小错落，“谈”字长4.7厘米，而“齎”字长14.7厘米，是“谈”字长度3倍有余；后面“之也”二字也呈长度现近3倍的关系，形成了“小大小大”的对比关系和“收放收放”的律动形式，“也”字收笔处顺势逆时针方向螺旋式画了三圈，以类似“九叠”的形式，破“齎”字下部与“之也”二字笔画过简造成的整体头重脚轻之弊，与笔画较多的“谈”字前后呼应，实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创造出了小大错落，对比强烈，欹正相生，收放自如的艺术效果，末字后的重文符号，又似余音不绝，令人感叹“不计工拙”的形式下却有着“无意于佳乃佳”的艺术效果。写手的敬业态度也不同，抑或受工期的影响和制约，在沂水刻画陶文中又表现出了工整与草率的明显差异。作为古代民间书迹之一，看似草率的笔触又给古文字的书写带来了全新的意趣，使人们在这种意想不到的风貌中发现了一种独特的、天真的，而又极其古拙自然的审美情趣。另一方面，量器釜作为已发现战国量器最大的一级实物，为写手提供了广阔的刻画空间，在一个相对较大的陶面上，刻画多大的文字，位置或上或下，字距或近或远，全由写手自己来确定，这为他们自己的书写习惯的施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搭建出了更大舞台。因此文字或笔画的舒展开放成为了齐系刻画陶文的主流，在守成的同时，不乏临时发挥的种种迹象，因不墨守成法，故其书风率真灵动。
如上图的“岁”字不仅行笔率意，结体也率意，致使字的写法出现了巨大差异，“
”的写法不置于语境中几乎无法辨识。从书法的角度来看，把刻画陶文纳入当代书法研究与创作的视野，从中汲取高古而率真的神韵，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珍贵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