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黄侃论读古书

钱家世代书香，钱穆识字起就开始阅读的一本史书，就是祖父去世后留下的一部五色圈点的大字本《史记》，也许从那时起就埋下了他后来治史学的种子。但他小时最爱读的还是小说，傍晚屋里光线暗，干脆就爬上屋顶读。看得次数多了，一部洋洋百万言的《三国》竟背得烂熟。父亲的一位朋友听说他能背《三国》，便任指一段考他，钱穆居然一字不落地当众背了出来，而且还绘声绘色，十分传神，众人惊为神童。 钱穆主张现代中国人必读九本传统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静思录》，以及王阳明《传习录》——才能领略故人先贤的文化抱负。 黄氏论书 　　▲应读之书 　　《十三经注疏》、《大戴礼记》、《荀子》、《庄子》、《史记》、《汉书》、 《资治通鉴》、《通典》（不读《通典》，不能治《仪礼》）、《文选》、《文心 雕龙》、《说文》、《广韵》，以上诸书，须趁三十岁以前读毕，收获如盗寇之将 至；然持之以恒，七八年间亦可卒业。 　　读经次第应先《诗》疏，次《礼记》疏。读《诗》疏，一可以得名物训诂，二可 通文法。《礼》疏而后，泛览《左传》、《尚书》、《周礼》、《仪礼》诸疏，而 《谷》、《公》二疏为最要，《易》疏则高头讲章而已。陆德明《经典释文》宜时 时翻阅，注疏之妙，在不放过经文一字。 （真是高手眼法，金针度人） 　　▲读书之法 　　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 一无可通。（各种学问者，汉学之各 种学问也。） 　　由小学入经，出经入史，期以十年，必可成就。（此条非说成就期限，而是说治学顺序，先小学，再经，再史。） 　　小学之事在乎通，经学之事在乎专，故小学训诂自本文求之，而经文自注疏求之。 　　治经之法，先须专主一家之说，不宜旁骛诸家。（恐是季刚自家门法。同时研究诸名家高论，如听讼数端，不仅有趣，而且未必不是入经史门法。） 　　治经须先明家法，明家法自读唐人义疏始。（读唐人义疏可明各经汉唐家法，不知皮锡瑞之经学通论是否可补汉唐之後？） 　　治史之要， 以人、地、官、年为入门之基；四者亦即历史之小学也。（此说入门之基，而非治史全部。如果只注重事件的人地官年，而无现代HISTORIOGRAPHY理论指导，便仍在梁任公所说的旧史学里打圈子。) 　　读书贵专不贵博，未毕一书，不阅他书。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须有相当成就；否则，性懦者流为颓废，强梁者化为妄诞。用功之法，每人至少应圈点书籍五部。(读书贵专不贵博，是朴学的法宝，恐怕当代不适用。朴学时代知学方法比较统一。而当今文史研究理论繁复，不略知一二无法为学。文科学生还要学政治，想出国的还要学英文，二十以上三十以下之说也恐怕不适用于今日。此处说贵专，是为了能精通一二经典。精通之，才能在作学时有底气，避免颓废和妄诞两极端。圈书之法，先贤经验，有惠後学不浅。) 　　初学之病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读古书当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不以能疑为贵也。(宋明经学多能疑，汉清经学多阙疑。而清之经学如无确证必阙疑，如有确证必翻案。大哉乾嘉之为学也！先生真是其中妩媚者。) 　　凡阅近人书籍，须先调查其材料。 　　清人治学之病，知古而不知今；明人治学之病，知今而不知古。(先生一生，知今处唯有不与复辟一节而已，天不假其以年，天妒之太甚矣。) 　　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佛经云，依法不依人，即此义。(不接受新理论恐怕今人无人敢守之。) 　　汉学之所以可畏者，在不放松一字。(！！！！) 　　读天下书，至死不能遍，择其要而已矣。刘申叔年三十五而学成，即得择要之法。(一，刘申叔如果把玩政治的时间用来作学问，嘿嘿！二，比一比陈寅恪读遍中国书之叹如何？) 　　不有根底之学，而徒事翻书，此非治学之道。然真有根底之学，而不能翻书，亦不免有鄙陋之讥。翻书者因所知以及所未知，其用有二：一、己所不知，翻之而得；二、己所不记，翻之而记。凡临时检查而得之者，必其平时能翻之者也。 　　▲为学之道 　　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 　　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戴东原先生学术提纲挈领之功为多，未遑精密；其弟子段懋堂、孔广森、王念孙，靡不过之。(能青出于蓝者，赖先贤筚路蓝屡之功也。) 　　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 　　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 　　天下人之所长，非己所能有；己之所长，为天下人所不能有，如是始能有自立。( 必道前人未道处。) 　　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此语让当今百分之九十九的高级学者汗颜)。 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黄侃曾言“八部书外皆狗屁”，意谓平生信奉推重的经典只有八部，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其余均不可论，更不用说白话文。黄与陈独秀同在北大任教时，二人旨趣截然不同，一为旧派中坚，一为新派领袖。有好事者作诗题咏校内名人，题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题黄侃的一句便是“八部书外皆狗屁”。 黄侃之父教子甚严，规定《史记》、《汉书》必须从头背到尾。黄侃天资聪明颖慧，幼承庭训，耳濡目染。5岁之际，黄侃随父诣成都武侯祠，祠壁悬楹联甚多，他一一咸默记之。归后，乃父问其一二，他当即朗声背诵，其父惊诧不已。 学生都称黄侃是一个“特别教授”，在堂上对《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学生对引用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查书，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引起了全班同学啧啧称羡。有一天，黄的学生为他拿皮包时发现内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打开一看，那书上画得太特别了：书头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笔写的，有朱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全书9300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别人的讲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记在了上面。据说，他对《说文解字》读了五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他去讲授的时候，也每一次有新的内容，同学们说：听黄先生的课，百听不厌，常听常新。一个学生看了黄侃所读的那本《说文解字》后，对他说：“黄先生，你这批在书头上、书边上的东西，颜色各异，字又那么小，谁还认得呢？”黄侃半开玩笑说：“我要人认得干什么呢？别人要知道了上面的内容，我就不是第一了。”大家都哄地笑了。 　　 　　 黄侃读书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始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黄侃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毕才就寝。1913年，黄旅居上海时，异常贫困。除夕之夜，街上爆竹之声通宵达旦，而他却独坐室内，精心研读，不知困倦，直到临终，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 　　 　　 黄侃曾言，读书前“要如一字不识人”，方能读书。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于心。 陆宗达曾拜黄侃为师。见过先生，黄侃一个字也没给陆宗达讲，只给他一本没有标点的《说文解字》，说：“点上标点，点完见我。”陆宗达依教而行。再见老师时，黄侃翻了翻那卷了边的书，说：“再买一本，重新点上。”就将书扔到了书堆上。又一次见老师时，陆宗达送上点点画画已经不成样子的《说文解字》。黄侃点点头，说：“再去买一本。”三个月后，陆宗达又将一本看得很破的《说文解字》拿来，说：“老师，是不是还要再点一本，我已经准备好了。”黄侃说：“已经标点了三次，《说文解字》，你已经烂熟在心，这文字之学你已得了大半，不用再点了。以后你做学问也用不着总翻这书了。”说完，黄侃又将那书扔上书堆，这才给陆宗达讲起了学问的事。后来，陆宗达终于成为我国现代训诂学界的泰斗。他回忆自己的学习历程时说：就是当年翻烂了三本《说文解字》，从此做起学问来，轻松得如庖丁解牛。 　　 　　 黄侃在北大几乎骂遍同列，连师弟钱玄同也不放过，惟有一人，他以礼相待，这人就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别人问黄侃何故对刘师培特殊优待？他回答道：“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当时，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然而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黄侃很快就猜透了对方的心思。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他说：“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有人认为黄的学问在刘之上，刘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黄侃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他以为“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每读，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始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他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毕才就寝。民国二年(1913年)，他旅居上海时，穷困特甚。除夕之夜，街里爆竹喧喧，通宵达旦，而他却兀坐室内，一灯荧然，精心研读，不知困倦，直到晚年临终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 季刚老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也是使得他本人和他的学派取得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日记是要记的，白天耽搁了，晚上就一定要补起来。他在日记中曾经提到： 　　“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记遍数。” 看《量守庐学记》，黄侃勤奋程度惊人，自称十三经注疏，每月点一遍，说文尔雅文选等自认八部书，点读已不知有多少遍，其它必读书，也在十数遍以上。其叫弟子三十岁以前定要把唐以前文章点完，想来他是读过的。 没一日不读书，而每次读书常要通宵至三四点，夜烛荧然，披书不止。又是极聪明的天才，章太炎曾感叹，书上称人进步神速，有一日千里之喻，季刚可谓一日万里。 现在想，使无黄侃之敏，而有其勤，亦可学有所成。而其勤敏又如是，实在让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