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里的西域及河西走廊（上篇）

水经注》里的西域及河西走廊[1]杨年生摘要：《水经注》是研究西域及河西走廊等相关地域最重要的史地文献之一。本篇主要采用“三层二维法”[2]即宏观层面依据文献记载着重从时间维度进行多重比对勘验（鉴于文献记载的模糊性）；中观层面则借助百度地图、谷歌地球等工具着重空间维度的方位校验；而微观层面则以相关考古资料及实地踏勘等为据进行细探甄别。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时空维度的综合考析着重对《水经注》卷一、二所涉西域及河西走廊等相关地域史地疑难如：疏勒城、姑墨城、乌垒城、渠犁田官、注宾城、墨山城、楼兰古城等进行系统探究。期冀能为修复和保护西域及河西走廊等地域相关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历史文脉恪尽绵薄之力。关键词：水经注; 河水、积石之山、蒲昌;敦薨之水、敦薨之山等北魏郦道元所撰《水经注》[3]是我国第一部以水道为纲，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历史地理巨著，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它还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古典文学名著，被誉为山水文学的开创者。清代刘献廷称：“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而清人沈德潜甚至认为《水经注》是“不可无一，不容有二”的著作。皆因《水经注》文笔精妙内涵幽深独步古今，无能出其右者，遂成“不容有二”之千古绝唱。从历史上看对《水经注》的研究历经宋、明到清代达到鼎盛。有清一代名儒辈出，而其中不少学人争相以复原《水经注》的原貌为荣誉，甚至连乾隆皇帝本人也以能纠正《水经注》之误为荣[4]。上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提出了“二重证据法”[5]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90多年前的“二重证据法”已无法更好地适应当今科技日新月异之发展；而历史地理学也需要注入新的科技元素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极其繁琐艰辛的郦注探究过程中，笔者逐步提炼形成一套较为系统完备的考证方法即“三层二维法”。“三层二维法”本质而言属多重考证法的范畴；三层即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层面；二维即时间（历史）与空间（地理）维度。通常而言宏观层面依据文献记载着重从时间维度进行多重比对勘验（鉴于文献记载的模糊性）；中观层面则借助Google earth、百度地图等工具着重空间维度的校验；而微观层面则以实地踏勘及相关考古资料为据等进行细探甄别。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时空维度的综合校验去综合考量系统探究相关史地疑难。(备注：在2020年9月26日的“中日城市史与都市文化学术研讨会[6]”会上，笔者专门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分享了“三层二维法”在史地疑难探究中所发挥的作用。日本著名史学家平田茂树教授在大会总结发言时指出：“三层二维法很重要”。当然《水经注》的文字校验问题依然非常重要。虽然戴震校勘《水经注》改正了错讹三千多处（不乏其统筹运用了全祖望、赵一清等诸家的校勘成果；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水经注》文字校验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但正如已故郦学大家陈桥驿先生所说的“虽然此本（戴震所校殿本）还存在若干可以继续校勘处，但总的说来，考据派的事业已基本完成[7]。笔者认为除了在现有几个较好的版本（全祖望、戴震、赵一清、王先谦及杨守敬、熊会贞注疏本等）结合宋刻残本统筹考量的基础上还须引入微观层面的考古校验及中观层面的谷歌地球、百度地图等方位距离综合校验的理念，不能拘泥于以文字校文字的桎梏抑或陷阱。《水经注》里的西域及河西走廊，主要涉及郦注卷一、卷二部分文本。本文以《水经注疏》为底本，采用“三层二维法”对《水经注》所涉西域及河西走廊等相关地域史地疑难进行系统梳理与探究。而为便于读者系统理解，对部分西域周边地域相关郦注文本亦作了适当保留。依托《水经注》等典籍所蕴藏的宝贵文化资源，发掘厚重的历史文化，切实保护好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1]备注：本文主要采用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为底本。西域的地理范畴主要是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汉卷（页37-38）西汉西域都护府图。[2]备注：“三层二维法”系笔者独创的系统考证方法，即宏观层面依据文献记载着重从时间维度进行多重比对勘验（鉴于文献记载的模糊性），中观层面则借助百度地图、谷歌地球等工具着重空间维度的方位校验，而微观层面则以相关考古资料及实地踏勘等为据进行细探甄别。（详拙作《<水经注>卷六汾水上游流域新考兼与李晓杰老师的商榷交流》）[3]郦道元，字善长，北魏范阳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郦道元出身于官宦家庭，成年后长期担任北魏中央和地方官吏。他自幼便对地理书籍和山川名胜极有兴趣，步人仕途后，利用为官的机会，对所到之处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这一过程中，郦道元深切感到，前人的地理著作要么体系不够周全，要么内容过于简略，大多不能令人满意。其中，《水经》这本书还算比较有条理，但又缺少很多解释和说明的内容。于是，郦道元决定为《水经》作注，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水经注》。历史上，还有东晋郭璞也曾为《水经》作注，但只有郦道元的注本流传至今。《水经》大约成书于汉魏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载全国水系的地理专著。但书中仅记载水道137条，内容过于简略。郦道元的《水经注》共记载水道1252条，内容近十倍于原文，实际上应该是一部重新编撰的著作。《水经注》中,（几乎）每条河流均记载发源地、流经地区、河道特征,以及沿岸植被、物产、交通、历史遗迹等信息,是一部综合性的地理著作。（摘自徐士进，周立旻，沈岩，傅强著；王元主编,《改变世界的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5.11,第26页）[4]如乾隆在《御制文集二集》之《热河考》一文中，指摘《水经注》所讲武列水（即热河）“三川合流之序则不足据。”批评郦道元“徒尚耳食耳，而未尝亲履其地，晰其支派脉络分合之由，毋怪乎其舛也。”[5]“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摘自王国维著,《王国维考古学文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1,第25页。）[6] 2020年9月26日，由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岭南文化艺术学院与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中日城市史与都市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来自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大阪市立大学等学校的多位中日城市史研究学者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对城市历史地理和都市文化等问题展开讨论。笔者受邀参会，提交论文：《水经注》里的广州，并做演讲。学者们的交流涉及城市史、海洋史、经济史、东西交流史、环境史等多方面，体现了史学学科的多元化，激发了历史研究的活力，是一次有特殊价值意义的学术会议。[7]陈桥驿译注：《水经注》，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7页○河水一△又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南流。《山海经》曰：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西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山在陇西郡河关县西南羌中。余考群书，咸言河出昆仑，重源潜发，沦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书》曰：河自昆仑，出于重野，谓此矣。迳积石而为中国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赋》曰：览百川之宏壮，莫尚美于黄河，潜昆仑之峻极，出积石之嵯峨。释氏《西域传》曰：河自蒲昌，潜行地下，南出积石。而经文在此，似如不比。积石宜在蒲昌海下矣。渤海，杨守敬等认为即蒲昌海（罗布泊）。注文中《山海经》曰“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西北入禹所导积石山”从方位考量是错误的，因为积石山位于渤海（罗布泊）的西南方向（《地图集》所示积石山大致相当今青海省阿尼玛卿山。）；所以郦道元对此也提出了疑问，并援引释氏《西域传》等认为“积石宜在蒲昌海下矣”。积石之山，按《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示大致相当今青海省阿尼玛卿山。但赵逵夫在《积石与大禹导河事迹再考》一文中认为：“根据当时的生产工具及道路交通等基础条件，无论是治河还是进行考察，也都不可能远至今青海之地。所以，《禹贡》所言“ 导河积石”的“积石”，应指今临夏的积石山。[1][1]赵逵夫：《积石与大禹导河事迹再考》，《兰州学刊》 2012年第4期，第5页]○河水二△又南入葱岭山，又从葱岭出而东北流。河水重源有三，非惟二也。一源西出捐毒之国，葱岭之上，西去休循二百余里，皆故塞种也。南属葱岭，高千里。《西河旧事》曰：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岭也。捐毒之国:捐毒，今帕米尔高原塔克敦巴什山谷（今乌恰县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捐毒”为古地名，源自Hindhu（北上的印度古塞人），一说与“捐毒”同音，一说即“天竺”音译。国都衍敦谷，有说在今乌恰县乌鲁克恰提镇一带，也有说在帕米尔高原塔克敦巴什山谷（今吉尔吉斯斯坦）。“衍敦谷”意不详。休循，今印度河西北源头，也有人认为在今阿赖高原的克孜勒苏河上游、今塔吉克斯坦境内。一说“休循”为Hunza（古印度西北一极少数原始居民名），一说为古“乌孙”的音译。国都鸟飞谷，治所不详，约在今吉尔吉斯萨雷塔什。“鸟飞谷”为汉语，表地形。河源潜发其岭，分为二水：一水西迳休循国南，在葱岭西。郭义恭《广志》曰：休循国，居葱岭，其山多大葱。又迳难兜国北，北接休循，西南去罽宾国三百四十里。难兜，今帕米尔高原拔达克山及阿富汗瓦罕河流域。“难兜”为古地名，今意无从考证，一说其与乌孙人的国王“难兜靡”有渊源。国都名不详，治所不详，疑在今帕米尔高原瓦罕河流域。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罽宾是受到大月氏人的冲击而被迫向南迁徙的那支塞克人建立的国家。《汉书·西域传》罽宾条下载：“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古希腊人称喀尔布河为 Kophen，罽宾即其音译[1]。河水又西迳罽宾国北。月氏之破，西君大夏，塞王南君罽宾。治循鲜城。土地平和，无所不有。金银珍宝，异畜奇物，逾于中夏大国也。山险有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人畜同然。河水又西迳月氏国南，治监氏城，其俗与安息同。匈奴冒顿单于破月氏，杀其王，以头为饮器，国遂分。远过大宛，西居大夏为大月氏。其余小众不能去者，共保南山羌中，号小月氏。故有大月氏、小月氏之名也。罽宾的首都在循鲜，也就是塔克西拉(Taxila)城[2]。罽宾首都循鲜是全国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国内和国际的买卖都用银、铜制作的钱币为媒介进行。罽宾的历任国王都发行过自己的钱币。初期罽宾发行的都是按照印度的重量标准制作的的高纯度的标准银币；后来在阿泽斯二世晚期起，也许是因罽宾经济崩溃，或是因潘季希尔(Panjshir)和阿凡利 (A rvel·li) 的银矿枯竭，罽宾开始发行由银铜铅合金制作的钱币，再也没发行过高纯度的银币，直至被贵霜吞并。罽宾的钱币有一个特征，即国王的名字和头衔用双语标示：正面用希腊文，反面用佉卢文。月氏国监氏城，大月氏最早是河西走廊的一个游牧部落。“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汉书·西域传》）但根据近年的考古调查，可能从天山以东到河西走廊都曾是大月氏的活动范围。汉朝初年，由于匈奴崛起，迫使大月氏不断西迁，最终定居在阿富汗北部。张骞到来时，大月氏已臣服大夏，都蓝氏城（史书也作监氏城），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已从游牧生活逐步转为农耕定居[3]。“监氏”，一说古汉字“监”为“蓝”，“氏”为“市”，即以汉语音译为“蓝色的都城”。又西迳安息国南，城临妫水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有商贾车船行旁国，画革旁行，为书记也。河水与蜺罗跂禘水同注雷翥海。释氏《西域记》曰：蜺罗跂禘，出阿耨达山之北，西迳于阗国。《汉书.西域传》曰：于阗以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又西迳四大塔北。释法显所谓糺尸罗国，汉言截头也。佛为菩萨时以头施人，故因名国。国东有投身饲饿虎处，皆起塔。又西迳犍陀卫国北，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为菩萨时，亦于此国以眼施人，其处亦起大塔。颜世明、高健在《道安<西域志>研究三题》一文中以为：道安《西域志》中阿耨达山系世界河流发源地，当指昆仑山及其南部喀喇昆仑山。发源于阿耨达山之北蜺罗跂禘水指以瓦罕河西源为河源的阿姆河，河源地在喀喇昆仑山，自东向西注入雷翥海(即里海)[4]。于阗即今新疆和田地区，四大塔在纠尸罗国、犍陀卫国、弗楼沙国，纠尸罗即《大唐西域记》咀叉始罗(梵语Taksasila)，在喀布尔河(Kabul River)下游今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 (Rawalpindi)；捷陀卫在今巴基斯坦以白沙瓦(Peshawar)为中心的喀布尔河下游地区；弗楼沙即《大唐西域记》健驮逻国之布路沙布逻城(梵语 Purusapura)，在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月支即大月氏，在今中亚阿姆河流域，安息在今伊朗高原、两河流域[5]。安息，余太山在《安息与乌弋山离考》一文中援引徐松等所论以为汉魏史籍中所见安息国乃指帕提亚朝波斯；“安息”【an-siak】系帕提亚王室arsaks之音译。这一观点在史学界已成定论[6]。”[1]黄红：《中亚古国罽宾》，《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2009年8月[2]余太山．塞种史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3]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中西文化交流》，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6-10-13[4]颜世明、高健：《道安<西域志>研究三题》，《新疆社科论坛》，2016年第3期，第67页[5]颜世明、高健：《道安<西域志>研究三题》，《新疆社科论坛》，2016年第3期，第66页[6]余太山：《安息与乌弋山离考》，《敦煌学辑刊》， 1991年第2期又有弗楼沙国。天帝释变为牧牛小儿，聚土为佛塔，法王因而成大塔，所谓四大塔也。《法显传》曰：国有佛钵，月氏王大兴兵众，来伐此国，欲持钵去，置钵象上，象不能进，更作四轮车载钵，八象共牵，复不进，王知钵缘未至，于是起塔，留钵供养，钵容二斗，杂色而黑多，四际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泽。贫人以少花投中便满，富人以多花供养，正复百千万斛，终亦不满。佛图调曰：佛钵，青玉也，受三斗许，彼国宝之。供养时，愿终日香花不满，则如言。愿一把满，则亦便如言。又按道人竺法维所说：佛钵在大月支国，起浮图，高三十丈，七层，钵处第二层，金络络锁县钵，钵是青石。或云：悬钵虚空。须菩提置钵在金机上，佛一足迹与钵共在一处。国王臣民，悉持梵香七宝璧玉，供养塔迹。佛牙、袈裟、顶相舍利，悉在弗楼沙国。释氏《西域记》曰：犍陀越王城西北，有钵吐罗越城，佛袈裟王城也。东有寺。重复寻川水西北十里，有河步罗龙渊，佛到渊上浣衣处，浣石尚存。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又曰：犍陀越西，西海中有安息国。竺芝《扶南记》曰：安息国去私诃条国二万里，国土临海上，即《汉书》安息国也。户近百万，最大国也。《汉书.西域传》又云：犁靬、条支临西海。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尝见。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也。或河水所通西海矣。故《凉土异物志》曰：葱岭之水，分流东西，西入大海，东为河源。《禹记》所云昆仑者焉。张骞使大宛而穷河源，谓极于此而不达于昆仑者也。西海,按注文“西海中有安息国”推析西海应指印度洋。河水自葱岭分源，东迳伽含罗国。释氏《西域记》曰：有国名伽舍罗逝，此国狭小，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城南有水，东北流出罗逝西山，山即葱岭也。迳岐沙谷，出谷分为二水。一水东流，迳无雷国北，治卢城。其俗与西夜子合同。又东流迳依耐国北，去无雷五百四十里，俗同子合。又东迳蒲犁国北，治蒲犁合，北去疏勒五百五十里，俗与子合同。河水又东，迳皮山国北，治皮山城，西北去莎车三百八十里。无雷国治卢城，今塔什库尔干县东；依耐国，塔什库尔干县东南;皮山城,今新疆皮山县附近[1]。蒲犁, 蒲犁国的王城即今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石头城遗址。塔什库尔干的维吾尔语意为“石头城堡”，这里原名蒲犁，又名朅盘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城堡建在高丘上，形势极为险峻，城外建有多层或断或续的城垣，隔墙之间石丘重叠，乱石成堆，构成独特的石头城风光。汉代时，这里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蒲犁国的王城。唐朝统一西域后，这里设有葱岭守捉所[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艾涛日前向记者透露，2016年他们在对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石头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中有重大发现：朅盘陀国公共墓地被发现，并发现精致箱式木棺，体现出这里与中原文化的一脉相承。学术界争议多年的石头城是否存在南门问题得到证实，南门不仅存在，而且是个突门。）△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河水又东与于阗河合。南源导于阗南山，俗谓之仇摩置。自置北流，迳于阗国西。治西城，山多玉石。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东去阳关五千余里。于阗（窴）河：今名和田（和阗）河，在新疆西南部。西源曰哈刺会河，东源曰玉陇哈什河。二源合于和阗县之北，注于塔里木河，此水产玉，有于阗玉（和田玉）之名，显因于阗南山“山多玉石”之故。仇摩置，按饶宗颐所考“仇摩置”大抵可直译为“牛头山”。（饶宗颐认为：仇摩置亦作瞿摩帝,梵名Gomati。又于阗梵名Gosatana ( 瞿窿旦那 ) ………...考证牛头山于阗文拼法是Cuttaus-na，go与co都是牛, “说明最早的一批居民对牛的重视和崇拜, 或许透露迁徙而来的塞人对牲畜的重视，其实对牛的崇拜原为印度的习俗, 印度造字的圣人号Govinda (瞿频陀) ,意义是Obtainer of go (牛) , GoStana训牛图,这完全是印度化的结果[3]）而明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金石部》中援引后晋平居诲 《于阗国行程记》称：“玉河在于阗城外。其源出昆（仑）山,西流1300里, 至于阗界牛头山,乃疏为三河….” (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金石部》引后晋《平居诲行程记》)则进一步佐证了仇摩置即牛头山。于阗国都西城，李吟屏在《古代于阗国都再研究》一文中有较为详尽的论证，他认为:于阗国都故址在阿拉勒巴格,约特干虽不是国都本身,但至少是其附属部分[4]。[1]曲英杰：《水经注城邑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7月，第9页[2]《新疆塔什库尔干石头城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光明日报》，2017年02月08日 09版[3]饶宗颐：《上古塞种史若干问题——于阗史丛考序(附本书后记)》，《中国文化》第八期，第169页[4]李吟屏:《古代于阗国都再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页40-47释法显自乌夷西南行，路中无人民，沙行艰难，所迳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达于阗，其国殷庶，民笃信，多大乘学，威仪齐整，器钵无声。城南一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鞾，石上有足迹。彼俗言是辟支佛迹，法显所不传，疑非佛迹也。乌夷，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在所译《高僧法显传》中考证“乌夷国”就是焉耆。鞾（ xuē）同“靴”。上述注文“（于阗)城南 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鞯，石上有足迹，彼俗言辟支佛迹”大抵是关于新疆岩画的最早记载。新疆也是我国岩画最丰富、最复杂的省区之一，大约在50个县发现有岩画，发现岩画点数百处[1]。又西北流注于河。即《经》所谓北注葱岭河也。古人误以葱岭河为黄河源头之一。南河又东，迳于阗国北。释氏《西域记》曰：河水东流三千里，至于阗，屈东北流者也。《汉书.西域传》曰：于阗已东，水皆东流。南河又东北，迳扜弥国北，治扜弥城，西去于阗三百九十里。扦弥是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南道的重要绿洲国家之一。关于其国都地望，学术界聚讼纷纭。近年来陈晓露通过对甘肃悬泉出土简牍的解读和对新疆圆沙、喀拉墩两处遗址出土考古材料的认真分析比对后认为：传世文献所载扦弥改名拘弥之事发生在西汉宣帝年间，其直接原因是国都从扦弥城迁至宁弥城；圆沙古城即原国都抒弥城，形制为西域土著圆城，并受到中亚城制的影响.......至迟在公元3世纪，扦弥国己不复存在。灭国后，喀拉墩城在于阒的治下继续使用到公元5世纪，之后被彻底放弃[2].南河又东迳精绝国北，西去扜弥四百六十里。南河又东迳且末国北，又东，右会阿耨达大水。释氏《西域记》曰：阿耨达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兰海者也。其水北流，迳且末南山，又北，迳且末城西，国治且末城，西通精绝二千里，东去鄯善七百二十里。种五谷，其俗略与汉同。又曰且末河东北流，迳且末北，又流而左会南河。会流东逝，通为注滨河。注滨河又东，迳鄯善国北，治伊循城，故楼兰之地也。精绝，汉代国名，今民丰县尼雅河流域尾闾。“精绝”与“鄯善”为同名异意。国都精绝城即今尼雅古城遗址，在民丰县尼雅河尾闾已断流的沙漠中。但有学者认为把精绝国及其王城放在尼雅遗址，目前比较有力的证据是佉卢文书中有城的记载，而非考古找到了确实的城址[3]。[1]周菁葆:《丝绸之路与新疆古代绘画艺术》，《丝绸之路》 2011年14期[2]陈晓露:《抒弥国都考》，《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3期，93页[3]肖小勇: 《楼兰鄯善考古研究综述》,《 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第90页楼兰王不恭于汉。元凤四年，霍光遣平乐监传介子刺杀之，更立后王。汉又立其前王质子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百官祖道横门。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恐为前王子所害，国有伊循城，土地肥美，愿遣将屯田积粟，令得依威重。遂置田以镇抚之。伊循城，黄文弼以为：“《水经注》称楼兰王迁伊循城，乃尉屠耆畏前王子所害，自请于天子者，并非真实原因。[1]”而李炳泉则进一步指出，伊循屯田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控制鄯善国并进而威慑南道国家…….保证西域南道的畅通，促使了西域都护的建立和巩固，从而在西汉与西域南道诸国及中亚一些国家的政治交往和商贸往来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2]。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入，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劢厉声曰：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讙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索劢楼兰屯田究系何时，学界长期争论不休，楼兰出土文书提供了探讨的新契机。《水经注》索劢在楼兰“大田三年”，而（楼６1）残纸记有楼兰屯府汇报“嘉平四年三月司徒府癸丑书署军”至“（正元）二年正月戊寅”间事宜之文件，符合“大田三年”之时限[3]。《水经注》所见当事人索劢、毛奕两人正史均未载，然劢祷词所引“古”人王尊、王霸、耿恭分属两汉，而楼兰文书中迄未发现确属东汉者，均可佐证索劢非属东汉。东汉中晚期积弱不振，也无可能遣出“行贰师将军”出屯楼兰。李氏在《敦煌索劢楼兰屯田时限探赜》一文中推析索劢很可能为郭淮麾下将领。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国北，治扜泥城，其俗谓之东故城，去阳关千六百里，西北去乌垒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去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土地沙卤，少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扜泥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胡兴军推测咸水泉古城（圆形直径达300米，墙体宽2.2米至2.7米，残存最高处达2.5米。经碳14测定咸水泉古城的年代在东汉至魏晋时期，距今1790年左右；东南距楼兰古城57.5公里，）应为楼兰国都城楼兰城，而斯文·赫定在1900年发现的楼兰古城应该是楼兰国更名为鄯善国后迁都所建的扜泥城[4]。国在东垂，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迎送汉使，故彼俗谓是泽为牢兰海也。释氏《西域记》曰：南河，自于阗东迤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者也。牢兰海，即罗布泊，亦称泑泽、盐泽、蒲昌海等。北河自岐沙东分，南河，即释氏《西域记》所谓二支北流，迳屈茨、乌夷、禅善，入牢兰海者也。岐沙，钟兴麒认为《西域志》中的岐沙谷即明铁盖达坂。并指出法显、宋云、玄奘等人均经过此地,翻岐沙谷西南行,为历史上有名的陀历道（古代中国经葱岭到古印度的陆路要道）。明铁盖地方,是葱岭古代"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的交通枢纽[5]。屈茨，即龟兹。乌夷，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在所译《高僧法显传》中考证“乌夷国”就是焉耆。禅善，按 “释氏《西域记》曰：南河，自于阗东迤北三千里，至鄯善，入牢兰海者也”可知禅善即鄯善。

上图为楼兰、营盘等古城等谷歌地球鸟瞰图[1]黄文弼：《两汉通西域之路线》，收入《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0页[2]李炳泉：《西汉西域伊循屯田考论》，《 西域研究》 2003年第2期，第1页[3]李宝通：《敦煌索劢楼兰屯田时限探赜》，《敦煌研究》，2002年3月[4]《新疆考古人员推测孔雀河北岸新发现》，《都市消费晨报》，2017-03-29[5]钟兴麒：《西域志》岐沙谷即明铁盖达坂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