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丨讲堂
讲堂
龚鹏程
讲堂，是讲学的空间，许多讲学传统都与这个空间有关。故若弄清楚了它，教育史、讲学史上若干问题也就得以明白了。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制作过一系列广获好评的纪录片“如果房子会说话”，后来文字版出版时加了副题“家居生活如何改变世界”（20 15，台湾左岸文化公司）。谈卧室、浴室、客厅、厨房的变迁，附带也 就说明了英国人家居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这些演变跟世界史的关系， 物质、工业、人际网络、精神观念、性与死等等。
空间，常不只是空间。一种空间之出现，也不是偶然的。房子会说话，读者看这篇小文，亦宜由此入心。
一、由讲话到讲学
讲堂之“讲”，似乎不用解释。人的思想、观念总要讲出来，才能 与人沟通、交流、传播，为人所知，不烂在脑子里。
佛陀讲法图
故古今中外，没有思想家不爱讲说的。著名的如印度之佛陀，据说说法四十九年，讲经三百余会。讲了《华严经》《阿含经》《方等经》《 般若经》《法华经》和《涅槃经》等等，这些经，其实都是殁后弟子结集的听讲记录，卷轶浩繁。希腊则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人也老喜欢拉着人讲，传下了许多《对话录》。
中国也没有任何一部经典像佛经这般是教主独讲的，十三经都不是。后来受佛教影响的一些道派，才有《太上老君说常清净经》之类作品。中国又没有对话录，只有讲记、讲义。所以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才会老倍人怀疑是受了禅宗的影响。而即使是语录，也仍非对话录。至于《论语 》，颇有人以为即是希腊那种对话录，其实也非是。故我国讲学之传统颇有值得深究之处。
二、讲学
讲学起于何时，不可确知，至迟在春秋时期已有。据《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孟僖子擅长 替人襄赞典礼，老病而讲学之，许多人遂跑去跟他学礼。这显示了春秋时期已有讲学之风气了。
其所以如此，原因是此前皆是官学。官学由政府主办，教师亦由政府安排，本来就与私人讲学不同。官学礼 乐射御书数，书数是基本知识技能，礼乐是文化教养，射御是武备。当 时是贵族教育，射御，犹如欧洲中古之贵族都要接受骑士训练那样。教 育出来的子弟，将来也都从事官职。私人讲学就不同了。孟僖子擅长礼，也只教礼；别人之所以去跟他学，则是因他有此绝学，别处可能学不到。因此这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事，有特殊之导向与宗旨。
孟僖子是孔子的前辈，很欣赏孔子，孔子讲学 也就继承了这种精神。
但孔子又是有发展的。《论语》记载孔子曾感慨：“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可以看出讲学不仅已是常态，若不能经常讲学，还会被认为是种缺点呢。讲学也被当成是一种跟修德、改过、迁善相同的“改善人存在状态”的方法。
孔子的话里还有一层意思不能忽略：讲学不仅行诸师弟之间，也在朋友之间。平辈交游，即须讲学。
这一点十分重要，也可说是儒家教育观的精义之一。《易经·兑卦》的象辞就说：“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孔颖达疏：“朋友聚居，讲习道义。相悦之盛，莫过于此也。”
儒家的朋友观正建之在讲学上，彼此讲习道义，才是朋友，否则便成了小人酒食相征逐，共趋于下流。《论语》开篇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讲的就是这个原理，不是泛说一般亲朋来访。
“有朋自远方来”，指讲学；它上面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其实也是。
怎么说呢？因为讲学之讲并不只是口说，像上文所引《左传》记孟僖子讲学的那句话，杜预注就说：“讲习也”。讲与习是同义词，《易》云君子以朋友讲习，把讲习合成一个词，也即是这个缘故。讲就是习，故“学而时习之”事实上便是讲习不辍之意。这是古代通用的词意。例如《玉篇》云：“讲，习也。”《左传·隐公五年》：“春搜，夏苗，秋獮，冬狩，皆农隙以讲事也”，注也说是习。
1906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建北洋陆军讲武堂。后各地督抚纷纷仿效，陆续建立了南洋（设于南京）、江西、云南、东三省、湖南、广东等陆军讲武堂。1911年辛亥革命后还继续保留，1928年才停办。讲武之讲，用的正是古义，讲武就是习武，非光说不练的。
日本教育尤其重视这讲习二字，各地皆设“讲习所”。清末章太炎先生游学日本时濡染此风，遂也设立国学讲习会，开启了百年来讲习国学之机。近年我国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上，亦参考传习所的运作。如昆曲、上海越剧，泉州歌诀，打城歌，郑州太医泉，黎族打柴舞，无锡梧声古琴，凤凰苗族银饰制作等，均设有传习所，用以传播理念、培养人才、发展技艺。
三、所、室、堂、庠、序、黉、塾、斋馆、精舍、书院、寺庙
讲习所的“所”字，涉及了讲学的场所问题，指讲学者在哪里讲。
讲学当然可以无定点。或如孔子游历四方，或如墨子孟子商鞅苏秦那样游说诸侯，弟子们跟着老师跑，所谓“从游”，不择地、不择时，当然也就无一定的讲学地点。纵使传说孔子有所谓“杏坛”，其实也只是在杏林中找一土墩子讲讲而已，无教室、学校之类固定讲学空间，与柏拉图有其学园不同（另详后）。
有定点的讲学，最常见的是教师自宅。宅中的厅、堂、斋、室，都可能用来教学。孔门弟子有及门、入室、升堂之分（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见《论语·先进篇》），就是以老师家里的空间来看弟子各自所处位置之不同，以见亲疏。
但自家堂室更主要教的乃是自己的子孙。古人重视家学，故多在家中施教。而家学，并不是现在谈家庭教育的人所讲的那一套，仅注目于儿童生活礼仪、道德教养、亲子教育层面，而是以家庭宗族为一学术传承团体。中国学统所系，古代一大半就是靠这种家学。
例如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南方是王、谢、袁、萧、朱、张、顾、陆，都是经学礼法传家的。北方大乱，士族逃散，学统则有所缺。前秦苻坚时，太学想教《周礼》却没老师，就特别去请太常韦逞的妈妈宋氏出来教。因为她们宋家是以《周礼》为家学的。老太太当时虽已八十多岁了，但神明不衰，故特立讲堂。选派了生员弟子一百二十人去受业，称她为“宣文君”。家学影响官学、世家大族女子都通经学，这是个著名的例证。
苻坚设的讲堂，就是公开的定点教学单位。这种单位渊源久长，古称为庠、序、黉、舍，概属官学，文武兼修，礼乐射御书数，如前文所述。秦汉以后，六艺之教虽渐衰微，但孔庙和各地州府县学大抵都仍保留“射圃”的规制，也仍经常举行射礼。不过射毕竟已成旁支，官学中最主要的建置终究还是讲堂。
这其中有中央政府办的，如《后汉书·翟酺传》载：“光武初兴，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卷，为海内所集”；有地方性的，如《水经注·江水一》说：“文翁为蜀守，立讲堂，作石室于南城”，都属于公众教育性质。这种教育一直延续到晚清，包括了各地之义学、社学。
私人自办讲堂，做公众教育的，汉代以前似未见，但汉代就已极盛了，乃家学之延伸。尤其东汉大家族制渐旺，宗族子弟动辄数十百人，须延师教诲，或由族内耆宿教育之。而若教授出了名，各地寻师访学者便会蜂拥而至，望门礼拜。因此东汉时常有一位大学者几百位门人的例子。这么多人，家中通常无法容纳，势必另辟讲堂。
灵山精舍图
讲堂有时选在山林清雅之地，则称为精舍或精庐。《后汉书·党锢传·刘淑》：“ 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即为一例。故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辨误二》：“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谓之精舍。”
其实精舍原不限于儒者讲学，道家佛家清修之地也称为精舍，如晋·虞溥《江表传》：“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 吴会人多事之。”或《魏书·外戚传上》：“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等等都是。后来遂成为讲学用功清静之地的通称。因为精舍实际上就指心，故养心之所都称精舍。《管子·内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可以为精舍。”尹知章注：“心者，精之所舍“，是其证。
唐宋以后，儒者办书院，近的渊源是唐代集贤书院之类建置，远的渊源就是精舍，朱熹所建书院就有许多称为精舍的。如闽北建阳、武夷山的寒泉精舍、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都是。
朱熹题武夷精舍诗甚多，如精舍：“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一日茅栋成，居然我泉石。”仁智堂：“我慙仁知心，偶自爱山水。苍崖无古今，碧涧日千里。”隐求斋：“晨窗林影开，夜枕山泉响。隐去复何求，无言道心长。”止宿寮：“故人肯相寻，共寄一茅宇。山水为留行，无劳具鸡黍。”铁笛亭：“何人轰铁笛，喷薄两崖开。千载留余响，犹疑笙鹤来”等。足以见精舍生涯之逸乐。
与精舍同样取意于清净养心的，还有斋馆一词。斋馆指斋戒时所住的房舍，汉应劭《风俗通·怪神》：“乃即斋馆，忘食与寝”、唐王勃《拜南郊颂》：“神坛岳立，斋馆云深”等都是。学校也是。《宋史·徽宗纪一》：“壬辰，诏诸路州学别置斋舍，以养材武之士。”指的就是学校馆舍。晚清改制现代大学之后，北大清华等校就都仍沿用这称呼，不像一般学校只把学生自习清修之地称为“宿舍”。宿舍，意谓仅是工作完回去洗澡睡觉的地方，跟工厂一样，完全丧失了斋心用功的含义。
另有些家庭私塾发展成公家讲堂的，则常仍旧称为塾，或称义塾。这名称在中国一般只指小规模的初级学堂，可是在日本却比书院还普遍。据《日本教育史资料》统计，江户时期日本有武士阶层的平阪学问所、藩校、初级教育的手习所（寺子屋）等甚多，而称塾者最多，凡三十所。称堂的廿二所，舍廿所，书院、斋、馆、亭、黉、学校都各一所。现今有些现代大学，也依然称为塾，如庆应义塾大学就是。称堂的，则以大阪怀德堂最著名。
大阪怀德堂图
公众讲学，还有一种特殊形态，那就是寺庙。
寺与庙非一事，寺指佛寺，庙是道家宫观庙宇。皆方外，但也都有讲学活动。南京佛寺的讲学活动，早在刘宋以前即有。《南史·宋武帝纪》说：“尝游京口竹林寺，独卧讲堂前，上有五色龙章”，京口即今镇江，盖当时寺院已皆设讲堂，用以讲经说法了。梁朝此风更甚，梁武帝本身就是大讲师，《南史》说他“创同泰寺，开大通门以对寺之南门，取反语以协同泰。自是晨夕讲义，多由此门”，在寺中讲了许多经义，会通儒佛。
后来明代大报恩寺又名报恩讲寺，与此也当然深具渊源。
本来所有寺院都可称为讲寺，因为寺院里都是要讲经说法的。《魏书·释老志》：“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奸淫之徒，得容假托，讲寺之中，致有凶党”云云就是明证。
后来则特指区别于禅寺和律寺的“教寺”。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方外玄踪》曾说：“为僧之派有三：曰禅、曰教、曰律。今之讲寺，即宋之教寺也。”因为宋朝时，禅宗称“禅院”，天台宗、华严宗等其他宗派称为“教院”。教院讲经，而禅宗直指心性、不依经论，所以有此区别。
山东兴国禅寺图
明洪武十五年，又将天下佛寺分为禅、讲、教三种。讲寺是讲明诸经旨义的；教寺是演音利济以训世的，以经忏法事为主。田汝成的话就是这么来的。
但以上各种形式的讲堂，无论社学、义学、州学、府学、县学、太学，或家学、私塾、经社、书院、寺庙讲经等等都是向下的，讲的人身份皆高于听讲人。可是政府体制中却还有一种是向上的，由臣子向皇帝讲，称为“经筵讲学”。乃中国教育中最特殊之一格，体现“道尊于势”之精神。
因为每个人都须要学习、都须遵循老师的教诲，皇帝不但不能例外，甚且更该学。所以当皇子时就应拜师学习。当上皇帝以后，仍要继续学，要选拔硕学鸿儒来教他，这就是经筵讲学，教皇帝以正道。
此一制度，非但是对皇权的制衡，且是积极的教示、导引、匡正。儒者非常重视这个职务与进言的机会，也为了向历史负责，故常会撰写讲稿，留下记录，称为经筵讲义，宋梅尧臣《闻临淄公薨诗》云：“官为喉舌爵一品兮，经筵讲义尊萧匡”，即指其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说宋朝元丰以前讲者执经论说，依文发挥，并无讲义，元丰年间以后才开始有，恐未确。
四、主讲、会讲、讲会、讲坛、讲席、讲座、宣讲、俗讲 讲堂，中国与韩国后来都以书院为名最普遍，讲堂附在其中。
但书院教育实以自学为主，并不常讲，不似现今学校每天要老师哇啦哇啦地讲。山长隔段时间才开讲一次，或邀人来书院专场演讲，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即请陆九渊来讲。
若两人共讲或辩论，则称“会讲”。如朱熹去湖南长沙与张栻会讲就极有名。公元1167年农历九月朱熹到岳麓书院与张栻辩论“中和”之义。讲堂上并排摆着两把椅子，听讲的学子赞成谁家的观点，就站入哪位大师面前。左右逢源，茅塞频开。两人辩得酣畅，曾连续三昼夜不辍。各地学子骑着马赶来听。讲堂内水泄不通，外面饮马池的水也一下就被马喝光了。
后来会讲更扩大为“讲会”，变成明代书院例行的讨论会，有时吴越的大会，竟致千樯云集。
讲会是打造一个平台，让许多人能在同一个平台上相互讲论。这个“平台”的意义，后来便衍为讲坛一词。
坛，是土台子，用土筑一个这样的台，主要目的是供祭祀用的。后来因举行盟会都要祭祀，故又以坛为盟会之所，孔子的杏坛，原先就是这种盟坛。《礼记·杂记》：“孔子出鲁东门，过故杏坛，曰：兹臧文仲誓盟之坛也。睹物思人，命琴而歌”。
后来登坛拜将拜相，或把文学界称为文坛、诗坛，把体育界称为体坛等，都延续这种平台、聚合之义。据《北户录》云：“越人每相交，做坛，祭以白犬丹鸡”，可见坛也有交友约盟的含义，讲坛一词即是如此。可是近年来央视百家讲坛打广告说“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却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坛”简化字与“罈”的简化字相同，所以它搞混了。其实一为土坛，一为酒罈，是不能混淆的。
虎丘生公说法台图
与讲坛类似的词语是“讲台”。为了让听讲的人看得清、听得明，常会让讲者坐或站在高处讲，所以登高台或高坛而讲，是很常见的。目前所知，可能以晋朝虎丘之生公说法台为最早。前此多只有讲席而无讲台，嗣后则讲者升高座渐成常态，寺院尤其如此。
讲席，是高僧、儒师讲经的席位，亦用作对师长、学者的尊称。南朝梁沈约《为齐竟陵王发讲疏》：“置讲席于上邸，集名僧于帝畿”、 唐戴叔伦《寄禅师寺华上人次韵》之三：“近闻离讲席，听雨半山眠” ，说的都是僧人开讲，其实儒者开讲也是一样的。
讲师的席位当然会比听众更讲究些。《宋史.张载传》记载张氏：“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从。”这种铺设有虎皮的座位称为皋比，古人常用“坐拥皋比”指居教师的席位，如清归庄《与葛瑞五书》：“幸此地风俗，甚尊其师；而弟之为师，又能自尊，坐拥皋比，俨然如马、郑大儒，一时遂有经师之名。”顾炎武《亭林文集·四·复张又南书》：“至鄙人侨居之计，且为后图，而其在此，亦非敢拥子厚之皋比，坐季长之绛帐。”
但以虎皮为席，并不起于张载，古代早有此风。《左传-庄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唐戴叔伦《寄弹师华上人次韵》也说：“猊坐翻萧瑟，皋比喜接连……白昼谈经罢，闲从石上眠。”
而这里还略要辨析的是：老师升高座、登讲席，并不能想象成如现在这样坐在一张大椅子上。古人跽坐，跪在地上；箕坐、踞坐都是放达的坐姿。后来才有坐椅，称为胡床。有些人把胡床和高座等同起来，认为高座就是坐在椅子上。可是我们看四川省博的讲经图就知道，经师是坐的，脚不垂下来。换言之，即使坐在高座上，也是跪坐。
以上这些讲，除了生公说法是对着石头讲以外，都是对人讲的，且多是面对许多人讲。
最近有人说中国古代教学都是一对一的，不像现今学校这样老师一个人对着满屋子学生讲。而且说西方教育为什么一对众，是与西方人的世界观有关的。西方追求统一的规律，中国则注重变化、变动。所以表现在教育上，中国因材施教，西方则用统一的教材、统一的年级、统一的考试。
其实谈问题不需要如此上纲上线！古代教学，有针对个别学生的，因材施教；其实也有大班大课，主讲开示的。何况老师不同，教法各异。如宋代书院，陆九渊擅长开讲，朱子就更擅长问答，所以留下了大量的语录，陆则有许多讲义。这是彼此擅长及教法不同所致，不能说中国教法就只有个别答问而无大众宣讲。
由我前面文章之描述，已可看到：讲学既有友朋师弟君臣间个人化的讲习切磋，更有面向稠人广众的宣讲。典型的例子是马融“绛帐春风”的故事。
《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列传上〉说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后人很喜欢这个故事，遂以“绛帐”为师门、讲席之敬称。唐李商隐《过故崔兖海宅与崔明秀才话旧》诗：“绛帐恩如昨，乌衣事莫寻。” 唐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心轻马融帐，谋夺子房帷。”宋陈人杰《沁园春·铙镜游吴中》词：“ 张禹堂深，马融帐暖，吟罢不妨丝竹声。” 明李梦阳《谒平台先生墓》诗：“平生马公帐，四海孔融尊。”清龚自珍《己亥杂诗》：“ 孔壁微茫坠绪穷，笙歌绛帐启宗风”都用这个典。
可是马融学生千人，郑玄在其处根本难得见上老师一面，依我们现在看，应该不算是好老师；乱以女乐，也谈不上是美好的教学环境。但古人仍把这件事当成美谈，以上这些诗就是证据。把绛帐、马帐当成师门讲席之美称，至少显示了他们对一对多的讲说方式并无恶感。
与马融相似之例，又可见诸前文所举宣文君老太太，她面对一百二十位生员，乃是隔绛纱授课的。
他们的情况比起佛教，事实上又小巫见大巫了。佛陀在灵鹫山说法，据说万人聚听。我曾登是山，乱石插云、磊砢荆棘，不知当日如何聚得那么多人。可是佛经动辄说“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一类化，夸耀人多。甚至如《华严经》说：一时，佛在摩竭提国阿兰若法菩提场中，有十佛世界微尘数菩萨摩诃萨所共围绕，复有佛世界微尘数执金刚神，复有佛世界微尘数身众神，复有无量主山神，复有不可思议数主林神，复有无量主稼神，复有无量主水神，复有无数主火神，复有无量阿修罗王……说得竟是没边儿了，难于想象。
后世佛教秉此渊源，讲经，都是大开法堂，面对广众的。所以常又称为“宣讲”。宣，有宣扬、宣传之意，表明了他的公众性。南北朝寺院中之讲经就是如此，隋唐之寺院俗讲，更是倾倒士庶。
俗讲，是面对世俗社会人士的讲说，杂以图绘、歌舞、戏曲，流行于唐代。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善伏传》的纪录，贞观三年（629年）俗讲即已存在。五代以后，俗讲渐不流行，然据《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引《释门正统》，俗讲至南宋理宗时（1225—1264年）还未尽绝。这样从七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存在大约五百多年。以区域而论，长安为俗讲的中心，定时奉敕举行；各地方寺院也大都在春秋及夏（或冬，即正、五、九等三长斋月）各有举行。
佛教后来之所以能在社会各阶层生根，与它这种广传的性格极有关系。道教在唐宋以后渐渐趋向秘传，仅师徒、父子相传，乃是它渐渐就比不上佛教势盛的重要原因。
五、讲说、讲论、都讲、论难、讲和
讲，本以口说为主。儒家极重口说，孔门弟子们讨论事理，常以自己直接听闻老师的讲法为依凭，因此有“各尊所闻”的状况。但各自听受，说时情况不一，又因材施教，听者也有理解之问题。因而在大家都各尊所闻，觉得对方所说“异乎吾所闻”的时候，学派也就分裂了。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佛陀灭度后，佛教也分裂成部派佛教，原因都在于各述所闻。
到西汉，儒家仍以口说为重，认为微言仅存于口说，不书竹帛。今文学家特别强调这一点，因此师法家法甚严，各派有各派的口说微言。直到清末康有为等人复兴今文学，仍强调这一点，康有为自己就留下了《南海康先生口说》二卷。
但口说多歧、传述易讹，还是文字较为稳定，所以东汉以后古文家兴起，就越来越重视文字。讲，也渐渐出现了文字记录型的讲义。
讲义，指讲说经典的义理。这是因汉代讲经制度而形成的，后就成为一种文体、著作形式。相关的文体，还有论与难。
讲义、义疏、论难，都流行于魏晋南北朝。讲义，是讲明义理；义疏，是疏通经义；论是讲论；难是对经或论提出质疑问难。这些文体，后人搞不清楚渊源流变，常生误解。或把所有讲稿泛称为讲义；或说经典有注解，可是后人看注解也看不懂了，遂又作疏来解注，乃成为义疏；又或说论难出于辞赋之《卜居》、《答客难》，属于设问之体。凡此，都是不知讲经传统使然。 讲义，梁武帝即有《毛诗发题序义》一卷、《周易开题论序》十卷。简文帝讲《放光经》也做开题大会，见《高僧传》卷四。现在各大学博硕士生写论文，仍有开题考试，即是因袭旧时习惯的。
义疏，其体例与起源，学界仍有争论。过去牟润孙先生《论佛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新亚学报四卷二期）认为主要是由佛教来。我硕士论文《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则主张源于汉人说经之讲论与辩说，晋以后才受佛教影响，分章分段，科判愈详（一九七九年，台北师大）。近年，古胜隆一《中国中古の学术》（东京研文出版社，2006）反对牟先生之说，论证义疏与汉人讲经的渊源尤详。他引《礼记》中：“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相观而善，之谓摩”这一段来说明汉人讲经是在学生中选都讲。因为这一段，郑注云：“不并问，则教者思专也。摩，切磋也。”孔疏云：“相观而善，之谓摩者，善犹解也。受学之法言，人人竞问，则师思不专，故令弟子共推长者能者一人咨问。余小不能者，但观听长者之问答，而各得知解。此朋友琢磨之益，故谓之摩也。”已把都讲之选择与作用说得很明白了。
都讲，是汉代一种特殊设置。当时博士讲经不执经本，选都讲一名唱经、问难。也就是老师主讲，升高座，另设一座（两个位子分南北向），给学生里挑出来的一名高材生或助教之类人，担任都讲。其职责就是在老师讲说时，负责提问，质难先生所讲的内容；以便先生进一步深入发挥，把义理层层剖析明尽。
此即称为“难”。经学家对经义有不同的见解，形成“论”，流传出去以后，别人或本派弟子有不同意见，也常会写“难”来质疑。这在当时是常事。《诗·大雅·公刘》“于时语语” 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 陈奂传疏：“论难者，理有难明，必辨论之不已也。” 这就形成了争鸣活泼的气氛，乃讲学之乐事。
当然也有人受不了别人的质疑问难，没心量享受“执经问难”的悦乐，面子上挂不住而记恨报仇的。如唐初修《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年轻时去听讲座，质疑问难；别人答不上来，觉得很难堪，夜里竟派了刺客去杀他。幸而他躲到大臣杨玄感家里，才逃过一劫。这也可见当时问难之激烈了。
讲论而生辩论，最规模盛大者为三教讲论。唐朝自高祖武德七年开始，释奠礼祭孔之后，安排儒道佛三教硕彦相杂驳难。其后成为固定仪式，每年举行，孔颖达就参加过。可是这是真辩，辩起来火光四射，是史上一段异采。
相对来看，今天的教育，却是小孩蒙学阶段诵而不讲，光教他们死背硬记，背上个几十万字而毫无讲解；大了，又讲而不论，光是老师讲。如水泼石，灌输一番，然后继续死记硬背讲义，没有讨论，没有问难。与中国古代传统真是背道而驰矣！
胡适《九年的家乡教育》曾记一故事，说一同学的母亲请人代写家信给她的丈夫；信写好了，这位同学把家信抽出来偷看。却不知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胡适很惊讶，后来才发现他虽念过《四书》，却只是背，先生没有讲解。胡适则因母亲多给了先生几倍的学金，所以先生都跟他讲了。胡适很感念这一点，说：“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
这就是讲的重要。蒙学须讲，大学则须加上论，讲论合一，才有生机。
当然，讲说讲习之目的是追求真理，所以须要辩论，然而争辩终究不是目的。讲论之目的乃是沟通，弭平头脑里的战争，达成和解。
是的，讲这个字的含义正是和。《说文解字》就说：“讲，和解也”。《战国策·西周策》：“而秦未与魏讲也。”《战国策·齐策》：“赵令楼缓以五城求讲于秦。”《史记·樗里子甘茂传》：“樗里子与魏讲，罢兵”，皆以讲为和解义。故今人俗称和解为讲和，犹存古意。
讲，从言，从冓，古音也念媾。凡从冓之字，均有交错互入、形成一整体之意。所以“讲”字与沟通之“沟”、媾和之“媾”、讲和之“讲”，其实都是同义字。明乎此，则讲堂之“讲”，宗旨亦不难明白了。
龚鹏程
▶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