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逐利性谈到西方哲学的先天缺陷

亚当.斯密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和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无利不起早”说着一个同样的道理——人的逐利性。

中国人还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逐利性的负面效应。

人总是出于满足自身需求的目的去工作、去付出,这种需求对不同的人而言,内容也完全不同,这便产生了交换,也便有了“无形的手”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马斯洛说“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况,一个欲望满足后,往往又会迅速地被另一个欲望所占据。人几乎整个一生都总是在希望着什么,因而也引发了一切……”

那么请想想,你现在正希望着什么呢????/

(2012.9.30)

补充说明:当时的写作背景,从时间上看,我已经被提拔为副科长一年半时间了,应该是我的事业“上升期”,但工作十六年才获提拔,这种上升于我不如说是否定——体制内并不需要我这样的人——所以我必须另谋出路。

从当时的文字中可以体会我对自己命运的担忧——作为一名行政执法者,在情、理、法三者关系中,我始终是一个找不着北的行家里手——有太多不能主动化解的自相矛盾让我恐惧、犹疑,最终的逃避是为必然。

之所以不被接纳,从我所在的小体制立场看,是我这个人没能在该成熟的地方成熟,对于这一点,我从来不不论,但从我个人的立场看,那是我容忍不了短视和看不清未来的无所措手足的必然结果,其实不但无可指责,反而更有值得同情之意,只是我真的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因为我的写作本身就是在同情任何不敢和我一样行事的人。这说明当时的我志大才疏,所以用哲学自救才顺理成章。

当然,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清楚,充满了自相矛盾的我为何一直不忘寻求劝服别人(在家族中也是如此)?却实际上谁也劝不了。现在看,我这是在以自己特有的敏感向人类文明撒娇——我渴望的是不再有深层次矛盾的社会环境——如此高端的东西,人类社会肯定没有,所以我只能最终自己尝试解决。正所谓,改变不了别人便只能改变自己,于是……

立场,每个人都有,是最现实的东西。细一思量,大家不难发现,西方世界的舆论宣传一直在刻意忽略和回避立场问题,因为他们讲究民主、平等,不选择性忽略这个问题就根本讲不下去,当然也就骗不了人了,因为许多立场的冲突不可调和,只能用革命化解。所以,西方的思想教育只能用欺骗的手段去迎合群众不求甚解的肤浅与盲从,所以他们之间能够获得表面的和谐,然后被动等待社会矛盾的总暴发——大革命。

反之,中国政治相对真实得多,主张立场必须明确、坚定。可惜民众不买账,因为他们只需要差不多(苟且)地活,不需要太真实地活。这一点我不想做太多解释,我只提示一下,如果一般群众要真想活得真实,别人想选择性忽略立场也忽略不了。

好在群众是盲从的,所以社会主义政治可以通过主动改革渐次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可以选择性忽略群众无知的喧嚣,只是不能永久性忽略,比如我的哲学必须率先在社会主义社会普及就是终极改进方案。

所以,我说得对或不对,都只能由你自己来判断,结果与我无关,因为大体制就是要知难而上地通过“与虎谋皮”的方式来营造深层次和谐,而这与我的潜在需求是一致的,所以作为一个体制内的边缘人,我只想通过自己的思想自由为之助力一下。

有幸的是,我所见的哲学告诉我,我的这点想法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可行性,因为我这样一个白丁可以通过自学哲学实现思想自由,如果我的常识化解读能够成功,其他人当然就可以共享同样的自由了。

我是一个“先天”想真实地活的人,所以我才最容易被挤进哲学世界。现实生活中,我周围的人都在不遗余力地用模糊地活将一个有着朦胧的自觉意识的我挤向哲学,所以当我能够通过哲学彻底原谅他们的时候,就意味着我已经实现了较深的哲学化自觉。

在四十岁的时候,我终于被自己和他人彻底挤向哲学,因为古人说四十不惑,而我当时依然惑着,所以我这个懒人终于对自己忍无可忍了,最终一狠心,彻底决心通过哲学自救了,因为在原有的方向里,真的再没有我敢走的路了,其中就包括死。现在看,这是一种带着问题导向走进哲学世界的学习方式,觉悟得快一些也就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或者偶然中的必然性。

在网络中接触了许多哲学造诣看似很深的人,几经较量后发现,相对于我的日日新,他们却只能一直在原地不动地打转儿,因为迷信与盲从已经完全禁锢了他们的进步空间。哲学学习与创新难,难在人总是太容易画地为牢了。

现在我明白了,旧文中“看不见的手”就是抽象的道,是哲学规律的规定性所表现出来的指向性,是偶然中的必然(当然,如果再能认识到道也是必然当中的偶然,你对哲学与道的理解会更周全一些)。

道是支配一切的,正确的人生由正确的道支配,是真哲学,错误的人生由错误的道支配,是伪哲学。反之,能支配人生的,无论真伪,他们都是哲学,都是道。这就叫周全,非周全则无以明道。用哲学的话说,这叫把握哲学的整体性,是远比系统性更要命的东西,整个西方哲学都少有人明白这一点。

实际上,只有中国人能够运用道的理念,用超常的“什么不是什么”的定义方式帮人理解哲学所最难把握的整体性,可惜这种方式只有少数具备无边智慧的圣人能够实现。

以旧文中的亚当·斯密言论为例,他的思想中有很严重的偷换概念的嫌疑,因为人类的一切生产都具有利他的社会性,而西方文化却片面强调人性本恶,这就是他们把人性善的那部分全送给了上帝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他们只有在极端贬低自己之后才能在内心世界寻找到一丝变态的救赎感。

上帝与道一样,是天地不仁的,是不管人类死活的,但西方人却偏要却找,这是明显的不成熟心理特征,而且越找不到就越想找,越找不到,心理就越变态与分裂。这种变态于个体当然是隐性的,但他们历史与文明层次的整体变态却无法隐藏。这就是他们“作为人”的主体性的“先天”缺失。

从支配与派生人的角度,道是有主体性的,与人无关,这一点,与基督教文化的上帝具有一致性。正因为道之运行无论真伪,更不考虑人的主观感受,所以道是“天地不仁”的,这依然与上帝的行为具有一致性。

正确认识道的“天地不仁性”这一点,对正确认识哲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最早发现哲学的西方人根本没有这种理念,所以最终我会雄辩地论证出,这是他们的“先天”性缺陷。当然,写着写着,一旦发现我的思想不能一以贯之了,就只能尴尬了我自己。

我们都知道,人是有自我意识的,所以人就此有了主体性,因为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人有了主体性,却并不等于我们真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在现实的人生中时刻做出或做到正确选择——由于人的主观认识局限普遍存在,决定了人必须同时活在普遍的客观局限之中。

正是这两个局限共同作用,决定了人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做什么决定都是错的,因为主观局限代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太差,这相对于终极文明条件下“成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其“作为人”的主体性只能用近乎于零来形容,因为大家普遍活在盲从与苟且中,少有人真能实现天人合一地活。

这样说肯定有人看不明白,于是我换个说法,用冯友兰的话说,我们当下的人只是“作为人”,并未真正“成为人”。“作为人”显示的是人活在世间的被动性——人或者是由上帝造出来,抛弃到人世间的,或者人是由道一步步衍生出来的(例如进化论)。

相对于道或上帝的主体性的无限大,我们人就是它们所一直无视的客体,所以人的这点主体性本来就少得可怜,还要在膜拜中献祭自己,那当然就更没主体性了。

相对于道或上帝的完整主体性,人的不完整主体性在表面的数量上可以相当于坐标系的横轴,一直伸展到无限大,但纵向上始终为零的尴尬难掩。所以,只要不能实现整体天人合一的境界,或者不能最终找到上帝,由主观文明所代表的人类这点儿可怜的主体性就只能以近乎于零来形容了。所以,无论人是怎么来的,当下之人都并不可能当好这个世界的主人,至于未来能不能,只取决于人的自我改造结果,也就是如何进一步挖掘和发挥好人的主观能动性。

请注意,我的这种说法是在主动兼顾并追求超越两种相互对立且不可调和的本体论问题基础上给出答案的,因为每个真搞明白(一点儿)哲学的人都必须以实现这种自觉为前提——在成功克服唯物哲学与唯心哲学彼此间习惯性的自说自话现象之后——然后才能因个人的努力而使哲学体系获得突破性进展,进而让人类有机会更直观地看到更多哲学的整体性。

西方哲学的每次重大进步都与相关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实现这种理论自觉直接相关,因为只有这样,后辈哲学才能主动克服前辈哲学进步之后的保守——只要哲学不能获得终极进步,任何中间过渡性进步过后,哲学都要避免不了地复归于保守,这是哲学向政治妥协过多的“宿命”。

西方哲学一直是在唯物与唯心两派的互补中获得前进的,如今西方哲学已经失去了唯物哲学的参照,参照纯唯物的科学的结果就是“哲学已死”,那么人在未来能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呢?我认为这只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对唯物哲学与唯心哲学进行主动碰撞后的互补,而这将直接促成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直接“成为人”。

人有主体性自觉,所以人具备“成为人”的能力,但现在的人类肯定整体发挥不好,所以一直只有少数先贤能够“成为人”,但因为先贤不能把自己成为人的路径讲给普通人,所以人类至今只能“作为人”而存在。

这种尴尬可能因为我的哲学常识化基础上的普及化理论得到根本改变。因为其他先贤不是没把自己“成为人”的路径说出来,只是普通人不愿意、不能主动抛弃自己的错误人生立场,因为先贤们不能把自己“成为人”的逻辑完整地表述清楚,需要后人自悟,可惜后人少有这种悟的能力。

我当然也没有比先贤还高明的智慧水平,但我相信,只要先贤能解放自己,我就可能像先贤一样解放自己。我还相信先贤说大道至简,那我就用笨人的办法去找,于是我找到了“常识”与“普及”两个点,然后在这两个点的指导下去重新审视一切先贤的思想,寻找他们之间的共性,于是答案在辩证法帮我迅速地理解了道与哲学的共性之后,让我找到了——中国道文化的自上而下式思维与西方哲学辩证法的自下而上式思维,再者融合之后,可解人类一切哲学难题。

当然,我必须再次强调是可能被我找到了,因为这此前的叙述让一些自以为比我高明的人看不明白,所以我只好继续重新用更清晰、更加浅显的方式展开论述,争取雄辩地说服一切具备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因为这些人具备了自学能力。

因为我是通过不断的前提批判找到的,而且我还是业余选手,所以我的总结能力有限,所以我只能从头整理自己的思路,并结合当下的思想对旧思想进行重新解读,这样便于围观者对照分析与借鉴。

所以,任何给我机会(看我絮叨)的人,可能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因为即便我不能如愿成功,大家也可以在围观我这个疯子是如何一步一步把自己逼疯的过程中,得到逻辑训练式娱乐,机不可失啊!

再说回人的主体性,在人类文明不到一万年的文字记录以来,这种主体性肯定是日渐提升的,以至于明确地喊出了民主社会的口号,但因为喊口号的人的目的和能力不同,使民主变成了现实的伪命题——西方某些人完全无视民主的理想性,拼命鼓吹民主已经完全变成了现实性,他们竟然彻底混淆了理想的可行性与现实性差距,这是利用群众思辨能力不足在搞赤裸裸的欺世盗名。

因为资本主义欺世盗名的成功,所以社会主义政治明明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兼顾民主的理想性与现实性,设定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体制,结果因不具备西方民主迷惑人的形式自由,最终导致在自家民众面前也说不清、道不明。

所以,误读民主,是人类共同的尴尬,是人类文明局限的最集中体现,一方面是欺骗者的嚣张,一方面儿是救人者的无可奈何,这背后仍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足的原因,而主观能动性不足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人类说理的逻辑方法不清晰。

逻辑这个交流工具对人类的终极文明进步太重要了。在这套清晰的方法没出现之前,哲学家群体只能继续以小众精英的面目“心安理得”地忽悠人,而一般群众只能在一边膜拜先贤中,一边彻底无视一切先贤,因为逻辑无法贯通,先贤的言论是口惠而实不至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先贤对于无知的群众来说,只是“存在着的无”。下面我就尝试论述一下,先贤们是怎样变成普通人眼中“存在着的无”的。

以哲学为例,哲学追求的就是帮且我们“认识你自己”,但认识自己与认识外在与自己的他人、社会和整个世界是互为前提的,就是说,人只能在与外在于自己的一切进行反复理性互动过后,才能在认清外在的一切的基础上认清自己。

如此一来,这世上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人便只有那些彻底哲学化如先贤的少数人了,因为其他人都不屑于把精力往这个方向投。即便有法国那样的浪漫国度在高中阶段便注重普及哲学教育,无奈受上帝的错误引导,他们也只能永远在背道而驰当中成为一群敏感于浪漫的傻子。

那么问题就来了,其他不能认识自己的人怎么办?当然不能让他们去死,还得鼓励其更好地活。每个人都想活得更好,但实际不能,结果当然只能靠骗了,于是有的是自己骗自己,叫自欺欺人,有的是活在别人的愚弄中,是为愚弄与迷信。总之一句话,不能苟且地活在假象当中的人,都以自杀告终了。

所以很容易理解,除了高度哲学化和自杀的人之外,其他人都是活在自欺欺人当中的,再富都无法例外。所以佛说一切皆是虚幻的假象(相),其实是有条件的真理,所以佛陀是大哲学家,所以佛学是哲学,所以佛教是迷信,因为佛只渡有缘人,而对其他无缘的人,只能靠迷信让他们活在幻想中,所以佛对绝大多数信徒来说,只能是“存在着的无”。

明白了人是怎样自欺的,当然也就容易理解人是怎样被主、客观文明局限双重否定的了。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是知行合一的,就是每个人的行动都是受自己的意识支配的。其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错误地自以为是的,那就意味着指导我们自己的思想是错误的,再其次,当我们用错误的思想投入生活的时候,却发现,那个所谓的客观局限竟然还是我们自己的主观认识能力不足所造成的。最后,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世上就没有所谓的客观局限,所有的局限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认识不足造成的。

对不起,我没按照一般的逻辑论证出“双重否定等于肯定”的结论,反而只论证出了人类原来一直都是在错上加错地活。每个人,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儿,就是给别人在挖坑儿,不是坑别人,就是坑自己,而且越是亲近的人,坑得越利害,因为坑起来便宜、顺手。

所以,我总强调人类一直活在互害机制当中,就是这个道理,而政治就是禁锢人类最大的那个互害机制。当然,社会主义政治略有例外,因为它直接以消灭政治为目的,只是偶尔因领导无方(本质上仍是思想与思维的错乱),一样也会因为思想局限不除而迷失了方向。

因为没有成熟的逻辑学,所以人类从来就没有自由意志。所以,对于存在主观思维局限的人来说,他的任何选择都一定是错的,或者说是不完美的。所以人类文明一直是有先天局限不除的,而且不同的分支文明有不同的先天局限。

比较而言,非洲人是最幸福的,因为他们乐天知命;而西方人在文明方面相对悲观得多,因为他们找不着上帝;最终只有中国人相对平衡(不喜不悲地平和)一些,因为道就是中国人的上帝,每天都不离中国人左右,根本不用去找。

找不到上帝,就是西方文明的先天局限,因为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上帝身上。明明找不到,还要强找,这就叫分裂,是精神和思想上的先天分裂。所以,当这样一个文明强势地统治了世界以后,全世界当然只能跟着他们一起变得更加分裂,其中失去了文化自信的中国人就是其中的典型表现。

你是那个失去了文化自信的中国人吗?希望通过我对西方哲学的无主体性论述能帮你重新找回文化自信。

对了,原文章最后我问别人在想什么,其实我是在暗示对方别再那么自私了,因为自私的人永远也不能“成为人”。所以,过于强调自私的合理性是西方人的先天缺陷,而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是天人合一,从来不片面强调让人过于自私。

但哲学是公平的,自私到极致会产生现代科学,而现代科学也会极致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所以,没人能排除这其中道的规律的指向性,也就是偶然中的必然和必然中的偶然。正因为有这些偶然与必然交相错杂,所以才有今日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经马克思主义改造的中华新文化更是通过强调集体主义而让人迅速“成为人”,而不永远苟且和满足于狭隘和肤浅地“作为人”。所以,只要不能自己主动放大自己的人生格局,那你就肯定是活在画地为牢的生活中,表现再风光都一样。

不愿意关注本人公众号,批评几句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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