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人心不齐现象背后的本质》前传（三）
这篇文字不适合专业人士观看，因为下面的文字是自己初期的草稿，在最后定稿时没有用上，因为在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作品的过程中，通过前提批判的不断拓展，似乎早已经将这部分内容包容进去了。
现在之所以要厚着脸皮发出来，除了因为其中多有自己反思的思路与心得不舍得丢弃，更有提示初学哲学者之意，别把哲学思想想得太神秘，只要遵从简单有效的逻辑，严格抓住前提批判这个工具，我们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真理，于是我当然敢腆着脸一并整理发布，因为这代表了我的“真”。同时也是为了告诉大家，我真的是一个哲学白丁。
一、哲学的惊险跳跃
这里所谓的暂时性与偶然性均是从哲学的历史视角上获得的，因为相对于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儿，这些却往往是其现实人生所难以摆脱的“宿命”，因为他们自己的思想觉悟不够高。正因为人世间有太多这样的宿命的难以克服，直接决定了作为帮助人们摆脱宿命的唯一法门的哲学，至今仍不得不以小众文化的形象存世的尴尬，这背后更多有哲学自身发展低层次化和低水平化而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的必然结果。
但这样的妥协必然持久吗？哲学发展至今真的仍处于低水平和低层次吗？当然不是！因为人类整体文明高度发展，按照马克思理论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现在已经可以称得上“黎明前的黑暗”了，距离人类整体终极解放，差的不过是迈向哲学终极进步的最后一次“惊险一跳”而已。
如果说人之初有了自我意识，算“人之为人”关键的第一跳，那么，今天的人类已经到了从思想不完善的人彻底转向初步具备完善思想的人的关键第二跳的时候了。这一跳是哲学发展的必然，但仍有“惊险”之处，而正是构成这些惊险因素的隐性存在，才真正构成了世道人心不齐的原因和结果，而发现并克服这样的原因与结果，同样也是哲学克服世道人心不齐、带领人类走向终极和谐的关键所在。
所以，人之初的第一跳解决的是人的原始社会性的蒙昧，而今天要做的第二跳所要解决的是人的“小我”意识造就的现实的愚昧，其中最关键之处恰恰在于消灭私有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的社会属性复归于正常，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被人的自然属性——自私——所掩盖，让人类整体病态地表现为以利己为荣，并通过暴力使法律和国家机器维护人类的病态心理的持续存在，这该是怎样的妥协与无奈啊？！所以，只有正统哲学真正的常识化了，才能彻底帮助人类实现人的自然属性（利己）与社会属性（利他）的均衡发展和均衡表现。当是时，社会上的人才能全面发展成成熟的、总是首先想着“我为人人”的人，因为人人都这样做了，最终自然实现的是“人人为我”的必然的和谐，人性当然也因此最终实现终极完善。夫复何求？！
人类如果真的是纯粹的智慧生命，那么，人类早就应该做到齐心合力发展生产力，以帮助人类克服外在的客观局限，人类也早就进入了高度自由的大同世界。可惜现实不是这样！人类的智慧是渐次累积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知之甚少向知之更多过渡。个人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有顿悟的改变，人类的整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当然也会发生集体性顿悟，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惊险一跳”，是群体性嬗变，只是这集体的嬗变比个体的顿悟要困难得更多、更多，因为那是漫长的历史周期中不经意的某个点上瞬间完成的，或者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之所以说人类整体思想水平已经达到足以让人类实现嬗变的第二跳的关键时期了，那是因为以现在的生产力水平，人类如果没有思想上的偏见的制约，人类能够整体齐心合力地共同进步，在这样假想的大同社会中，人类整体自由不但能够实现，而且程度还挺高，背后是社会化大生产对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能够满足全世界人民富裕的标准，差的不过是尚未有成型的思想整合世道人心。
正因为精神文明建设的“落后”，人类至今仍饱受自身人性恶不得有效克服的报应，人类整体自由度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严重不符。所以人类一定不是纯粹的智慧生命，一定还有愚蠢的一面儿制约着人类进步的脚步，让人类不得不承受因此而带来的痛苦与代价。那么，这愚蠢的部分也就是导致世道人心不齐的直接原因。
这一点，绝对是人类需要为之进行整体反思的，只是整体反思这件事儿，一直没人牵头来做而已。而今，人类整体反思的客观条件——全球化——已经初步具备，所差的不过是一个振臂一呼的有号召力的领头的。这个领头的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政党，更可能是一个国家。人类再不能继续自欺欺人下去了！
人类整体反思时刻的到来，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必然——人类历史，因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迈进经济全球化时代，进而必然要求政治与经济发展相配套，配套的结果就是改革，并通过改革来消灭制造经济壁垒的罪魁祸首——国家，进而实现经济自治——企业代替国家管理社会，进而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式的公民自治——人们能整体自觉开展社会生产和消费。于是，人类的终极自由得以实现，人类社会也实现了终极和谐。当是时，如何拓展人类生存的宇宙空间，会成为全人类新的共同追求。
二、人性的尴尬
以上是基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所做的推理，要想更快把其变为现实，还需要回头找到制约人类不能完成惊险一跳的根本原因所在，这才是哲学的当务之急，因为搞不明白来路，便会使对去路的推理失去有效的理论和现实依据，陷入空中楼阁的虚妄。
正因为一直有人类共性之愚不得克服，代表人类智慧水平的哲学也就不得不以小众形像存世，不得不向五花八门的世道人心做无谓的妥协，这是哲学家的耻辱与悲哀，也更是人类自己主观不努力的报应！因为正统哲学就是教化人克服、摆脱“小我”的劣根性，让人们共同奔向“大我”主导下的更自由的人生。可事实并非如此，哲学的这种理想在个人身上都常常难以实现，更别说在人类群体中实现了！这是人性的尴尬，当然也是寻求终极解决方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所以，“聪明”的人类，既然能放弃眼见的大利不拿，却非要死心眼儿地抓住小利不放，绝对是不合常理的！人类总是自称智慧生命，却连这么简单的账都不会算！一定是有什么先天缺陷阻碍了人类心智的正常发挥！所以，人类从来不是真聪明，而只能算得上是“小聪明”！
人类上述一切无能表现的直接原因何在？最可能是人之初的“第一跳”的先天不足所埋下的隐患。于是，这样的不足直接导致人类整体理性水平低，进而使人类理发对自身的感性改造和升华均不到位，所以才造成人类至今仍不得不表现为“小聪明”的尴尬，这在本质上仍是人类哲学水平太低的必然！正因为如此，贯穿于世界史中的人类文明史就只能呈现“波浪式起伏、螺旋式上升”的进步模式，于是，其间反复上演的血腥与残酷就成为人类为进步而支付的必然代价。这样的发展模式又像极了科学实验，必须通过不断的试错寻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所以，世道人心不齐现象的必然存在，便成为折磨人类数千年的宿命。这也召示世人，若想再实现再一次的“惊险一跳”，必须得先克服自己的先天不足！
三、哲学的尴尬
由此可见，人类真的从来没有自己想像的那样聪明，人类太自负了，也太任性了，而任何任性都是要遭报应的，于是世道人心持续地不齐，便是对人类主观努力不够的最大报应！
一旦有了这样的客观认识，我们就会轻易发现，是自以为是的愚笨让人类自己丧失了自夸的资本，从而长期跌入被嘲笑的深渊。换种委婉的方式说，或许人一生下来真的都很聪明，但把聪明变成智慧就不那么容易了，于是，绝大多数人就只能徒劳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自己都鄙视的“小聪明”者！再换种更客观点儿的方式说，人天生的智慧，只是一种“权力能力”，若真想成为合格的“行为能力”者，个人和社会都还需要为此做出更多系统性准备。这一切准备的唯一目的是帮助每个人轻易地实现哲学化，进而是整个社会的哲学普及化，一旦正统哲学实现了普及化，天下自然大同了！
可惜的是，现实中人的哲学化之路大多不能得到正统哲学的指引，反而更多成为伪哲学污染下的“次品”，因为伪哲学更容易迎合人性不完善的先天恶性，于是人类史就在反复的将错就错中轮回。轮回现象的本质原因是：因伪哲学污染下的次品太多，于是统治者只能人为降低“人之为人”的现实社会标准，于是只能妥协地把那些还不算太次的人为定义为合格品，于是人类社会就成功地实现了整体沦陷，因为你不得不以非为是！长期的以非为是的结果就是，人性的整体扭曲，于是真正的正统哲学变得曲高和寡，只能被束之高阁，或龟缩于象牙塔内。而最广大的人民却只能在伪哲学泛滥中让世道人心呈献千奇百怪的变态形象！
哲学的这种尴尬一直存在，却少有人识得清，岂不怪哉？！于是哲学开始整体沉沦，见怪不怪的哲学家们就只能被动接受被孤立的尴尬，彻底沦为少数派，彻底失去了意见领袖的地位，彻底沦为政治的附庸。于是哲学家们没有了足够的话语权，就只能退缩于象牙塔或者社会的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独自意淫，畸形地发展着自己的畸形学说，让本来可以大道至简的哲学愈发深奥晦涩，这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呢？！
四、哲学常识化探源
哲学界若想摆脱这样的窘迫，实现彻底的拨乱反正，哲学常识化是唯一、最好、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径，因为只有复归于大道至简的哲学，才能实现普及化，才能将正统的人之为人的标准复归于现实地指导人们的知行合一的正常人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能用伪哲学为标准，指导人们实行错误思想指导的错误人生！
难道人类就真的只能认命了吗？当然不啊！因为人类历史证明，人类的文明程度一直在渐进提高，如今已经高到早被马克思提炼出社会发展规律，科学预言共产主义必将实现。人类不仅有希望，而且正变得越来越大有希望！尤其是以中国政府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各项事业所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都意味着人类距离共产主义更近了。既然理论上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人类就可能找到一条更合适的路径，以加快实现马克思的预言。
如果共产主义社会等同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大同社会，那么人类追求终极理想社会的实践更是早已经摸索了数千年，无奈时机未到、积淀不足，便只能一直忍受求不得之苦，结果让古今中外无数哲人都不得不成为后人远望哲学去路的垫脚石，虽不失被瞻仰的荣耀，但内心的缺憾是一定的，毕竟都是出师未捷嘛！这绝对是哲学家们的宿命，这是由哲学发展的渐进性所决定的必然。
可悲的是，现实中有许多人并不了解哲学的这个特性，他们在学习哲学的道路上，死抱某个或某几个先哲的大腿不放，错将其理解成“最正宗”的哲学，然后无原则地针砭时事或其他哲学。不识哲学整体系统性的他们，一如井底之蛙般看不到哲学的出路与方向，却如精神病患者般地误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真理，让自己陷入准宗教领袖般颠狂。
如今，马克思主义思想早已经让世人看到了终极理想实现的可行路径——社会化大生产必然导致阶级的消灭，而且其理论已经部分被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证明，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继续在马克思的预言下进行合理猜想，找出让预言更快实现的办法。经历苏东剧变后，一直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着的中国经济预示着，这样的想法更具现实可行性了！
五、哲学的普及化
所以，实现关键的第二跳的具体路径，最应该从将来理想社会形态与当今的现实差异比较中寻找出路。那时的社会最可能是什么样的呢？从哲学发展角度，那时的人必定人人都高度哲学化了，而且一定是都能轻易通过系统的社会教育实现的哲学化。那时的哲学一定是全人类的共识，不像今天这样五花八门，当然是普及的，也必须是普及的，因为那时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是高度发达的，普及哲学和实践哲学，才是当时人类的唯一共同爱好，因为劳动已经在那时成为人类的第一需要，而劳动与哲学一样，都是知行合一的——劳动是哲学的劳动，哲学亦是劳动的哲学。
所以，今人若想早日实现那样的共产主义理想，当然最容易在哲学普及化上找到方向和出路，而且一定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样的猜想并不完全是空想，是有现实基础保障的，因为现代国家的公民教育体系大多实现了义务化和普及化——欧美和其他世界发达经济体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率普遍很高，中国亦紧随其后。在这样的教育体系内，在公共科目设置中，广泛设立不同层次的哲学普及教育并不是件困难的事儿，所差的不过是执政当局的认可与推行而已。所以，只要将哲学的普及化落到实处，人类的终极理想距离实现的思想准备便已完备，剩下的便是哲学如何因普及化而日益变得常识化的进度问题了。
当人人都能把深奥的哲学问题变成常识一样，再用这样的思想指导大家的行为，世道人心自然也就齐了。到那时，世道人心恐怕想不齐都难！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的一致，阶级的消灭自然而然地消灭就成为最现实的可能，或者必然。如果这样的推理成立，这样的发展路径下，当可有效化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制度性疑虑——中国政府用以指导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隐含着“主动消灭剥削阶级”可能性！如能因此而有效化解西方世界对我们的误解，这该是怎样的功德？！同时，有了这样的思想转变，我们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外输出思想，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面对西方世界自由化思想输入那样被动地束手无策啊！
六、哲学常识化
如果哲学的普及化可行，那么自然可以得到哲学“常识化”这样的命题，因为普及化必以常识化为前提，普及化是常识化的必然结果。哲学的常识化比较容易理解，也更容易论证，论证了哲学常识化的可行性，也就相当于论证了哲学普及化的可行性。
哲学常识化，一个多么美妙的命题，其现实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是那样的显而易见，一旦论证成功，当然可以推动哲学巨大的进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快、更彻底地改变哲学一直以小众文化示人的羸弱形象。同时，若真的解决了哲学常识化障碍，天下必定归心，世道人心何愁不齐呢！
其实，哲学常识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大道至简是异曲同工的，中国的古圣先贤亦从来就有天下大同的梦想的，只是他们的时代和历史的局限让他们不得不成为哲学发展道路的铺路石和垫脚石，他们的理论却只能因过于超前而让一般人至今难以轻易领会到位。但这些先哲的智慧却给中华文明垫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方向，确保中华文明始终如一的发展源流至今不变。
因此，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样可以理解成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完美融合的结果，这更注定了中华文明要为实现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做出更大贡献。而我们有幸恰好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上，因为当今时代已经具备了将哲学实现常识化——大道至简——的全部基础条件，差的不过是群策群力将这件事儿做好落实罢了。因为这是一件“难者不会，会者不难”的事儿。
将深奥的哲学进行常识化改造，肯定难嘛！若不难，也落不到哲学家们的头上，谁让这群人一直就是世上最智慧的人呢？！既然大道能够至简，那就必须有人来实现这件事儿。以前这件事儿做的不好，则说明许多哲学家确实忽略了这件事儿，但更主要的是当时的条件属实不具备，所以只能在春秋战国时，由老子汇集中国远古圣贤智慧，超前地提示性做出哲学常识化的号召——大道至简。而今天提出哲学常识化，不过是将大道至简重新具体落实一下而已！
七、曙光初现
既然古今哲学史都证明哲学常识化可行，照做就是了。要做，首先得找到突围方向和突破点。哲学告诉我们，只有搞清楚人是怎么来的，才能更好地预言人将往何处去。所以，从人之初的“人之为人”的起点与始因的研究中，我们或许真会找到世道人心一贯不齐的根本原因。找到并利用这些根源想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哲学救世的方法才能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人类整体哲学水平亦可因此实现一个较大的跃迁。
如果这样的设想得以实现，那哲学终极追求的实现，不过就是一个不断消弥人性先天固有的“小我”、奔向共同轻易实现“大我”的进化过程（人性皆善恶兼具人之一身，只能通过扬善抑恶来消弥恶的消极性，而不能彻底消灭之）。
人从来是思想性的存在，教育能够改造和完善人的思想，使人们的思想通过教育达成一致的，所以，纷纷的世道人心中又常常能够乱中有致，只是这样的秩序通常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得到有效维持，随着人数的增加，思想的一致性越难，于是“无奈且无能”的人类开始妥协出种种让人苟且而活的道德、法律等社会伦理规则。但人类从来不甘于这样的妥协与苟且，所以“天下大同”、“理想国”这样的梦一直让人们在现实的残酷中对人性保持着合理的期待！这不仅仅是中国梦或者希腊梦，其实都是世界梦，因为“大同”的是整个“天下”，只在一国一地实现的“理想国”是不能在阶级社会里独活的，只有全世界共同进入理想国度，理想国的设想才能具有现实可行性。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欲实现崇高的理想，必须理论先行。只要建立起一种思想，通过它教会人类达成统一的协商机制，一切矛盾都可以在哲学的对立统一思想中得到有效化解，那么人类史就不会再有纷争，就可以实现天下大同的梦想了。每一个哲学家都希望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内实现这个梦，却从来无人得尝所愿，最终都只落得个“巨人肩膀”的地位，成为哲学前进的铺路石。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从来不能就许多根本性问题达成共识呢？甚至对一些常识性问题也一样没共识，究竟是什么制约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彻底发挥，让世道人心从来不齐，最终导致本来有能力人人享受的真正和谐一直如海市蜃楼般缥缈呢？从而让混乱的世道人心在妥协中飘零。或许答案真的只能从人之初时去找。
从哲学的角度，世道人心虽然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上，但它本质上是人的思想层面的，是抽象的，当属上层建筑。按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理论，它应该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力，不起决定作用——理论一。可这毕竟是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理论，若从“智慧创造财富”的微观角度看，社会资源既定的情况下，个体智慧高低对财富的创造数量起决定作用，那么，作为个体智慧的集合的整体人类智慧便对经济基础起着决定性作用——理论二。如此看来，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理论，在各自的语境内均是正确无误的，那么我们该形成怎样的统一认识呢？
我觉得，理论一只适用于阶级社会，理论二却适用于整个人类史。人类发展初期，理论二的规律起了决定性作用，发展了生产力，产生了私有制，于是人性恶被极大释放，于是社会在运行中自发地产生了道德以外的政治，于是理论一是政治的运行规律，在它的规定性中，演绎了人类阶级斗争史的血腥。但这个过程中，理论二的规律仍一直在起着根本的主导作用，它让人类的剥削强度随着时间和生产力水平的进步逐渐减弱，直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科技大繁荣，因物质的极大丰富成为即将的事实，这就使得剥削（在不久的将来）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物资唾手可得的情况下，文明人谁还愿意做剥削别人的缺德事儿？！
这种现象过程性地体现了人类从低级到高级、从初初的蒙昧无知到今天的高度文明、从不可控的善恶并存一身到即将实现的绝对扬善抑恶的进步过程，这也是人的哲学化的终极实现的过程——原始民主下的人类在理论二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理论一，并在高级阶段彻底消灭理论一，复归一个更高级的民主社会。这样的过程中，实现的是人类社会“初级道德治下的原始和谐——法律替代道德营造阶级间的妥协——道德全面复兴致法律消亡的高级和谐”的轮回。我怎么有了种证明了唯物史观的合理性的感觉呢？！
个体智慧差异与社会整体世道人心之间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局部”智慧成熟难，当然会从主观方面上升为“整体”社会世道人心不齐，这与前述“因智慧层次差异导致财富分配上的现实差异，进而形成客观上的世道人心不齐”是并行不悖的。也就是说，微观上的“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与宏观上的“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并不矛盾。人类社会所有矛盾其实都可以通过这样的对立统一的认识得到化解，之所以不能，那是因为人们真的很难轻易放下心中那个一直存在着的自私的“小我”！
八、回望过去与现在的矛盾
人之初的初期，未完全开化的类人猿群体中，生命活动虽然也具有社会性，但这种社会性生命活动只是“生存”，并不构成“生活”，因为此时生命主体之间的社会性的形成，所依靠的仍只是本能的下意识，还不具备“人”所必须的理性能力，是完全非理性的感性活动。相对于类人猿生存的一成不变，人的生活可以理解成：在满足生存需要之外，人能够以自己的能力（理性的）更好地活着。也即：生存具有不变性的内涵，而区别于生存的不变性，由简单的生存升华而来的人的生活，在生存的恒定不变需求之外，因人的能力的提升，人的生活又获得了更多更新的理想性冲动和始终求变的新内涵！
正是由这些新内涵所构成的人类独有的理性智慧的无限可能性，造就了人类文明的辉煌，但这样的辉煌成果却在私有制产生后，不再有原始的普惠的功效，因为人的能力不仅提升了生活的能力，也使人性的贪婪得到无度地释放——人类从此整体跨入“黑暗时代”。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共生环境中，大家的人性同时被严重扭曲——被剥削者心理不平衡，剥削者获得更多变态的快感。于是，人类因智慧提升获得幸福安宁生活的梦想破灭，就只能在无尽的相互伤害中苟且数几千年。法律，从产生开始就保护私有制，现代法律更明确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符合现代法制精神，但却不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需求，所以马克思说它只具有阶段合理性，却从来不是天然合理的。
近现代，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发现了剥削现象天然不合理的人们在二战后将社会主义运动散布半个地球，让半数人类见到了重回旧时普惠的美好的希望。可惜的是，因为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缺乏足够认识，新政体盲目提高人们并未与时俱进的人性标准，用过高的标准要求人、约束人，不但没更快发展社会主义，反而极大地抹杀了人性，遏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反其道而行的错乱，最终让全球性社会主义运动铩羽而归。时至今日，社会主义政体只剩四国，好在还有中国创新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为人类保留了一丝美好的希望。
但全球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却真实地改变了世道人心。由于资本主义要与社会主义竞争，他们在掌握先进技术的优势、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同时，果然没太好意思于赤裸裸地剥削和压迫，他们的社会治理中一样融入了社会主义元素，高福利反而成了帮其“战胜”社会主义的利器。而中国作为发展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完全得益于执政党适时地、科学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实现了经济领域公私兼顾的灵活所有制形式，克服了过去的僵化与教条的盲目性，使人为抬高的人格标准重归自然状态，生产力的效率也得以在新体制下焕发生机，使得过去求之不得的“超英赶美”变成今天的现实。
让人不安的是，中国经济大发展了，原来一直优越无比的西方世界的发展却尽显疲态。于是大多数理性的西方政治、经济人物欢迎中国的崛起，而少数非理性者抵触或敌视中国的发展。这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过于感性的人，他的思维是可以不遵从逻辑的，因为感性是先天的，从来可以强大到扼杀一切理性，这是一种逆文明的返祖现象。好在这种现象从来不是人类的主流。只是引导世界文明走向的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过程是文明的还是非理性的过程上存在太多变量。
而中国调整发展本身也仍矛盾重重，尤其是财富分配不均现象也在与完全私有制经济体趋同，使得这样的结果与执政理念具有现象上的背道而驰的“悖论”倾向，甚至在客观也触发了一定层面的更加浮躁的世道人心，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人类重回智慧普惠的希望要彻底破灭，我甚至更乐观地认为，世道人心趋同的趋势反而更具现实的可预见性和可行性了，因为在支付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后，人性再一次获得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空前提升，人类文明终极进步的临界点也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变得更真切了。
九、我所见的人之初
我们暂时放下这可行性与可预见性不表，继续从人之初的智慧产生进行分析。既然人心不齐现象背后最可能是创造辉煌的智慧分配不均造成的。那么，智慧的分配不均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按照既定的思路，当然最有可能在人的智慧产生机理上发现“致病基因”。如前所述，人类整体智慧早已不可逆地形成，是整体智慧结晶造就了人类文明的辉煌，而我们现在要找的是人类文明整体辉煌下的世道人心不齐的原因，所以，不能在人类智慧的整体方面找原因，只能在个体智慧个体性差异方面找原因。个体智慧的生成不是先天既定的，而是后天逐步养成的。每个人的后天养成环境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导致世道人心不齐的致病基因最有可能潜藏在这个环节里。
那么，人的理性智慧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个人认为：延续类人猿的生存本能，人之初时感性的下意识行为和本能获得超速发展，新的能力和水平远超过去，直到发展出清醒的理性意识，人类整体才得以全新的智慧生命姿态出现。但这种新能力在亲代间的具体传递却仍无法一蹴而就，仍需从小家庭的生育活动开始，随着胚胎的发育，在感性的混沌中慢慢形成。就是这样的必然，决定了人类避免不了的要遭受从无知到有知的缓慢过程的折磨。人类史上的每个个体至今仍必须遭受这种过程性痛苦的折磨，其程度不但不得丝毫消减，反而要因现代公民素质要求的提高而绝对延长这个过程的长度。由此可见，人类整体的智慧进步是建立在个体长期积累的基础上的。
所以，我们应该深刻认识与领会：人类个体理性是后天形成的，是建立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的，虽高于感性，但永远不能取代感性，并最终服务于自己更好地过感性生活。所以，从感性与理性关系的角度，哲学不过是人类自己能动地开发出更多的理性，以更好地认识自己的感性，从而让自己更好地过感性生活的学问。从这个角度，哲学史也就是人的理性能力的积累史。
十、真相始现
于是乎，主导个体理性智慧后天生成的主、客观条件差异，最有可能成为世道人心不齐的始因。因为，从人的智慧生命的能力看，人的思想是可以通过教育使其整齐划一的，但世代更替的现实表明，人之为人之后的世道人心不齐现象是常态，而这背后的本质，除了客观上由于生产力水平进步所导致的剩余资产分配不均的因素外，人的先天感性上的惰性便是构成世道人心不齐的主观原因。
人的主观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人的感性具有先天的一致性的“好逸恶劳”的趋利避害的消极性，而人的理性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不同个体对感性的消极的克服能力的高低。理性能力低的，主观能动性就差，理性程度高的，主观能动性就强。于是，从人的自然属性来讲，人们更愿意好逸恶劳，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人的理性程度越高，社会发展越好。这其中是个体与整体的对立统一关系。无奈，人类自私的天性决定了，当人类有能力不再为生计而发愁的时候，便自然要抛弃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的互帮互助，转而各自为战，但各自为战的美好愿望却要因各自理性程度差异而出现贫富分化，于是，阶级剥削便成为人类先天主观之恶性的报应。只不过，这样的报应并不是持续加重，反而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因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劳动强度的减轻而减轻。直至今天的机器人的大量应用，剥削已经变得不好意思过分地赤裸裸，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大力推广了社会主义的福利政策，使当今世界政治制度中，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这也是我得出“世道人心趋同的趋势反而更具现实的可预见性和可行性”的现实基础，这样的现实辅之以经济一体化之后的政治一体化的可能性，就更增加了世道人心趋同的可能性。再者，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类共同富裕的能力的提高，更使这种世道人心趋同成为可能。现在的世道人心不齐，和所谓的全民焦虑，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人类毕竟文明了几千年，现在到了真正文明的时候了。因为真正文明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都积累的差不多了，人类文明到了该跃迁的时候了，而这样的跃迁的起点应该以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为起点。因为当今世界只有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局面最适合启动复兴之路的！
现实的当下，还没怎么趋同呢，许多人就已经满足于当下的生活，这在深层次上就是大家在潜意识中满足于生存的不变性追求的返祖现象——生活嘛，过得去就行了！这就是许多人的人生信条。
但生活真的是可以“过得去就行”的吗？肯定不是！因为人性从觉悟的那一刻起，就给人类以巨大的危机感——我明明可以活得自由自在，但我现在真的很不自在——所以，人类的群体意识从来是不安分的，于是群体的不安分与个体的惰性构成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也是这样的矛盾发展主导了人类文明史。现代科技发展让人类的危机感上升为：不发展出逃离地球、逃离XX系的能力，人类早晚得灭亡。所以，自由是哲学真正永恒的主题，终极自由便是人类的终极追求！人们在“如何做到更好地活”的能力形成及成果转化方面均无法达成一致，所以造成一直以来的世道人心之不齐。人之为人后，彼此间“更好地活”的能力形成基础是一致的，但智慧的形成过程的环境差异决定了不同环境下所生成的个体智慧存在繁复的层次差异，从而必然导致世道人心必然的不齐。
正因为如此，所以正统哲学一定是追求全体人自由的最大化的，那些片面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思想，无论其论述得多么言之凿凿，都必然是纯粹的伪哲学。伪哲学也是哲学，只是那是将人类引向歧途的魔鬼哲学。也正是魔鬼哲学的大量存在，为人类社会历来的世道人心不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就是人类的宿命，是由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由人本身由不成熟努力趋向成熟的必然所决定的。于是，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具有不同觉悟水平的人们彼此间注定要经常通过妥协来实现“安定团结”的共生环境，只是这样的妥协做得多了，人们竟然忘记了人类是可以通过教育实现思想的一致性，进而转化成行为的一致性的了。于是，人们通过妥协所获得的苟且的安定团结总能轻易被一些自私自利的人破坏——小的破坏能较快修复，大的破坏则需要漫长的战争之后建立起新的人类理性才能修复，于是人类文明史就这样由血腥的战争史写就。其实这是对于人类不能彻底觉悟的报应！
所以，自相矛盾的人类，只有通过共同深刻认识哲学产生机理，来正确认识了人本身，才能更快消弥觉悟上的差异，同心合力，尽早改变大家共同深恶痛绝的世道人心不齐之乱象，才能尽早摆脱相互伤害的宿命般的报应！
所以，人类社会的这些问题，其实是人自己整出来的，只有通过帮助人认识人本身的哲学来终极解决之，而科学，不过是哲学解决方案的手段而已。
所以，人类在发展多种手段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不应该舍本逐末地放弃对终极解决方案——哲学——的反思，用反思的前提批判手段追究到哲学产生的最初动因与形成机理，并形成共识，再把共识做常识化推广，人类才能戮力同心地重拾齐心合力向前发展的合作精神，而不是像曾经和现在做的这样——分道扬镳地相互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