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艺文春秋 镜象与素描 2020年第80期（总563期）
镜象与素描
——关于《一个人的安顺》
杜应国
我的家乡安顺，是个位处西南边地的僻冷小城。20世纪60年代，曾因一本叫做《王若飞在狱中》的小书而扬名一时，许多人由此知道了安顺是王若飞的故乡。“文革”大串连时，简朴的若飞故居——一座典型的安顺小四合院里，就摆满了来串连的红卫兵们赠送的各色队旗、袖标、纪念章、红领巾，以及花圈、花环等等。不过，也有不少人还是想当然地将之与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安顺场混为一谈。其实，安顺场在四川境内，而作为黄果树大瀑布之乡的安顺，却位处黔中腹地，是滇黔要道上往来的必经之地，自古就有“滇之喉、黔之腹”的称誉。清道光末，曾任安顺知府的胡林翼，在一道呈文中说它“边塞险要，户口亦繁，为西南一大都会”。许缵曾《滇行纪程》亦谓：“安顺府城围九里，环市宫室皆壮丽宏敞。人家以白石为墙壁，石片为瓦。贾人云集，远胜贵阳。”云云。
戴明贤先生雕像
如今，又有一本名为《一个人的安顺》的书出版面世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作者戴明贤先生，正是安顺人。虽然少小离家，写的又都是些童年旧事，但书中有关安顺乡景风物的那些描写，想来该不会再被人搞混了。不过作者有意截取自己幼年经历中这个特殊的时段——抗战前后，来作为他对这个故乡小城挥之不去的终身记忆，却不单是为了发一点思乡之幽情，而是另有深意存焉。这深意，正如作者所言，是多年后认识到，那段时期恰是“继明初屯军以后，安顺文化进程的第二个划时代关捩。”因此，在作者笔下出现的，竟是这小城“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圈”，或如钱理群先生序中所言，是“战争中‘五四’新文化在这个边地小城的传播与影响”。那些因国难而流离失所，“宁肯流亡三千里不做亡国奴”，蜂涌着来到这大山深处寻求庇护的“下江人”，便成了新文化的使者，而使小城“空前地新鲜活泼”。“下江人像一股劲风，破门窗而入，带进众多的新事物，全方位地冲击了小城的传统生活方式。”“师范教育。职业大专。话剧。音乐会。画展。魔术。五光十色，全是新玩艺。”（《下江人》上篇）
《一个人的安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这自然是不错的。不过，若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这样的传播与影响，实际上早就悄悄开始了，虽然其过程十分缓慢，但它却是一场更大的文化嬗变与社会转型的一个部分，是整个近代中国正在缓慢经历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
现今看来，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所遭遇的民族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双重危机，即一方面是一个独立、统一的主权国家被侵略、被掠夺的民族性生存危机，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面对西方新兴工业文明挑战的危机。如果说，前一个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是被瓜分、被奴役的殖民之痛与亡国之祸，那么，后一个危机则给中国带来了一次文明嬗变的机遇。面对这样的双重危机，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敏锐地意识到，后一个危机或许正是解决前一个危机的出路？于是，他们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希图借助于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御外侮而争自强，最终走出危机。在他们的呼号、影响下，中国被迫采取了一条向西方学习的救亡图存之路。以此为发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开始启动，并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对外开放（虽然是被迫的）的扩大，而越来越深地汇入到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大约从洋务运动开始，在主动引进和强制输入的双重驱动下，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机器、技术、思潮和观念，便源源不断地登陆中国，最早进入沿海城市和一些交通发达的内陆中心城市，并通过它们，缓慢而持久地并且是不可阻挡地向中国内陆的纵深腹地渗透、扩散。此后相继发生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更在不同的层面上推进和强化了这一过程。迄至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夕），就是位处西南边地、大山深处的偏僻小城——安顺，也已处处可见到这一新文明的成果了：学校、公路、汽车、电灯、电影、照像，甚至连英文课也不新鲜了。就连作者父亲这样一位惯着“长衫、长竿旱烟”的“旧式生意人”，在到上海、广州、香港等地考察一圈回来之后，观念也变了，开始“改穿西服，建上海式住宅，骑英国三枪牌自行车……玩蔡司相机”等等（《生意人》）。最能体现这种新旧交替特征的，是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细节：石城名商“魏伯伯”给两个儿子买西装去吃喜酒，脚下穿的却依旧是家制的青布鞋……
《一个人的安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再版发行仪式活动现场
这就是说，经过近百年的追赶与融入之后，来自西方异域的工业文明及其成果，已经深入到中国最边远的内陆小城，并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由此拉开了一场社会变迁与文化嬗变的历史大幕。这是一场真正的“山乡巨变”。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讲，那些得风气之先的沿海城市和内陆中心城市，其实只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前沿和形象标志，是中国现代性的高端；而真正能够反映中国现代化程度与规模的，则是其低端，是像安顺这样一些远离中心的边远小城，因而恰恰是更值得关注的，至少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它不仅可以从传播史、接受史的角度，考察被引入的现代性从中心到边缘的扩散速度与发展落差，而且，还可从社会变迁史的角度，观察现代中国历史演变与社会转型的深度及广度。
放到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来审视，就会发现，20世纪30年代由日寇所发动的侵华战争，一下将中国自近代以来所面临的民族危机推到了顶点，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生死存亡系于一线，抗日、救亡由是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国的地缘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次出现了中枢西移、重心西移的现象。一向地处边远的大西南，不仅因此而成为祖国的战略后方，更因此而成为各种资源汇集的要地、分流的枢纽。局势的骤变，一方面使地处荒僻的西南边地成为广大沦陷区人民的庇护所，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加快了西南各地的建设和发展——实质是加速了这一地区的现代性转换，以至不少中小城市都出现了程度不一的战时繁荣景象。对于地处滇黔要道上的安顺而言，突然蜂涌而来的人口迁徙和资源转移，更是使其得到了一次空前的文化洗礼，故而推进和加速了它正在缓慢经历的从传统向现代的裂变。因而在作者笔下出现的，实质上是两幅不同的图景。一幅是在时代掀动下汹涌着的城市流行色：感天动地、同仇敌忾的抗日悲歌，新奇的电影、话剧，从未见过的露天音乐会、抗日演讲会，以及思乡的江南小调，自由恋爱，挽臂而行的情侣，或装束时髦的烫发女士，内迁的学校、工厂，乃至手拿口香糖在街头逗弄小孩的美军士兵等等。国恨家仇所激起的忧愤与外观，跟大量突兀而来的新事物新气象混在一起，构成了这个城市的重心和主调。另一幅则可以说是这个文化断层的边缘，是小城生活中的衰败部分，这就是那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着生存的落魄之人和悲苦小民，如汉字笔画烂熟于胸的葵花小贩、算命的盲人、风筝扎得极精致的方家师傅、靠“十指生涯”糊口的伯娘大婶、有趣而又能干的店员朋友、以及那位因患重疾而自绝了断的年轻厨子，等等等等。作者以满含悲悯的笔调，将这些卑琐的生命、微茫的个体，写得哀而不怨，凄婉动人，不仅使整部作品透出一股浓郁的世俗气息，而且还传达出那个裂变时代所挟带着的某种苍凉和隐痛。顺便说一句，正是在这部分描写底层世象和庸俗小民的篇什中，作者所蓄意选裁的好几则故事，如《马帮过街》《江湖落拓人》《十指生涯》《厨子》等，在题材的开掘上就颇具新意。《马帮过街》从观者角度引马帮为市景，殊不多见。《十指生涯》中所涉及的那个即使在旧时代也很特殊的妇女群体——那些只能靠针线、缝补谋生的母亲们形象，则似乎还未见人写过。事实上，放大来看，这些被变动社会“五光十色”的“新玩艺”抛弃在外的职业个体、凄苦小民，正是时代褪色的哀音，也是那个巨大的文化断裂带上即将被撕碎、被消除的“过去”。他们不幸被命运分隔在变革的另一边，因而只能在传统阴影的笼罩下，依靠传统的手段、传统的谋生方式而挣扎、沉浮，最后，也只能随着那些即将消逝的传统——风情、风俗、玩具、游戏、乃至歌谣和土话等等一起而渐渐飘散、消失，最终沉落在历史的地平线下。于是，在作者笔下所出现的那一幅幅浮世影像，便成了那个传统时代所遗留下的最后背影与绝世风光。
《一个人的安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再版发行仪式活动现场，戴明贤先生与读者分享他《一个人的安顺》这本书的细节
俄白银时代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说过：“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编年史家，不仅需要历史事件方面的编年史家，而且还需要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方面的编年史家。生活习俗的编年史以其特殊的清晰度和能见度使我们接近过去的事情。”（《文学肖像》）作者既身处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又是这边陲小城文化嬗变的“目击证人”，自有理由也有资格将他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留此存照”。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当他选择了这样一种叙事方式而将这些显然并不属于“历史事件”的乡声市景、风尚习俗连缀成篇、记述下来时，他就在事实上扮演了“生活习俗与生活方式方面的编年史家”角色。同样地，在作者的非凡记忆和一支灵动妙笔下流淌而出的那些“可视可听可触可感”的文字（ 钱理群《序言》），以及那些生动、鲜活的细节，不正是“以其特殊的清晰度和能见度”而帮助我们返回历史，走进现场的最好媒质吗？在这个意义上，这部“散文笔调的文化志”或“文化志性质的散文集”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便同时兼有了民俗文化学的意蕴与价值。这是尤其值得关注的。
《一个人的安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再版发行仪式活动现场，袁本良先生与大家共同分享戴明贤老师《一个人的安顺》这本书
此外，本书在文字上的特色也值得说说。尤其是作者自谓取自传统笔记体裁的“白描”手法,“一切按记忆实录，‘述而不作’”，无论写景状物，还是叙事及人，均“只作白描勾勒，力求信息量大些再大些。”（《后记》）。贯穿于全书的这一手法或理念，使作者用笔极为克制，在简洁、凝练的叙述中，绝少有无谓的夸张与铺陈，更鲜见那种激情澎湃似的蹈迈张扬或故作高深的引论伸说。且看如下一段文字，说的是作者与两位姐姐深夜看戏回家，在一家小面馆吃宵夜见到的情景：
“我们进去消夜，脚跟脚走进来一对年青的下江人。女下江人烫着蓬松的头发，一袭秋大衣披在肩上，袖子空垂着。男下江人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手帕，把洗刷得木纹毕露的白木桌凳擦拭一遍，女下江人这才入座。男下江人只站着。跑堂的立刻端上一小碗热腾腾的旺子豌豆苗汤，然后问客人要吃什么。男下江人弯腰询问女下江人，女下江人只是用小勺低头喝汤。男下江人就说，等会再说罢，把店小二打发走了。我们喝了汤，吃着面，忽见女下江人站起身来，男下江人一边替她把滑下半边的大衣提好，一边小声问了句什么，随时即叫店家收钱，说是已吃好了……”
《一个人的安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再版发行仪式活动现场，戴明贤先生签名售书
这一段从旁观者道出的叙述，根本没有什么夸张的描写和过多的修饰，寥寥二三百字，却将一对“下江人”的性情、风貌，乃至其“双边关系”，描写得既简洁、生动，又细致、传神，真可谓惟妙惟肖，声息可闻。再如《金钟山看开堂》中，那段店家小二与混吃的农夫之间关于“海了的”与“开了的”的对话与描写，浅近直白而又生动自然，几近于口语，读之让人忍俊不禁，直如一则饶有趣味的小品，颇具戏剧性。
作者是位以散文见长的作家。早年的文风于平实、真切之中，又不失雅致，颇重意境和韵味，清丽典雅，且富于书卷气。9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和“失语”（其实也是酝酿和积蓄），风格出现了明显变化，平实更趋于平淡，典雅转归于朴拙，诗意的追求化为悲悯的情怀，意境的营构变为简约的素描；风格更沉潜内敛，文字则洗练质朴，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化繁为简，化雅为朴，书卷气淡隐而俚俗味愈浓的趋向。同时，精到的文字与娴熟的技巧和透彻的洞见结合在一起，又使得那些浅白的表述与其内蕴的深致，在辞和意之间构成了一种特有的张力，于简淡平朴中隐现幽奇，自透出一股饱经风霜的苍迈与峭劲。如下面这段有关安顺人特征的文字：
“百艺一学就会，浅尝辄止。世事洞察于胸，仅供谈助。月旦人物，绳尺从严，自我解嘲，言辞尖利……半天可办之事，无妨置之半月；一周可成之事，何不放它一年。终于不了了之，最为息事宁人……”
《一个人的安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再版发行仪式活动现场，戴明贤先生签名售书
这样的文字与“白描”手法相结合，一方面，形成了一种高密度的叙事结构，有如“坚硬的稀粥”，几乎通篇全是“干货”，确实达到了信息量大的效果。另一方面，又因为笔下节制，注意收束，不把话说满、说透，于张驰开合之中，收放顿挫，有意造成些必要的间歇与停顿，给读者留出了想象、思索的空间，其效果颇近于国画中的“留白”，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同时又调动起读者的情感和思绪，推动他进一步从那无言之处、无语之境去获取与作者进行精神交流和情感互动的审美愉悦。这种行于当行、止于当止的笔路，就有如一个好的导游，他只将你恰到好处地带到一个合适的看点，而后即悄然隐退，余下的无限风光和联翩思绪就是你自个的事了。如《歌之祭》中写到那个幼年时给自己留下印象的“吴大妹”，前文介绍她是吴家少爷前房遗下的女儿，“没有玩伴，这里站半天，那里站半天，是一种无声无息的存在”“吴家的人，就数她留下印象”；而下文再说起事隔多年后从来访的故人口中得知她的下落时，只平淡地写道：“问起吴大妹的情况，说是长大后嫁了当地农民。”淡淡一句，戛然而止，没有更多的伸发或感叹，读之却如受重击。在这表面不动声色的平静与冷然中，你从前文的铺垫和这里特有的语义、语感、语境和语气，似乎可以触摸到作者那复杂的心理、隐然的感受和纷繁的思绪：怜悯？同情？惋惜？忧伤？怨艾？惆怅？似乎都有，又似乎并不全是。作者仿佛什么都没说，又仿佛什么都说了。其话外之音，言外之意，颇有几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韵味，这或许就是所谓含蓄委婉、曲尽其妙的魅力罢？
《一个人的安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再版发行仪式活动现场，戴明贤先生签名售书
2004年5月草就
2004年8月修改
（文中图片均为武贵琼拍摄）
· 作者简介
杜应国：贵州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主要致力于地方文化研究和思想评论。著有《山崖上的守望》《故乡道上》等。参编或主编出版的有《贵州读本》《神秀黔中》《安顺人物》及其《续编》《苍茫岁月——来自知青群体的历史记忆》《赏石安顺》等文史、艺术类图书。
2020年9月
值班编辑：王辉伦
电子排版：王敏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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