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致青春” 文/李玉俐

文/李玉俐

原载《名人传记》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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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岁到二十六岁，汪曾祺“最青春”的七年在昆明度过。对于这座城市，他怀有特殊感情，其单以“昆明忆旧”为题的散文就有八篇之多。他笔下的西南联大地质系同学健美优秀、中文系同学狂放不羁，“跑警报”中迭出的黑色幽默令人哑然失笑……嵌于散文《七载云烟》《觅我游踪五十年》中的诗则尽述着对昆明的食物、茶馆乃至这座城市历久弥新的怀恋。

在昆明，他求学、恋爱、谋生，种种苦乐，皆随青涩年华而逝去，却在他晚年的重游和回想中生发出无限感怀。他一生中每一次关于昆明的谈论、写作、回顾，都是他最真诚的“致青春”。

卖点心的孩子和一掠而过的美人与爱猫

汪曾祺的一生，脚力遍及江南与塞北、戈壁与西南。他热爱故乡高邮，对久居的北京也有着许多独到体验。在他眼中，北京的秋花颇值入画，昆明的木香花与茶花亦令人难忘。常有评论说他是一位“生活家”，所到之处无论水草丰茂还是风沙遍地，皆能在他笔下留下活色生香的印记。他喜天然而不喜雕饰，善于在最接地气的地方邂逅最动人的日常，“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他的文与画皆随心随性，诚如他达观的生活态度。

在他丰沛的文学世界里，无论小说、散文还是诗歌，对于昆明，他永远情有独钟。青年时期的汪曾祺，在“泡茶馆”中观察着卖点心的孩子，孩子超越年龄的自律让人心疼，偶尔释放的天真又惹人怜爱。在这个来自底层的孩子身上，灌注了汪曾祺充满温度的体贴；同时，他也助力汪曾祺写就了小说代表作《职业》。

汪曾祺还喜欢画画，他曾坦言，如果不读西南联大，他可能会投考西迁昆明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日后成为一名画家，足见他对作画的喜爱。他虽然日后并未以美术为专职，却留下了许多书画墨迹。他推崇中国画的独特乐趣，曾在散文《自得其乐》中写道，“可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发一点牢骚”。

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的汪曾祺对闻一多图文并茂的古代神话课由衷地钦佩，绘画才华也间或得以展露——在西洋通史课上，他画一幅“马其顿国地图”交了作业，被先生评为“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1996年，汪曾祺曾作《昆明猫》画作一幅：一张松石绿的软垫上，一只黑灰相间的小猫蜷于其上。此画用色协调淡雅，落笔自然洒脱，颇有意趣。画的上方是一段长长的款识：“昆明猫不吃鱼，只吃猪肝。曾在一家见一小白猫蜷卧墨绿色软垫上，娇小可爱。女主人体颀长，斜卧睡榻上，甚美。今犹不忘，距今四十三年矣。”另题诗如下：

四十三年一梦中，美人黄土已成空；

龙钟一叟真迂绝，犹吊遗踪问晚风。

在汪曾祺年逾古稀的脑海中，当年昆明那位一掠而过的美人与爱猫略带慵懒的美，恰如惊鸿一瞥，醇美的感受深深地留在了青春的记忆里，半个世纪后仍如在眼前。

汪曾祺七载昆明的青春岁月，即便相隔半个世纪，回顾中仍充满难舍的情味：

羁旅天南久未还，故乡无此好湖山。

长堤柳色浓如许，觅我游踪五十年。

——《昆明》

的确，“昆明的天气这样好，有什么理由急于离开呢”？（《观音寺——昆明忆旧之八》）即便是在抗战时期，这座城市还是拥有让他不想离开的理由。

然而，他最终还是离开了。但他心里，那卖点心的孩子，那“马其顿国地图”，那一掠而过的美人与爱猫……满满的都是关乎青春的回忆。

和两个女生夜游翠湖，寻找诗意

 “半夜三更，你们到这点来整哪样？你们那校长，就是这样教育你们呐！”

这几句话如果用地道的昆明口音读出来，一定更有威慑力。倘若不明出处，多半会以为这是对当下某位不守规矩的学生的训诫——它实则出自汪曾祺七十一岁重回云南时写下的散文《觅我游踪五十年》。文中受训的对象正是彼时二十出头、就读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和他邀约的两位女同学，训话者则是一个大兵。

那晚月色甚好，青春正当时的汪曾祺约了两位女同学，一同穿过一条纵贯翠湖的桥，到附近一座小岛上游玩。虽非恋人约会，也不啻为一次颇具浪漫色彩和诗意气息的夜游，“不料幽赏未已，来了一队警备司令部的巡逻兵……”处于戒备状态的大兵对正在寻找诗意的三人厉声呵斥了如上几句，虽说是战时责任使然，但必然导致诗意全无。

作为在场唯一的男生，挨了训的汪曾祺顿觉十分窝囊狼狈，但也只得坚守绅士风度，默默地完成护花使者的使命，送两位女生回了宿舍。

“这两个女同学现在大概都已当了祖母，她们大概已经不记得那晚上的事了。隔岸看小岛，杂树蓊郁，还似当年。”汪曾祺的笔触在青春的回忆和现实的感慨中迂回，恒与变之间，是一曲引起古稀老者无限感怀的“致青春”。

对于汪曾祺来说，对昆明的追忆，哪怕是一桩窘事，也总关乎青春。

一般读者对汪曾祺的印象，多半是一位行文自然平易、举止风轻云淡的士大夫，殊不知早年的他也深受西方影响。在西南联大就读期间，有一天他走在路上恰好听见前面两个女生聊天，一个问：“汪曾祺是谁？”另一个答道：“就是那个写别人看不懂、自己也看不懂的诗的人。”事实上，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写的《昆明小街景》《昆明的春天》《蒲桃》等现代诗的确诗意朦胧，“现代派”范儿十足，在那个年代的确有点让人“看不懂”。

有人赤脚穿木屐，过街心，

哪儿没有春光，您哪，

看烤饵块的脱下破皮袄

…………

看天染蓝了我的眼睛，

该不会有警报吧，今儿。

——《昆明的春天》

成熟的初夏流溢着，

当你的眼睛如金甲虫，

飞落在酿成的夜的香花上，

你不知道，我有一个，

不愿告诉自己的秘密。

——《蒲桃》

这些充满跳跃、通感的诗句，似乎的确很不“汪曾祺”。但这就是汪曾祺，青春的、诗意的汪曾祺。

虽然汪曾祺一生眷恋故乡高邮，但昆明已然是他情感上的第二故乡。他在各类作品中津津乐道着昆明的年俗、天气、草木和米线、苞谷、菌子、泡梨、葛根、焖鸡、爨肉、叶子，还有茶馆、翠湖、文林街、龙翔街、凤翥街、钱局街、府甬道、先生坡、金马碧鸡坊、大观楼、篆塘、白马、黄土坡、呈贡……昆明人耳熟能详的地点时不时会现身于他的文字中。在和昆明有关的篇目中，他或是追怀闻一多、沈从文、吴宓等人的名家风范，或是闪回那些特立独行的同学的点滴行迹，甚至数十载后，他仍对临离昆明之前与好友在街边小店共食的一盘炒菠菜念念不忘：“菠菜极嫩，油极大，火甚匀，味极鲜。”

犹是云南朝暮云，笳吹弦诵有余音。

莲花池畔芊芊草，绿遍天涯几度春。

——《犹是云南朝暮云》

晚年，故地重游的汪曾祺在诗中尽情挥写着他对这片土地的感怀。只是这时，他已不再是那个“写别人看不懂、自己也看不懂的诗的人”。他后期的诗就像他为人熟知的小说和散文，是平易和充满人生趣味的。

时光倒回至20世纪40年代初的某一晚，因寻找诗意而被大兵训斥的他，正写着诸如《昆明小街景》《昆明的春天》等朦胧的现代诗。只是不知当晚在翠湖陪同挨骂的那两个女生，是否也是这位“护花才子”的拥趸？

喝酒吃肉可以消解失恋吗

汪曾祺一生的至交、语言学家朱德熙彼时也在西南联大求学。年轻时的朱德熙曾不止一次对夫人何孔敬断言：“曾祺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家。”

汪曾祺有一次因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正在发愁之际，朱德熙来了，王老伯高兴地对女儿说：“朱先生来了，曾祺就没事了。”果然，这位好友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失恋者请到一家小饭馆，借酒消了愁。

晚年的汪曾祺重游昆明，一下飞机就直奔朱家，为其送上一团新采的干巴菌。朱夫人何孔敬捧着这一大包干巴菌，感慨地说：“千里迢迢，大老远地给德熙送来干巴菌，多不好意思。”汪曾祺则笑言：“我和德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这一团远道而来的菌子，既是对老友的惦念，又饱含着对青葱岁月的难忘记忆。

昆明花多、果品多、菌类多，多半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湿润的雨季气候。且看《昆明食事》中汪曾祺对“昆明味道”的回溯：

重升肆里陶杯绿，饵块摊头炭火红。

正义路边养正气，小西门外试撩青。

人间至味干巴菌，世上馋人大学生。

尚有灰藋堪漫吃，更循柏叶捉昆虫。

这充满谐趣的种种，将当年“学生党”可怕的食欲和好吃的本性暴露无遗。“正义路”“小西门”清晰地留下了他步履的印记。这些有关昆明的诗的回忆，皆写于作者离开昆明五十年之后，青春岁月虽已远去，但当年那些“人间至味”仍顽固地留守在齿颊之间。

在此诗的注释中，作者饶有兴致地解说着各种昆明小吃，并对牛肝菌、鸡枞菌、干巴菌等诸菌的特色和吃法逐一讲解，此外又有《昆明的吃食》《昆明菜》《米线和饵块》等多篇散文专门谈及汽锅鸡、火腿、牛肉、粑粑、黑三剁等当地各色食物，读来令人馋虫大动。他甚至会在几十年后的联大校友聚会上，为一道不地道的“昆明菜”而直言不讳：“你这样的炒苞谷，能把昆明人气死！”

在散文《昆明的雨》中，他曾谈到一个笑话，说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枞菌，便跳下车去捡起来，然后紧赶两步又爬上了火车。他说这笑话的用意是说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也说明鸡枞菌的随处可见。如今的呈贡与昆明已通了地铁，鸡枞菌恐怕更不会随处可见了。倘若汪曾祺泉下有知，真不知会为现代生活的便捷而喜，还是为自然渐失本真而忧。

此文末尾，汪曾祺回忆了当年在一个雨方停歇的早晨，与朱德熙从联大新校舍步行至莲花池，在一个小酒店喝酒吃肉的经历：

酒店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地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有一架大木香花……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

这首诗称得上是汪曾祺的得意之作，记录下的，是那个短暂静谧的瞬间，看似平淡无奇，却在作者心中留下别样滋味。末尾一句，作者对木香花的印象尤深，曾多次书写。密密匝匝的绿叶之下，木香花白色的花朵与饱涨的花苞被雨湿透，丰沛润泽的景象引人思今怀古。

只是不知这次小店坐雨饮酒的经历，是否与那次被友人开解的痛苦失恋有关。

“不着调”的散漫青春成了丰厚的积淀

从前文两位女生好奇的议论可见，西南联大求学时期的汪曾祺已小有名气，在同学间有了一定关注度。不仅如此，他的文学才华深受闻一多、沈从文的喜爱，二十出头的他即有作品发表在《大公报》等知名报刊上。想来，年轻的汪曾祺在背后听了两位异性的议论，心中也难免会升起一丝快慰吧。

青春本来应该是热血偾张、充满激情的，然而早年的汪曾祺却有一些“不着调”的散漫，常常昼伏夜出、通宵达旦地到联大图书馆阅览各种杂书。当然，这也为他日后逐渐走上写作之路奠定了基础，正如他在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中所说：“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汪曾祺并非一个中规中矩“好学生”，但这掩饰不住他才华的流露。大学期间的一次考试，他做“枪手”替一位同学写了一篇评价诗鬼李贺的文章，闻一多看后当即赞道：“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然而，虽然头顶名校光环，但囿于战乱的时局，毕业后的汪曾祺依旧找不到出路。辗转多日，无奈的他只得和几个同学在当时尚属郊区的黄土坡自办中学，当起了“昆漂”，勉强度日。一班曾经的天之骄子经常为柴米发愁，逼到无法，他们只得拓宽食物链，吃甲虫、挖野菜，困窘中颇尝人生况味。相关情形在小说《老鲁》中有详尽记述。

就业无门，加上短暂的第一次恋爱遭遇分手，彼时的汪曾祺陷入了颓废，甚至曾绝望至几近绝食。爱才心切的昔日恩师闻一多见了他这副模样，不禁大怒，当即将其痛斥一顿。然而汪曾祺也看不惯闻一多对政治活动的热心，曾直率地在信中提出意见。这一番面红耳赤的“俯冲”与“高射”却丝毫未影响师徒情谊，“风波”过后，二人依旧毫无芥蒂。汪曾祺曾在散文中不无自豪地写道：“闻一多先生是很喜欢我的。”

晚年的汪曾祺，对当年西南联大课堂上闻先生的开场白记忆犹新：“痛饮酒，熟读《离骚》，可以为名士。”即便在名家云集的西南联大，闻一多图文并茂的古代神话课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不仅中文系的学生爱听，许多理科生也不惜穿越大半个昆明前来蹭课。所幸的是，多年后的汪曾祺果然如其所愿成了“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

“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这是《七载云烟》中的夫子自道，看似随意，无形中却是丰厚的积淀。

昆明七载，释放了汪曾祺与生俱来的灵气。曾经的人和事、欢乐与忧伤都静静地留存在脑海中，幻化成他笔下清澈灵动的翠湖心影。在一定程度上，昆明这座城市成就了汪曾祺的文学生命。

因为牙痛留下迄今可见唯一的一首词

汪曾祺一生为牙病所困，却屡因忧惧心理而任其发展，年纪轻轻即饱受牙痛之苦。在数度煎熬的极度痛苦中，他仍不忘书写“诗情”与“画意”，在小说《牙疼》中写道：

看一个孩子放也放不上他的风筝，

独自玩弄着一半天的比喻和牙疼。

牙疼若是画出来，一个人头，半边惨绿，半边炽红，头上密布古象牙的细裂纹，从脖子到太阳穴扭动一条斑斓的小蛇，蛇尾开一朵（甚么颜色好呢）的大花，牙疼可创为舞，以黑人祭天的音乐伴奏，哀楚欲绝，低抑之中透出狂野无可形容。

这两句被他评作“写得极坏的诗”被自我戏谑为“唯可作死心塌地地承认牙疼的艺术价值”；后一幅“画”则仅存于脑海的想象中，倘若这巫蛊般色彩诡异的一幕落实于纸面，也不啻为牙疼到极致的通感写照，从未体会过牙痛滋味的人看了也难免心头一紧。汪曾祺对色彩的感受力可见一斑。

汪曾祺和施松卿热恋之时，二人一起离开昆明，但他是回上海，她是回福建。施松卿眼含热泪送别他去上海，面对即将成为“沪漂”、很可能衣食无着的恋人，临别的字条上叮嘱的竟是一句：“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到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这“切中要害”的情书，虽无海誓山盟的惊人之语，却充满了别样的温暖，饱含着对恋人的不舍与心疼。所幸这位牙病患者到了上海后，终于下定决心让一位广东大夫拔去了那颗折磨他已久的病牙，但其他病牙又因其“拖延症”被继续搁置一旁。

多年之后，汪曾祺在就医时结识了北大口腔医院的医生王欢，与这位缓解他牙痛的医生建立了和谐友好的医患关系。1985年王欢新婚之际，汪曾祺有一首词相赠，充满着由衷的赞誉和祝福：

好事近

佳期近也呵，正值芒种时节。

绕屋扶疏绿树，恰上弦新月。

彼此风华正茂时，两情相欢悦。

同捡图书满架，不羡双飞蝶。

这是汪曾祺迄今唯一可见的一首词。次年，汪曾祺又以一幅书画题跋相赠，画的是一株红色的山茶，画下题曰：“张岱文动称滇茶一木，云南山茶故自佳，全国无匹。我居昆明七年，年年看茶花不以为异，辜负此花矣。”

牙痛几乎伴随了汪曾祺一生，这种痛苦的体验在他笔下衍生出诗书画的各种形式，疼痛亦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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