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溜子传奇
在中国广袤的三四线城市地区，有这样一群神秘的男青年。
他们看着平头整脸，溜光水滑。身上总有一两件名牌，冬天必须得穿一件黑貂配豆豆鞋，别管黑貂是他三姐夫不要的，还是托人在海宁反季代购的。兜里随便掏出来的烟都是好烟，但他们却摆出一副“稀罕呐，拿去抽”的不屑做派。
他们总给人一种平时很忙、人脉广阔且社交圈非富即贵的感觉。有啥事都让你打电话找他——好像微信、QQ从来没发明出来——小世界理论在他这并不成立，因为从他们走路的架势看，他都能不通过中间商给你联系上联合国秘书长。
在东北，人们送给这群表面与内核完全不符、“驴粪蛋子表面光”的人一个专属名词：街溜子。
人们心里门儿清，他们没正经工作，也没有庞大的社会关系网，让你有事就说，无外乎是为了混你一包烟，是为了蹭你一顿饭开出的空头支票。让他们占过便宜的人，总抱着“这回认倒霉，下回可别让他找我了”的心态，不屑与他计较。久而久之，他会成为某个地区的文化地标，成为孩子们的反面教材，成为大人们饭桌上的下酒菜。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街溜子文化在短视频里火了，来颗华子的表情包在微信打招呼时频繁出现。
在拍街溜子系列之前，他做过很多尝试，演过刚领到驾照的新手司机，演过说梦话还尿裤子的小青年，演过给顾客手机贴膜的手机店长。但终究没有大火，直到李会长和街溜子两个系列的出现。
“会长”这个称谓是指他自封的“食品无用外包装管理协会会长”，听着唬人，实际是收破烂的。
街溜子则是“会长”角色的进一步延伸。尽管街溜子再也没提“会长”这茬，但两个角色拥有着一个共同的精神内核：
干最零碎的事，摆最大的谱。
“抽颗华子”就是这个精神内核最直观的体现。每当李哥走在东北第四省内蒙的街上，主动打招呼的人都是他的“小老弟”。李哥的胳肢窝下永远夹着一个Logo纷繁复杂的杂牌包，包口朝上，露出半截皱巴巴的中华烟盒，是遇到熟人就发烟且随手一抓的结果。
李哥只抽中华，因为“抽别的咳嗽”，并始终坚持不喊“中华”这个名字。他的待客之道就是让人“抽颗华子”，你要是拒绝，他得瞪大了眼睛强调这是“华子”。当你真伸出手去接，李哥反而会缩回手，善解人意地劝你“别抽，抽习惯以后你负担不起。”
他走路拉胯，一步三晃，每次被小老弟问到干啥去，他的回答永远是“我没事，我溜达”。
这种没事，绝对不能是因为没有工作无所事事，那太跌份。必须得是闲信步捎带脚干点大事的“没事”，比如“我到附近一个好大哥那办点事去”、“我有个好大哥，在附近承包个楼盘”、“这饭店就是我一个好大哥开的。”
李哥不是在找好大哥，就是在找好大哥的路上。那感觉特别像史炎老师把交大挂在嘴上，Norah开场会介绍一个后面什么梗也用不着的“总监”身份，“好大哥”就像一种权威的第三方实力测评机构，总给人一种“好大哥这么有能耐，他能差哪去”的直觉——当然也大概率是错觉，因为谁也没真正见过那“好大哥”到底是谁。
“等工程”是李哥最常用的待业借口，尽管他买一条大裤衩都得用三张信用卡凑，还得套现三块五坐公交，但他总能气定神闲地跟小老弟说“这两天要下来一笔工程款”，让人一下子就对他的个人世界充满遐想。这得什么工程啊？这说话底气哪儿来的？
当然也不是没有答案。据不完全统计，在他街溜子系列的几十个视频里，李哥干的最大工程是作为泥瓦匠帮城郊一户人家盖厕所，到手的最大一笔工程款，是一只农村小笨鸡。
李会长的口音措辞也很考究。街溜子是一句东北人称，街要读“gai”才有内味，泛指东北的繁华商业区所在。
东北人好在什么后面加个“子”，代指一种态度。像：“非主流子”“大学漏子”“破鞋头子”“地痞子”，加上了“子”的这种人，常常是东北大众掐半拉眼珠子看不上的那种人——对，你也可以套用“华子”，充分说明李哥对这烟已经抽到腻歪，不甚尊重——最终各种巧妙的组合，让李哥被网友们视作正宗：
“我只看这个街溜子，看别的咳嗽”。
街溜子其实算不上什么新鲜事物，相比起重新定义李哥更像是在发扬光大，既没有发明也没有反思。它在全国各地有不同的分身，可能是二流子、盲流子，以方言为转移。所以哪怕你不在东北，哪怕你只是第一次看到李会长，也能不难获得代入感，联想起身边那么一两个类似的人。
他们是“面上人”，小钱看不起，大钱赚不着，你一年到头也看不见他们到底干了几件正事。
或许他是你中年失意还在饭桌上高谈阔论的二姨夫，或许他是你某个多年未见的初中同学。包括早在街溜子的称呼广为人知之前，影视剧里就已经有过好面儿的“街溜子”存在，以衬托主角的“靠谱”，并额外增加戏剧冲突。
最有名的是《马大帅》里的范德彪，明明炒得一手好菜，却不屑于当厨子，非得去当总经理的保镖。
他内穿骷髅头T恤，外面一身黑西装，金链子比手指头还粗，在维多利亚娱乐城一人之下，服务员、保安见了他都要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彪哥”。
彪哥租平房，还装大款；身无长物，还假装自己是“道上人”，对着空气一顿输出猛如虎，当他遇见真社会大哥的时候，却让人几下就打到了桌子底下。
《闲人马大姐》里的潘大庆比较温和，他更像李哥，对外自称“潘总”，是个生意帝国广袤到有能力“包小蜜”的地步。但街坊们从来没见过他的正经营生，更没见过他的轿车，只记得他有低血糖，并每次以低血糖发作为名轰然倒地，然后顺理成章地就近吃点街访的补充补充。
那还不是一般的补充补充。必须装出山珍海味吃腻了，想吃家常菜的架势，动不动就提他“4个亿的工程”。
《我爱我家》里的季春生也沾边。老北京称这类人为“倒卧”，没事儿就躺在楼道、地下通道、水泥管子等公共区域的角落里，灰尘作伴纵览人世繁华，也因此比一般的叫花子有见识、更体面。
被和平女士请回家那次，他就在短短几个小时内编出了两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经历：
一个是发明出能够“点水成油”高科技、下一届诺贝尔奖“舍我其谁哉”发明家；另一个是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一路逃婚到北京以追求自由的进步青年。
有句俗话怎么说来着，“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能够在文艺作品中大量被呈现，并赋予非常重要的剧情权重，足以说明街溜子现象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否则光是理解门槛这件事，就足够这个形象被现在的传播环境淘汰个七八回了。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李会长为什么能火的最直接答案。因为确实典型呗。
他把街溜子身上的“假客气”和“虚”，演得入木三分，人们也自然而然地将身边积攒起来的这种“无名火”寄托在他身上。然后他再好心地“装逼翻车”，给大家表演一个“在即将被拆穿的边缘绞尽脑汁自圆其说”，人们太容易获得一种说不出来的舒坦感。
不过人们真的讨厌街溜子吗？这事儿可能还得另说。
最起码影视作品里的街溜子，几乎无一例外是该剧当中的人气角色，经得起时光荏苒大浪淘沙，能为记忆点的那种。
比如季春生的葛优瘫，跨越20年后如今出现在各种公众号文章封面和微信头像里，已经没有多少人在意他身上的“反面人物”成分。范德彪在B站号称“辽北地区第一狠人”，认为他是对抗“人间不值得”的神器，“身上保有一股全民稀缺的'抗丧品格’”——也不知道这个词儿是谁造出来的。
还有一个特征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街溜子虽然没钱、没权不干实事儿，但他不一定就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一线城市攀不上，但也绝少生活在农村乡镇里，三四线城市是他们的主战场。
也不知道这个分布特征，与人们对待街溜子态度暧昧有没有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这和小城市的人情文化有关。
三四线城市的天花板伸伸手就能摸得到，谁是一把手、啥事找谁好使，守家在地的人心里都门清。但是也不会像农村里乡里乡亲那样那么透明，知道谁好使和能不能搭上话，中间总还隔着一层欲拒还休的面纱，再有钱也未必送得出手，还必须得找到稳妥的中间商作为担保，才有可能让“好使的人”办成事。
于是催生出了近似于玄学、不可明说全靠自己悟的庞大“人情产业”以及依靠运作“人情”就能够混上饭吃的人情专员。
具体谁能当上这个人情专员，真正的人情专员具体做些什么事，那又是一个复杂的论题，有机会我们可以慢慢琢磨。
反正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没正经工作、没钱的街溜子、很难在世俗框架里收获足够他们尊重的街溜子，尤其邻里街坊都对你家底和履历门儿清的时候，当一个没多少人能说得清、但没多少人敢否定的人情中间商，是他们在小城市获得地位和认同感的最实际的办法。
“某某是我好大哥”这句话，在小城市兴许真的比几万块钱好用。
不到真章，你也不知道他是真认识还是假认识，但又怕有事真得跟他张嘴，所以不得罪街溜子，有点事问一嘴，才是跟街溜子相处的最安全的模式。
当然为了旁人虚无缥缈的认同感，街溜子偶尔也会付出点真东西。
李哥为了证明某家火锅店真是他好大哥的，请一桌小老弟吃饭，兜里没钱还强行分期买单；为了证明自己真有面，李哥给小老弟1800块钱买的QQ，贷款买了2000块钱的车险。
打肿脸充胖子，都是为了对得起别人叫的那一句哥。
也有人认为，街溜子的自欺欺人，还是源于他们对更高层次圈子的过分向往。
《闲人马大姐》里的潘大庆是北京的街溜子，他虽然在北京扎根，但却不是城市分工的上游。明明是普通老百姓，他却总想跻身于有钱人的圈子。眼高手低，最后只能没皮没脸地吹牛，妄图让别人高看一眼。
为了炫耀自己属于更高的层次，街溜子往往过分看重外在标识物的作用，却徒增了“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的违和感。
说到这儿，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前段时间，短视频软件上有一群特别愿意模仿老北京吃播的主播。
三四个大老爷们穿个黑褂子，戴着瓜皮帽，开场必说“您猜怎么着”“老北京人一睁眼就来这一出”，碗里不是家里后院摘的就是后海里面捞的。
在视频里，他儿化音的高频使用仿佛舌头在后空翻，压低声音像一口老痰卡嗓子，甭管他吃的是麦当劳还是方便面，一口下肚必须得竖起大拇指，“那是一个地道”。他们故意模仿老北京人的做派，恨不得让你从脚后跟都能看出来他是北京人。
在每个不到一分钟的吃播视频里，他们拿腔拿调的表演都无比烦人，一睁眼就这也地道，那也地道。让老北京们“明天别睁眼了”的评论比比皆是。
模仿老北京吃主儿的视频，在快手组成了“老北京地道战天团”，甚至快手用户有这种错觉，快手上东北人最多，其次可能就是老北京人了。
这些通过瓜皮帽、口音等等外在标识硬拗出来的北京吃播，在围观者看来丑态毕现。这群主播对老北京人的身份趋之若鹜，他们激起围观者的反感，却总能让人斗志昂扬地加以窥探。
这种状态，典型又不典型。典型的一面在于，人们看到了他们身上夸张的街溜子特质：用浮夸的方式寻求认同感，然后再试图站在鄙视链的顶端——却也说不定戳中了人心里的某处羞赧：“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谁没好过面子，谁没硬着头皮圆过谎呢？
说不定还有点羡慕这种老百姓，我什么时候能学会这种口音呢。
想装成有钱人的街溜子李哥，吹牛不露怯的底气，或许也来自于脖子上那条不知道是啥的链子和腋下那包皱巴巴的中华。
前几天，老北京地道战的猴爷最近也开始管茅台叫台子了，另一个地道战成员牛道，在吃地道的撒尿牛丸前也拿出了一盒华子晃了晃。
天下街溜子本是一家。
既然如此，何必要为了面子活得这么辛苦，直面人生不好吗？
其实能问出这个问题，已经是个奢侈的特权，因为所谓的街溜子也不是不知道不好，而是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这些看上去俗不可耐的凡物，就已经构成了他们精神信仰的全部。
鲁迅笔下的阿Q从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年轻农民被乡绅恶霸逐步边缘化。他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排除在宗族、乡情等各种关系圈子之外，他没有家，甚至没有一个有意义的事可干，阿Q顺理成章地成了街溜子。
唯一支撑阿Q活下去的力量，就是他进化出来的防御机制：精神胜利法。正因如此，阿Q才会在被别人打了之后，以“儿子打老子”的理由宽慰自己；甚至别人抢走他赌博赢的钱后，他自打嘴巴却认为是打了别人，于是怒气全消，安然入睡。
如果没有这种妥协和麻木，阿Q大概率会活得更辛苦。
当一个街溜子直面人生后会发生什么，树先生给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
电影《hello树先生》里，王宝强饰演的树是个街溜子。树的一双手永远局促而无处安放，只有抽烟的时候才显得没那么无所适从。
村里人都带着戏谑叫他树哥，在树先生听来，叫他树哥或许是把他当好哥们儿的不二证明。
叫他一句树哥，他恨不得给人卖命。
高鹏结婚他不惜力气地帮忙，儿时玩伴陈艺馨跟他多说了几句话，他就赶去投奔人家。
然而其他人都把他当做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笑柄，完全没把他当人看。
树的朋友不慎把别人车划了，树出来劝和却被斥责“你算老几”；树想婉拒拿他开涮的饭局就被警告“你别不识抬举”；地被村里的恶霸二猪占了，树赔着笑说了一句“你占了哥家地咋不说一声”，却被马上变脸的二猪逼到下跪。
没人真正把树当“树哥”，甚至连自己的亲弟弟也不想承认这个一无是处的哥。
下跪后的树，连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被人扯下来了，再不能活在别人尊敬自己的臆想中了。他昏昏沉沉地躺在高鹏的婚床上，说了一句”活着没意思“。
树彻底疯了。
在他的幻想里，他成了能预知未来的通灵者，二猪为了消灾给他下跪，企业老总揽着树先生的肩膀，跟他谈企业愿景。疯了的树先生，骑在树上幻想出这一切，发出一阵可怖的笑声。
没有学历，没有技术，也没有人脉，树不能从现实看见自己的更多可能。所以幻想中的他只能成为神棍，用最荒诞的方式，满足内心欲望，即被人看见，被人尊敬。
街溜子不能看到自己出人头地的希望，所以只能粉饰出一个人情练达的形象，聊以自慰。或许低下头，弯下腰，混口饱饭不成问题，但却让他不得不面对，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挤不进更高的圈子的事实。
这恰恰是街溜子的可悲之处，在一个又一个谎言中，街溜子已经穿上了红舞鞋，他们很难停下来，回到现实中了。
本文来自微信订阅号“互联网指北”（hlwzhib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