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烨：《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是谁
明唐寅《东篱赏菊图》（局部）
偶然闯入桃花源的“渔人”是一个懂得自然审美、喜欢观赏风景的人。《桃花源记》说：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绚烂的桃花，鲜美的芳草，使他受到了吸引，他为之惊异，甚至沉醉于美景之中，忘记了路途的远近。王维（701—761）的《桃源行》对“渔人”的这一特点传写得十分精确：“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忽值人。”（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之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版，第98页）我们试比较李清照（1084—1155）在其著名的词篇《如梦令》中所表现的审美心态：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显然，就审美心态而言，“渔人”和李易安并没有什么差异。由此可见，陶渊明笔下的“渔人”绝对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普通渔夫。《文选》卷三十谢灵运（385—433）《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诗云：“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诗人指出，虽然砍柴和隐居都在山里，但却是完全不同的行为，因为隐者有“赏心”——审美的情怀，而为了生计天天去山里砍柴的樵夫却很难具有这样的情调。这种美学思想无疑是非常深刻的。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初步确认“渔人”的真实身份了。唐刘知几（661—721）曾说“武陵隐士，灭迹桃源”（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八《杂说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526页），客观上已经点明了这一点。《桃花源记》还说：
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在等级森严的东晋时代，这位“渔人”居然可以很随便地拜访郡中的最高行政长官，对他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奇闻异事，不仅如此，他的讲述还能够引起太守的高度重视，乃至派人跟随他去重觅桃花源。这种事情即使在现代社会的行政体系中恐怕也很难做到。譬如，美国佛罗里达近海的渔民想要拜见佛州州长，想对他随便说点自己海上历险的故事，谈何容易？因此，就人物原型而言，“渔人”肯定是一位具有深厚社会背景的隐士。如《宋书》卷九十三《隐逸列传》载王弘之（365—427）“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弘之常垂纶于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门，各以一两头置门内而去。始宁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筑室。”王弘之说自己钓鱼“得亦不卖”，这无疑是“渔隐名士”的夫子自道。如果一定要说他以“捕鱼为业”的话，那么，就只能意味着“以捕鱼作为平生的志业”，也就是隐居避世的一种方式。陶渊明所说的“武陵人捕鱼为业”也是如此，而究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种障人眼目的文学托词而已。当然，这种文学托词是建立在我国文学传统之上的。“渔人”，或称“渔父”，或称“渔翁”，在我国古典文学的艺术画廊中是一个十分常见的人物形象，如《庄子·渔父》曰：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鬓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5-816页）
这位“渔父”不仅与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侃侃论道，而且使他非常钦佩，显然是庄子（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年）虚构的一位智者。与庄子之文颇为类似的是屈原（公元前340？-公元前278？）的《渔父》：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9-181页）
屈原笔下的这位“渔父”，如同莎翁戏剧《汉姆莱特》中的鬼魂，《麦克佩斯》中的幽灵，都是主人公自我的一种外化，乃是作家为表达其心灵苦闷，为书写其人生困境而运用一种艺术手段。《世说新语·文学》第91条：“谢万作《八贤论》，与孙兴公往反，小有利钝。”南朝梁刘孝标（462—521）注称“万《集》载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谓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也”，谢万（321—361）把渔父视为实际出现的历史人物，乃是受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7？）《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影响。刘知几说：“自战国已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谮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睹于岩畔。撰汉魏史者，亦宜编为实录矣。”“嵇康撰《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况此二渔父者，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苟如是，则苏代所言双擒蚌鹬，伍胥所遇渡水芦中，斯并渔父善事，亦可同归一录，何止揄袂缁帷之林，濯缨沧浪之水若斯而已也。”（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八《杂说》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521-522页）刘氏批评了前人在修史过程中对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混淆，其见解是相当深刻、精辟的。我们读柳宗元（773—819）著名的《江雪》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河东集》卷四十三）
在大雪纷飞的酷寒天气里，根本就不能钓鱼，因为钓亦不得，徒受寒冻，然而，在诗人的笔下，一位执着的渔翁却驾着一叶孤舟，顶风冒雪，寂然凝坐，独钓于寒江之上，这无疑是诗人自我的化身。我们再读《柳河东集》卷四十三《渔翁》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欵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以及清厉鹗（1692—1752）《宋诗纪事》卷八十六李煜（937—978）《渔父词》：“浪花有意千重雪，桃花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鳞，世上如侬有几人。”作品中的“渔翁”和“渔父”，都深深寄托着诗人的情志和妙赏，靠捕鱼谋生的人岂能如此潇洒，如此自由？当然，柳柳州和李后主皆生于陶渊明之后，对他们的作品自然是无缘寓目的。但是，其作品中“渔人”的形象特征实可与《桃花源记》相印证。
《桃花源记》的“渔人”形象既负载着我国古典文学的“渔人”描写传统，也有其历史人物的原型。就传统而言，他是虚的；就原型而言，他是实的。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相生，正是《桃花源记》叙事艺术的主要特点。陈寅恪（1890-1969）曾指出：
桃花源记寓意之部分乃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所作成。
陶渊明之作桃花源记，殆取桃花源事与刘驎之二事牵连混合为一。（《桃花源记旁证》，《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88-200页）
在这里，他有意无意地暗示刘驎之（生卒年不详）就是“渔人”的原型。陶渊明《搜神后记》第6条“刘驎之”：
南阳刘驎之，字子骥，好游山水。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闭一开。水深广，不得渡。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方灵药及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
此事又见《晋书》卷九十四《隐逸列传》。东晋时衡山属于衡阳郡，而武陵郡与衡阳郡都属于现在的湖南省，就地域而言，两郡相距自然不远。所以，“武陵人捕鱼为业”的说法本身对“渔人”的人物原型也可能是一种暗示。类似的例证如《陶渊明集》卷三《述酒》诗“重华固灵坟”一句，古直（1885-1959）注云：
吴师道曰：“恭帝废为零陵王，舜冢在零陵九疑，故云。”直案：恭帝被弒，“重华固灵坟言零陵王何在？但有灵坟耳。《经传释词》曰：“固，又作顾。”顾，犹但也。孙绰《聘士徐君墓颂》：“乃与友人殷浩等，束带灵坟。”（《陶靖节诗笺定本》卷三，台湾广文书局，1964年版，第94页）
但晋恭帝零陵王司马德文（386-421）并未去零陵就国，诗人只是因为他被废为零陵王，便以冢墓在零陵九疑山的舜帝代指他。又如《全唐诗》卷三百五十五刘禹锡（772—842）《游桃源一百韵》：“渊明著前志，子骥思远蹠。寂寂无何乡，密尔天地隔。金行太元岁，渔者偶探赜。寻花得幽踪，窥洞穿暗隙。依微闻鸡犬，豁达值阡陌。居人互将迎，笑语如平昔。广乐虽交奏，海禽心不怿。挥手一来归，故溪无处觅。”诗中提到“渊明”、“子骥”和“渔者”，诗人对三者关系的描述也是围绕着桃花源展开的。我们再比较上引《搜神后记》和《桃花源记》的三个语段：
1.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2.驎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
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3.南阳刘驎之，字子骥，好游山水。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
可以见出这两篇文学文本间的“互文性”（intertualité，intertextuality）关系。按照法国学者有关文学文本的理论，“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它的意义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因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这种被吸收与转化的文本称为“底文”（soustexte，也就是“文下之文”，见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和第30—31页）。据此判断，陶渊明笔下的“渔人”，其艺术原型就是刘驎之。而刘驎之正是一位“渔隐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第38条：
桓车骑在荆州，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路经阳岐村，村临江，去荆州二百里。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云：“有鱼，欲寄作脍。”张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张素闻其名，大相忻待。刘既知张衔命，问：“谢安、王文度并佳不？”张甚欲话言，刘了无停意。既进脍，便去，云：“向得此鱼，观君船上当有脍具，是故来耳。”于是便去。张乃追至刘家，为设酒，殊不清旨。张高其人，不得已而饮之。方共对饮，刘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废。”张亦无以留之。
本条刘孝标注引《中兴书》曰：“刘驎之，一字遗民。”刘驎之喜欢捕鱼，他的朋友谢安（320—385）和王坦之（330—375）在当时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对担任桓玄侍中的张玄（生卒年不详），他似乎并未放在眼里。张玄本有攀附之意，最后却以尴尬收场。所以，在东晋太元年间（376—396），能够“诣太守，说如此”的“渔人”，实非刘驎之莫属。刘驎之人品高尚，在当时声望极高。《世说新语·栖逸》第8条：
南阳刘驎之，高率善史传，隐于阳岐。于时符坚临江，荆州刺史桓冲将尽吁谟之益，征为长史，遣人船往迎，赠贶甚厚。驎之闻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饷，缘道以乞穷乏，比至上明亦尽。一见冲，因陈无用，翛然而退。居阳岐积年，衣食有无常与村人共。值己匮乏，村人亦如之。甚厚，为乡闾所安。
本条刘孝标注引邓粲（公元377年前后在世）《晋纪》曰：“驎之字子骥，南阳安众人。少尚质素，虚退寡欲。好游山泽间，志存遁逸。桓冲尝至其家，驎之方条桑，谓冲：‘使君既枉驾光临，宜先诣家君。’冲遂诣其父。父命驎之，然后乃还，拂短褐与冲言。父使驎之自持浊酒葅菜供宾，冲敕人代之。父辞曰：‘若使官人，则非野人之意也。’冲为慨然，至昏乃退。因请为长史，固辞。居阳岐，去道近，人士往来，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给，赠致无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妪疾，将死，谓人曰：‘唯有刘长史当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疾终，为治棺殡。其仁爱皆如此。以寿卒。”可见他在当地深得民心，是一位富有仁爱之心的名士，而两任荆州刺史桓玄（369—404）、桓冲（328—384）父子对他都非常器重。
刘驎之居住在距离荆州二百里的阳岐村，这是一个濒临长江的渔村，从荆州到江陵，这里是必经之地。而从江陵去建康（今南京市），又必然经过浔阳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这条交通路线就是长江水路。《陶渊明集》卷一《答庞参军》诗序：“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浔阳见赠。”诗云：“依依旧楚，邈邈西云。”江陵正是楚地，桓玄也曾建国于此，国号为楚。从陶渊明的生平判断，他极有可能到过阳岐村。因为陶渊明曾赴荆州入桓玄幕担任参军，今《陶渊明集》卷三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可以为证：“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俗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叩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参见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临流”的“流”就是指长江。袁行霈说：“江陵是荆州治所，桓玄于隆安三年（399）十二月袭杀荆州刺史殷仲堪，隆安四年（400）三月任荆州刺史，至元兴三年（404）桓玄败死，荆州刺史未尝易人。渊明既然于隆安五年（401）七月赴假还江陵任职，则必在桓玄幕中无疑。”（同上，第291页）事实上，浔阳陶氏与与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部）桓氏（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之十五《谯国龙亢桓氏》，中华书局2006年版）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259-334）竹头木屑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但他细心收集的竹头，却成为桓温（312—373）伐蜀战船上的竹钉，这说明他们彼此是非常信任且默契于心的，其相与之深非同一般。又《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遣子斌与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将郭敬。”桓宣（？—344）是谯国銍（今安宿县）人，属于桓氏之别族（参见王伊同《五朝门第》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十五之《谯国銍人桓氏》）。《陶渊明集》卷五《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在记述了著名的龙山雅集和孟嘉（生卒年不详）洛帽的故事以后说：
光禄大夫南阳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
桓温就是桓玄的父亲。传中又说：
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
孟府君是陶渊明对外祖父孟嘉的尊称。从该传可以看出，孟嘉与陶侃，孟嘉与桓温，孟嘉与刘耽（生卒年不详）、陶夔（公元405年前后在世）三人的关系，皆非同寻常。《晋书》卷九十四《隐逸列传》：
刘驎之字子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
刘驎之与光禄大夫刘耽是同族的亲戚，而刘耽是陶渊明外祖孟嘉的挚友，这种家族关系自然使陶渊明非常了解刘驎之其人其事。看来，以桓氏家族势力为核心，以桓、陶、刘等家族为纽带，陶渊明与刘驎之这两位隐逸名士也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特别是陶渊明，他对刘驎之是非常了解也非常欣赏的。所以，《桃花源记》最后说：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这是陶渊明有意制造的一场灯下黑，纯属虚拟之词，目的在于引开读者的视线，有意遮蔽“渔人”即刘驎之的真相。由于桓氏乃是宋武帝刘裕的政敌，桓玄又被刘裕消灭，特别是刘裕登基称帝以后，疯狂地剪除异己，诛杀桓玄旧部，所以陶渊明不得不隐约其词，以“武陵人捕鱼为业”的艺术虚构来描写刘驎之，避免牵连之嫌。文中“晋太元中”的历史叙述以及“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十“《桃源行》”条），“以嬴秦况当时”（明黄淳耀《陶庵全集》卷二《游横山记序》）的寓意，足以表明《桃花源记》创作于宋武帝永初年间（420—422）。《宋书》卷九十三《隐逸列传》说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晋宋易代对陶渊明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影响，其《桃花源记》对“渔人”形象的塑造正是一个典型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