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近代仿古青瓷鼻祖廖献忠
民国七年 （1918年）九月，居住于龙泉西街的廖献忠身陷一场官司，起因是龙泉县大通和银行当手（经理人）季克明一纸诉状将其告到了县公署，称大沙张锡妹、城东张水清先后将5件仿制的假古瓷托名为宋代大窑古瓷，哄骗季克明以250元全数买下，后季克明察觉是假货，无法转售，于是控告张锡妹、张水清以及制瓷人廖献忠串通诈骗。
“献忠剑水贫儒，清朝痒士，恨先人之无业，痛步履之维艰，卜子夏之鹑衣，良以有也，颜子渊之陋巷，岂徒言哉。是用气愤寒酸，自谋艺业……”廖献忠在诉状中，陈述了自己所处的窘境，又借卜商、颜回的故事表明心志：虽然生活困顿，却安贫乐道。仿制大窑古瓷是为谋生所迫，但明仿明卖，并无欺诈。笔墨间不乏才气与傲骨。
如果不是因为跛脚的缘故，廖献忠或许会像其他读书人一样，孜孜以求功名，然后步步仕进。“廖为逊清秀才，试列第一，戚友谑者，赠匾以贺，文曰'独占鳌头’。”这是民国三十四年出版的龙泉县长徐渊若专著《哥窑与弟窑》一书中的记载，足见廖献忠是满腹经纶，也曾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脚瘸却堵死了他上进的通道，仕途随即停顿。加之出生贫寒，祖上并未留下殷实的家业，他不得不为生计奔忙。
西人好古，大约在光绪二十年前后，德国传教士奔德在龙泉购地垦种发现古瓷，龙泉青瓷开始名声渐扬，日本、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收罗青瓷，例如宣统二年，福建南台大和药房主人日本人行原始平至大窑，与村民合作挖掘，嗣后每年都来数次，头尾竟长达十余年，至则必住月余。
随即国内大批古董商也闻风而来、络绎不绝，加之民国初时任知事杨毓琦趋附时尚，抛开严禁发掘坟墓的军法，准许开垦墓园，并亲往巡视，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导致龙泉乡村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日炽，大量古窑址、古墓葬几乎被挖掘、盗掘殆尽。《哥窑与弟窑》书中描绘的上述情景，屡为后人引用。
古瓷大都俏销沪上等大都市，富贵之家购买正品以示身价，没钱的人则买个次品或仿品把玩充风雅。古瓷丰厚的利润，趋使龙泉民间开始秘密研制仿烧古青瓷产品。光绪二十八年，廖献忠与小梅吴井兰至大窑发动村民采掘一种钢筋炉，终在叶坞底掘出，由吴井兰购去。之后他又频频到大窑古窑址寻找历代青瓷残片，在自家作坊进行反复试验，还曾在龙泉巨商赵道生于桃源山山坡上修建的龙窑中烧制仿弟窑型器皿，终于获得青瓷釉料配方和烧制技艺。
“爱采精泥，以仿古式，东寻美釉，西雇良工，资本非轻，功夫不少。”廖献忠诉状中简短的几句话道出了研制仿古瓷的不易和艰辛，尤其是仿古瓷涉及胎骨、品名式样、釉彩等环节，烧制的成品率很低，“出窑时烧损极多，甚有全窑毁坏，什中得成六七，已属大幸……”花费精力和代价之大，个中滋味常人难以体会。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廖献忠仿制的古瓷，无论是“晶莹之色”还是“绿翠之形”，都可乱真，一时远近闻名，妇孺皆知。“邑人廖献忠首谋仿古，几可乱真，是为近代仿古之嚆矢。”“绝精妙，可眩耳食者。”徐渊若的赞语，可视为官方层面所下的定论，即廖献忠是近代仿古青瓷的第一人，他所作的贡献无人能及。其后的龚庆芳、李君义、李怀德、张高礼等仿古高手，皆为后起之秀。
性格决定命运。廖献忠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人，即便已弃文从艺，仍保留着文人耿直狷介的本性。“惟性不谐俗，席门甕牖，亲厚者赠不索值，白眼者虽重金不能求。”也就是说对脾气相投的可以慷慨赠与，对那些为富不仁的权贵官宦则白眼相对，即使许以重金，也断然拒绝。源于此，廖献忠自然得罪了不少人，以致官司缠身。
我们回到文章开头：大通和银行李为蛟因季克明被骗，函请警佐派警至廖献忠家将瓷器及未完工的半成品收缴而去。廖献忠因此起诉李为蛟，并递呈至浙江省长公署和省实业厅，恳请返还瓷器。百般无奈的廖献忠在诉状中写道：“况民所制之磁，省长公署、实业厅、道尹公署、各处机关均寄有呈阅存案。”
若非迫不得已，廖献忠不会透露这些隐情。给各级机关寄仿古瓷的举动，从明里说是为了展示龙泉青瓷的绝妙，也以此证明自己的精湛技艺与不凡实力，从暗里讲肯定也会给大小官员赠送一些瓷器，私下交好联络感情。后浙江省长公署和省实业厅分别签署训令和指令，要求龙泉县公署查明实情，并指出仿古和伪造不同，若廖献忠果能仿制古代官窑青瓷，理应保护。
最后知事撤销该案，牌示廖献忠领回被缴的瓷器，廖献忠以“瓷被更换”为由，不愿领回，最终只能委屈自己，提出只要能拿回制瓷原料或赔偿损失也就不再深究此事了。
一些研究者将李为蛟定义为“白眼者虽重金不能求”的那号人物，说是其故意使出邪招，用掉包之计将廖献忠的仿古瓷据为己有。我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觉得此说有待商榷。李为蛟，字云腾，龙泉南乡毛山头村人，资质聪慧，勤奋好学，才华横溢。早期兴办教育，开启民智，造福桑梓。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后，被公推为本县民事长（次年改称知事），为官清正廉明，深得百姓称颂。后又调任云和、温州等地，颇有政声。因积劳成疾，返乡调养，之后无意仕进，转而从事工商实业活动。以其身份、履历来看，应该不是使奸作假之人。想必也不会为了几件仿古瓷器，利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毁了自己的名声。
更有可能是在张锡妹、张水清借仿古瓷冒充宋代大窑古瓷一事上廖献忠是否知情，双方争执不下。廖诉称自己出售仿古瓷时仅收了70元，对之后张锡妹等人假冒古瓷转售牟取暴利并不知晓，而李认定廖与张锡妹等人互相勾结，事发后又借口推脱。两者莫衷一是，难以厘清。
廖献忠的技艺也得到了中国陶瓷考古之父——陈万里先生这样的大家首肯。陈万里曾八下龙泉，到大窑等地进行田野调查，探访龙泉青瓷。期间，陈万里曾亲往廖献忠家中拜访，廖亦回访，两人相谈甚欢，陈万里所著《瓷器与浙江》载：“廖君来访，关于龙泉青瓷的事实，吾们谈得很多，……廖君关于大窑所用的原料，是晓得的，不过他要保持相当时间的秘密。”
廖献忠还论及“清朝没有青瓷，因为这种上釉的方法不晓得，明朝前期的很好，后期的就差了。”此说颇有见地，今人仍在沿用。虽然两人交谊笃厚，但对制瓷原料这些独门秘籍，廖献忠三缄其口，并不轻易吐露。直至其行将就木，时日不多，恐仿制技艺失传，才将历次试验之配釉秘方记录成册。
徐渊若在民国三十四年嘱人多方搜寻，从乡人处看到了廖献忠的遗留书稿，“惜暮年走笔，字体多讹，间杂方言，多不可晓。”于是与龚庆芳之子龚子敬仔细推敲，除一些百索不得其解的地方姑且保存外，其他的重新进行了辑定。徐渊若在《哥窑与弟窑》一书中抄录了“廖氏”初期制釉方、改良方、极富万金难换方、新方、未试方等部分配釉秘方。廖献忠的遗稿后来不知沦落何处，至今无迹可寻，殊为可惜。
为古瓷研究和仿制呕心沥血的廖献忠并没有囿于区区作坊之内，从其在三十年代向省建设厅呈报建议恢复原宫头省立瓷厂生产仿古青瓷一事看，他是怀有大志的。民国六年（1917年）春，在实业救国声中，龙泉士绅蔡龄以省参议员身份向省参议会提案，要求省实业厅在龙泉开办“浙江改良瓷业传习工场”，附设传习所，培养本地技工。
省政府旋即批准该提案，拨款在西郊宫头开设改良瓷业传习工场，委任蔡龄为场长，蔡请来江西省立陶业学校主任教师来龙指导，又从景德镇招来技工四十余人，次年底开工制瓷，招本县青年四十人作为学徒，上午读书，下午做工。工场所产大多为印花、釉下青花和釉上粉彩的日用工艺品和餐具，物虽美而价不廉，以致产品大量积压，资金告罄，难以维持，后三度改换场长，均无济于事，终于停办。
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二月，廖献忠向省建设厅呈文就省立瓷厂招商事宜提出建议，具体谈到积存瓷器作价、场租等问题；次年三月又向省政府呈请“诚为国筹有所裨益，如蒙令准，民自有节俭计划办法，尚公帑不周，再向林振声商家取缔，为此备呈再谈。”像廖献忠这样地方上名声卓著的艺人能主动提出协助大商家接手省立瓷厂这个烂摊子，且资金不足的问题会自行解决，无疑是为政府甩了个大包袱。省政府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速将廖献忠呈文转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最后却不了了之。廖献忠弘扬国粹、中兴瓷业的拳拳之心，于此可以明鉴。
廖献忠后来笃信基督教，晚年遗留的书稿中满载乞求上帝之语。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德国传教士密牧师来龙泉，基督教开始传入。光绪二十七年，密牧师回国，德籍牧师奔德接替，就是前文中在龙泉购地垦种发现古瓷的那位。奔德传教三十余年，在县城东街建造了耶稣教堂和住宅，至抗战前夕才因年老回国。
奔德喜好古瓷，廖献忠与之交往也在情理之中，或许时日渐久，廖献忠受其影响，才信仰了基督教。他早获功名，却因身残，入仕无望；转而研究瓷艺，无人能望其项背，却因鲜明性格，屡遭变故；意图报效家国，也壮志难酬。终其一生，命运曲折蹇滞。或许只有在牧师的布道声中，他才能寻找到精神上的寄托吧！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冬，寒冷彻骨，陈万里先生又一次来龙泉考察，方知廖献忠已于前年去世，他感慨道：“仿古人才又弱了一个”，平淡的语气中包含着无限惋惜！
我们意在文化传播和分享
若您有异议，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