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非议——憨山大师传【连载（86）】
1第一标题
题
9沈德符的非议
明朝时，儒家当然仍是正统思想。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佛教仍然属于异端。憨山东游，轰动一时，但也留下了一堆是非。在当时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就记载了一些事情。
沈德符对憨山在北京镇抚司狱中的表现，还是很赞赏的，认为憨山出狱时说的“好个道场，又将舍弃，可惜可惜！”说得很好，“其言亦可存也。”
但是，沈德符对憨山和紫柏的关系，却有些不同的看法。他说，憨山的行辈稍后于紫柏，两人关系最初很好，后来因为争逐名利的缘故，有些疏远了。紫柏大师名振东南一方，当地的缙绅士大夫趋之若鹜。憨山估计自己争不过紫柏大师的风头，所以避到北方的崂山隐居去了。
又说，憨山大师从广东回来之后，声誉转盛，来到江浙一带东游时，当地的名士俊彦们，都以侍奉憨山大师为荣，甚至不惜给大师端茶送水，乃至洗尿盆等等。而一些大户人家的夫人小姐们，施舍银钱，哭着抢着，请求憨山大师说几句话超度她们。
又说，七十多岁的憨山大师，精神健旺如同盛年，喜欢跑到士大夫家里，讨论时局，关心朝政，所以信奉他的人更多。
甚至还说，憨山大师给紫柏大师撰写的《塔铭》，语气中暗含着讥讽，后来被明眼人发现，引起不小的纠纷。
而东游弘法的情形，沈德符也有许多非议之处。他说，憨山每到一寺，都要坐在大雄宝殿上说法，面南背北，接受大众的礼拜供养。为了方便憨山说法，寺里僧人往往拿大被子遮住大殿里的三尊佛像，都是遵循地方长官游览庵观的惯例。沈德符还见过憨山大师的名片，格式超过常规，署名字体很大，和朝中的阁老大学士差不多。
沈德符本人，可能和憨山大师不熟悉，所以委托一个朋友委婉地劝谏憨山，不要做得那样过份。他认为，大儒讲《四书五经》，绝没有坐在大成殿，背对孔夫子而自己升高座的道理。释迦牟尼是佛门的导师，佛弟子不能够这样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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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对沈德符的非议略作议论
对于沈德符的批评，我觉得可以做适当的澄清。
关于憨山和紫柏的交往历史，沈德符明显是记错了。两位大师的第一次交往，是在万历十四年，当时憨山四十一岁，居住在崂山，这些前文已经有过叙述。而憨山北行是在隆庆五年，当时二十五岁，目的是去五台山隐居，并不是要躲避紫柏大师的锋芒。而憨山在南京时，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讲经法师，声望并不大，不存在和紫柏争长短的问题。紫柏也只比憨山年长三岁，青年时期在各地参学，即使有名气，也不算大，不存在名振东南一方的问题。而憨山中年居住在崂山时，因得到太后赏识，经常来往于北京和山东之间，当时紫柏也经常在北京，两人有更多的交往，曾经连续畅谈四十昼夜，关系非常亲密。这一时期，紫柏大师的名气应该在憨山之上，但两人是法门挚友，互相砥砺，即使有意见争执，也不会伤及友谊。况且，憨山遭难，紫柏先是庐山许愿诵经，后来亲自北上，试图营救。憨山南谪之后，紫柏以“憨山不归”为生平“三大负”之一，最后竟以“三大负”罹难。末后荼毗时，憨山又不远千里，从衡山赶到浙江径山，亲自参与。两位大师生死之交，肝胆相照，莫过于是。说两人争名利，争风头，恐怕是局外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但沈德符的记载，也不会完全是空穴来风。当时两家的门人弟子之间，皈依信徒之间，或许有一些谁长谁短的争执议论，传扬开来，以讹传讹。
至于说憨山为紫柏大师撰写《塔铭》，语气中暗含讥讽。现在这篇《塔铭》仍然收集在《梦游集》中，读者可以阅读研究，看看是不是有讥讽的意思暗含于内。以在下的愚见，这篇《塔铭》对紫柏大师评价很高，而且文章也写得很好，生动活泼，是一篇很出色的传记。假如说其中某些语句暗含着讥讽意味，那就有点像“文字狱”了。明初朱元璋曾以“殊”字为“歹朱”，而杀了一个僧人，又曾以“天下有道”为“天下有盗”，而杀了一名官员。这种无中生有的“文字狱”，历来多见，也不足为奇。只是我们读书人，看文章时，得把心放平了看，不能从字缝中寻找微言大义，陷人于罪。
沈德符所说的，男女信徒们把憨山当“活佛”看待，端茶送水洗尿盆，哭着抢着求法语，这些恐怕都是事实。在佛教徒看来，善知识难得一遇，这么做并不算过份。而在不信佛的儒生们看来，这些信徒难免有些举止可笑了。这一点不必再争执。
至于说憨山大师喜欢和士大夫们谈论政局，这个恐怕也是事实。憨山一生积极修行，也积极入世，关心时事政治，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在不信佛的儒生们看来，和尚们的本份应当是躲在山林里清静修行，不应该管人间的事务，不应该热衷于政治。这也是立场不同，观点不同，不必再争执。
至于说，憨山大师在大雄宝殿里面南背北地升座说法，把佛祖圣像用大被子遮起来，这个恐怕也是事实，沈德符不可能凭空捏造。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当时的官员们到寺里来游览、设宴或者休息，和尚们也是用大被子遮起佛祖，拿大雄宝殿招待官员。这说明，在当时这么做是一种惯例。有些寺院可能房屋不足，贵客来临时没有合适的地方招待，只能放在大雄宝殿。而用被子遮住佛像，也是一种权宜的灵活办法。佛像被遮住时，大殿就暂时不做大殿用，而做为客堂了。而且，能用大被子遮起来的佛像，规格也不会太大，足以说明寺院里房屋窄小的情况。
憨山东游时，在净慈寺等大庙里说法时，有“宗镜堂”等专门的禅堂、法堂，绝对不会坐到大雄宝殿里去说法。而到小庙时，在大雄宝殿里权宜一下，道理上也说得过去。
（比如，现代居士在家里供佛，按规定不能在卧室里摆放佛像。但如果居室窄小，没有专门的佛堂，那摆在卧室里也无不可。平时用布遮盖佛像，礼拜时撤掉遮盖。这都是权宜之计，并不算犯戒。）
至于说憨山的名片太大，这也是儒生的立场问题。在沈德符看来，阁老们用大名片是正常的，而高僧们用大名片就僭越了。其实高僧大德是人天导师，唐朝时的女皇武则天信仰佛教，还曾经对神秀大师行跪拜礼。高僧们的名片比阁老们更大一些，自然也无不可。在憨山大师的皈依弟子中，颇有一些封疆大吏和高级京官，他们见了憨山，都会五体投地，恭敬顶礼。其态度，恐怕比对待阁老们要恭敬得多。那么，憨山使用阁老级别的名片，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况且，憨山大师自己也不会去计较名片之类的小事。印名片，送名片，可能都是门生弟子以及在家信徒们代劳的。他们把名片印大一些，以表达对大师的崇敬，这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不管怎么说，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留下这些记载，也正说明，憨山东游弘法，在佛教界内引起了广泛欢迎，影响很大。而在佛教界外，也轰动一时，让某些排斥佛教的人大感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