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是中国的幻象，县城才是中国的底色
北上广是中国大陆的三大一线城市，三座城市的人均GDP都超过了2万美元，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根据《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的人均GDP刚刚突破1万美元，还不到前三者的一半。
北上广的繁荣不仅体现在亮眼的经济数据上，还体现在广阔的发展视野和严密的发展规划；也体现在丰裕的公共服务和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更体现在对新技术的应用尝鲜和优惠政策的先试先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先富带动后富的探路者，也是中外合作交流、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阵地。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GDP总值中，北上广的GDP之和占比不足十分之一，人口之和不足中国大陆的4%，而中国的县城数量高达1312个，县城人口总数在1.5亿左右且辐射服务着5.5亿的农村人口。
无论是从人口面积规模上，还是从产业结构和经济体量上，作为城乡二元结构交汇点的县城，更能代表中国的基础条件，也更能突出一些问题所在。可以说，北上广是中国的幻象，县城才是中国的底色。
北上广：高度发达的中国幻象
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在北京；世界上拥有摩天大楼最多的城市是上海；世界上最长的地铁隧道是广州的3号线，三大城市无论在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上，还是在城市环境和文化供给上都是高度发达的，以至于任何一个只去过北上广的外国人都不会相信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事实。
我们必须探究，到底是北上广的哪些特点，构成了中国高度发达的幻象。
北上广有着合理的产业结构，就业机会丰富多样。这三个城市在中国的城市产业发展力评估中都在引领型的第一梯队，他们有着聚集协调又充满活力的产业，而得益于政策上的先试先行，这些城市又有着开放创新的优势。
因此，三者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是丰富多样的，无论你是否具有大学文凭，无论你学习的是何种专业，无论你的性别年龄，总能在这三个城市里找到适配的岗位，开启自己的就业生涯。
北上广有着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满足人民多元化的生活需求。且不说丰富充裕的医疗教育等硬性的必需资源，单是闲逸的人文娱乐设施也让一众追求精神满足的人们尝到了小资情调的愉悦。
如果你爱好历史，这里有许多名人故居和博物馆；如果你追求知识，这里有众多名校和图书馆；如果你是狂热于各项黑科技，这里有各种展览馆和许多前沿品牌的发布会；哪怕你只是某个明星的粉丝，一场场的演唱会和遍布的电影院也能让你得偿所愿。
只要有必要的资金实力，几乎任何人们能够想到的生活需求在北上广都能得到满足。
北上广开放包容，是开阔眼界、提升格局的好地方。在如今的媒体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关于“北漂”的报道，各种辛酸艰难背后，事实上也说明了在这些大城市总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甚至不乏一夜成名的案例。
北上广是开放包容的，只要你努力奋进，就总有成功的机会和可能。由于一些明星企业和行业大佬的存在，以及大城市对各类高端人才的强力虹吸作用，在群英荟萃的环境影响下，人们相对更容易以多元化的思维和角度去看待世界万物，有益于提升自己的眼界和格局。
北上广的高度发达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不再赘述。然而不得不正视的事实是北上广一类的特大城市在人口容纳上有其极限所在，虽然确有大量的人群无视日益残酷的竞争和内卷争相奔入，但仍有更多的人群生活在各省各地的县城及其辐射的农村中。
与北上广的幻象不同，这些县城才是中国的真实底色。
县城：尚具不足的中国底色
如果说北上广是中外交流的前沿阵地，那么县城就是中国独特的城乡汇集之地。探讨县城的发展和特点，就绝不能脱离其辐射的农村地区。
因为大部分的县城体量太小了，就算义乌这样的闻名全国的县级市，其城镇户籍人口也超不过50万，更多的县城城镇人口只有20万左右，而县城又与周边的农村联系特别紧密，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治理，都是不可分割的。
一千三百多个县城和他们辐射的广袤农村地区构成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盘，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正是这些问题指明了我们今后发展的导向。可以说，县城是我们尚具不足的中国底色，需要我们凝心聚力细心描绘，才能实现出彩的中国梦。
县城产业结构不完善，经济风险抵御能力弱。绝大多数的县城都没有形成自己的主导产业，也没有与之相辅相成的产业配套，这也是制约县城规模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企业而言，虽然县城的拿地成本更低、薪酬支出更少，但是缺乏相关的人才资源、交通条件、上下游的产业支撑和一定规模的消费市场，所以大部分成规模的企业并不会在县城选址。对以上因素依赖程度越大，其落地县城的可能性就越小。
所以，我们大多数县城里根本有大规模的明星企业，更没有处于科技前沿的高端产业，多是一些小型的甚至是作坊式的加工企业，服务业以日常零售和餐饮为主。
而这种的不完善的经济结构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很差的，一旦某个产业的行情前景出了问题，县城为数不多的企业就要面临倒闭的风险，因为这些企业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位置，对消费市场的变化并不敏感，当风险来临之时，积累的资本和相对狭隘的视野又不足支撑产品的更新和升级。
县城的规则意识相对淡漠，人情贯穿于处事思维和处事方法。由于文化水平的相对落后和中国传统的强大惯性，县城和农村地区的人们依然过分重视人情关系，规则意识相对淡漠。
人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时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来达成目的，而非诉诸正规渠道和法律途径。孩子上学，自己找工作，父母医疗，偶然的交通事故，甚至是花钱买保险，都是找“自己人”活动一下才算放心。
然而，这样的处事哲学必然是有缺陷的，不够开放包容的环境氛围之下，经济社会的活力不够，无论是招商引资开发建设还是留住人才打好基础都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县城的生活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无处容身。县城的生活是相对乏味枯燥的，大多人的一生几乎都是按照同样的模式度过，如果你灵魂比较有趣，生活状态和思维方式与众不同，就很容易被周边人指指点点，强大舆论压力面前又有几人能坚持自我呢？
结婚要按风俗来，工作要照规矩办，特立独行的代价就很有可能是独立行事，得不到别人的认同和帮助。事实上，县城真的不是年轻人创新创业的好地方。
县城的经济社会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曾经的深圳不过是个小渔村，而在国家倾心倾力培养下，经过短短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就发展成了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时至今日，已经有了北上广深的喊法。
所以，县城的发展还是要落在国家政策上，落在经济基础上。
在底色上作画：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
特大城市有其容纳极限，县城有其发展桎梏，既然两者都存有问题，那么就一并解决。
20年4月，《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出台，明确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我们的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按此实施下去，就是在中国的底色上作画，就是让中国的幻象成真。
打破城市壁垒，推动人口资源合理配置。一是推动中小城市放开落户限制，吸纳更多的人口；二是督促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消化存量，并鼓励将人口引向郊区落户；
三是针对新型农民加强培训以提升其履职能力，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技能的培训的大力开展，新型农民工的思想也必然有所改变，或有助于县城及农村地区的移风易俗和观念转变；四是维护农民进城后遗留在农村的各项权益，推动城市公共服务覆盖常住外来人口。
这既体现了政策的公正客观，也是一种国家资源向农村倾斜的信号，此后农民进城再无后顾之忧。如此以来，将缩小城市之间的规模差距，促进人口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农民进城有了更多的选择，未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加大扶持力度，加快补齐短板，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县城将获取更多的政策支撑和资源倾斜，能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完善产业配套设施。
当人口资源、政策支撑、配套设施的短板都补齐后，产业的聚集发展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县城经济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届时，又有谁还会说，北上广是中国的幻象，县城才是中国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