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看清末塞防和海防的对错，李鸿章和左宗棠哪个是对的？
关于“海防”和“塞防”之争，尽管在清朝末期时争论的非常激烈。但是，这两种观点的碰撞却是古已有之，存在了很长的时间。
中国历史上，尽管很早就已经扩张到了东南沿海一带，不过，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一直都以陆权思想为主导，长期以来轻视海权。除了极个别朝代和极个别君主曾向海洋进行过探索，其余时期很少关注海洋。
明朝灭亡后，满族作为一个马背上的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原。由于游牧文明远远落后于中原的农耕文明，所有他们的海防思想和海防意识更加淡漠，甚至逐渐退缩到了“闭关锁国”的地步。
闭关锁国期间，中国错失了赶超世界的最后时机，日益落后于世界发展的趋势。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己的坚船利炮，从海上攻破了中国闭守的国门。从此以后，满清统治者不得不开始正视海防，发展海防，关注海防。
在1874年时，弹丸小国日本为了吞并清朝的属国琉球，竟敢悍然出兵台湾岛，发动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一次对外侵略战争，史称“牡丹社事件”。此役后，满清朝廷大受触动，终于认识到了自己在海防上的严重滞后。
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压也就忍了，现如今，就连身边的“倭国”都敢来耀武扬威，真是情何以堪！受此事件的直接刺激，清廷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于海防和陆防（塞防）的大讨论，也称为“海防塞防之争”。
当时，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洋务派们正是最强势时期，他们积极支持大幅度提升海防在国家层面的战略地位。不过，洋务派们的强势表态，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
为了限制恭亲王和洋务派的专权，慈禧太后下旨，扩大了这次讨论的参与规模，不仅限于军机大臣和朝中重臣，还要求各地的督抚都上疏表态。
于是，直隶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两广总督英翰、两江总督李宗羲、闽浙总督李鹤年、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南巡抚王文韶、浙江巡抚杨昌濬、安徽巡抚裕禄、福建巡抚王凯泰、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西巡抚刘坤一等地方大员都纷纷上疏，发表自己对于海防和塞防的观点主张。
这次讨论，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所有人都认识到了海防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都希望朝廷能够增加对于海防的投入，顺应“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潮流和洋务要求。
不过，谁都清楚，在提升海防力量的同时，必然会降低塞防的投入和规模。因为，大清朝早已不再是往昔的“天朝上国”，国库就这么点儿银子。这儿花多了，那儿就得减少。但是，至于说海防和塞防两者之间孰重孰轻，却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
在这次讨论过程中，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和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争论尤其突出，二人都觉得自己有理，几乎到了针尖对麦芒的程度。
恰在此时，隔壁的恶邻沙俄却步步紧逼，趁机侵占了我国的伊犁地区；而英国人，为了防止沙俄独霸新疆，也在暗中支持阿古柏发动叛乱；同时，奥斯曼帝国也蠢蠢欲动，阴谋利用宗教插手新疆事务。
于是，满清的西北地区很快就阴云密布，风雨欲来。作为海防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却在此时上疏，瞬间就把所有人都惹毛了。他在《筹议海防折》中提到:
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啥意思？他居然认为新疆本是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荒无人烟。现今国家在海防和塞防之间两难兼顾，不如暂时罢黜西征之议，放弃新疆。之后，再“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虽然没人认为他是为了卖国求荣，也是在清末国力贫弱之下的无奈之举，但的确显得太过于疯狂。他要轻易舍弃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恭亲王奕訢，亦或其他任何人，谁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历史的罪人。
作为反击，塞防派的代表人物左宗棠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求朝廷西征新疆，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驳斥:
一、新疆疆域广大并幅员辽阔
虽然暂时尚未完全开发，但新疆却极具潜力，未来必能成为一片富饶之地。
现在，新疆域内就是棉粮的重要产区，瓜果特产也非常众多，牛羊马匹成群成片，矿产资源储量丰富，绝非是李鸿章口中的“千里瘠薄”之地。
二、祖宗取回新疆实属不易
西域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却长期分裂了一千多年。清朝入关后，历经了康熙、雍正和乾隆的三代帝王，一次次的励精图治，一次次的出兵征伐，在花费了无数的精力、财力和人力后，才终于收回到大清的版图之内，再次成为了中国的领土。
在乾隆时期，他认为西域地区是“故土新归”，意义重大，在欣喜万分之下他还特意赐名为“新疆”。
就是这片由祖宗历经万难才取回的领土，怎可不战而轻易弃之于人。
三、新疆地理位置极其重要
左宗棠进一步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英国、沙俄和奥斯曼等国都是贪得无厌的国家，尤其是沙俄，更是对我国的领土索取无度。
一旦新疆丢失，那么届时陕甘一带就将成为对外的边陲之地，四川、山西乃至整个满清腹地都将受到波及。
而且，随着西段边境的越境扩张，沙俄必将从中段边境和东段边境也对我国持续施压，整个满清帝国都将会岌岌可危。
四、海防塞防应该齐头并重
左宗棠比李鸿章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在强调塞防重要的同时，也认为海防非常重要，两防不能出现明显的偏颇。
现今，面对新疆得罪危局，而且国家正处于“同治中兴”期间，海上暂时没有太大的隐患。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此时应该优先解决新疆的危机。
1875年，慈禧太后在被左宗棠的“当头棒喝”叫醒，终于采纳了他的建议，坚决支持出兵收复新疆。
本着“东侧海防和西侧塞防”的原则，朝廷一面命左宗棠担任钦差大臣，具体督办新疆的军务，负责收复失地；一面又命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事务和南洋事务，发展自己的海军，壮大自己的海防力量。
至此为止，清朝的海防和塞防之争，才逐渐消停下来，各方势力都暂时告一段落。
左宗棠在受命后，直接将帅帐移驻至肃州，就近指挥清军收复新疆的战事。在历经千辛万苦的筹措军饷和粮草后，清朝的各路大军也在他的指挥下奔赴了战场。
由于指挥得当，大清的西征军很快就夜袭黄田，打响了收复新疆的第一战。继而，左宗棠又攻克了古牧地、乌鲁木齐等地区，强有力地歼灭了分裂势力。
稍作休整，他又指挥西征军收复了玛纳斯，逐步平定了北疆地区。在肃清北疆之敌后，左宗棠的西征大军开始挥师南下，一路攻克了达坂和吐鲁番等重要的城池。在1878年，西征军基本剿灭了和田之敌，取得了西征新疆的完全胜利。
至此，左宗棠完成了对于祖国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收复，强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边界的安定。
相比于左宗棠关于塞防之说的成功实践，李鸿章的海防之策践行起来就比较悲催了。
李鸿章先是丢掉了琉球群岛，后又丢掉了朝鲜半岛，眼见日本一步步做大做强，威逼清朝的安全。
在甲午战败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不仅全军覆没，还丢掉了台湾岛。要不是俄国、德国与法国“三国干涉还辽”，就连京畿附近的辽东半岛也会丢失。
李鸿章和左宗棠作为清末的优秀政治家，他们的海防和塞防之争，虽然存在相互攻讦的现象，但出发点都是为了维系清王朝的统治。无论是谁，都不是卖国贼，都是大清的忠臣，关于这点需要明确说明。
无论是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还是左宗棠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无论海防论还是塞防论，都事关大清国的国防安全和战略走向。
时至今日，在个人看来，仍有其闪亮的时代进步性和参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