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的狂草境界
草书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历代写草书不乏其人，但能在狂草上有所造诣的人，实在不多。大抵上说，狂草有名的墨迹有张芝《冠军帖》《终年帖》，王献之《中秋帖》、《敬祖帖》，张旭《肚痛帖》、《古诗四帖》，怀素《苦笋帖》、《自叙帖》，王铎多种《草书诗卷》和草书轴等。 草书大致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
今草即现今通行的草书。相传后汉张芝脱去章草中隶书形迹，上下字之间的笔势牵连相通，偏旁相互假借，成为今草。刘熙载《艺概》说：“张伯英草书隔行不断，谓之'一笔书'。盖隔行不断，在书体均齐者犹易，唯大小疏密，短长肥瘦，倏忽万变，而能潜气内转，乃称神境耳。”历代书写今草的书家很多，最为著名的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诸帖，孙过庭《书谱》等，字与字之间，顾盼呼应，用笔巧拙相济，墨色枯润相合，意态活泼飞动，最为神骏秀美。
狂草是草书中最为纵情狂放的一种，为汉代张芝所创，唐代书法家张旭、怀素进一步推进，明末清初王铎则达到非常高的境界。狂草常一笔数字，隔行之间气势不断。笔势连绵回绕，酣畅淋漓；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笔致出神入化，而法度具备。他们在草书中追求“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的险绝美，充分显示出狂草书法的出神入化的文化精神。
王铎临秋月帖
王铎（1592-1652），河南孟津人，字觉斯，号嵩樵，别号烟潭渔叟。他的书法以四十年为界形成两个阶段。对此，同代的傅山《字训》说：“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成大家”。前四十年，王铎处于广泛临习前世名帖的阶段、他精研六书古文字，钟鼎款识、秦汉碑文、历代法帖。
四十岁后，尤其是五十四岁降清之后的他深感“补天乏术，出世无门”，在极度痛苦中，张扬一种“怪”、“狠”、“胆”、“力”的的审美原则，以抒发内心的深层矛盾冲突。这种“怪狠”美学及其书法用笔狂怪跌宕，笔画盘旋勾连，结体险奇欲坠，章法摇曳冲突，用墨或浓或淡，真可谓变化莫测，惊心动魄。其书蕴二王典雅秀润于汉碑颜字的刚健古朴之中，法度精湛，自然天成。清代张庚《画征录》说：“余于睢州蒋郎中泰家见所藏觉斯为袁石愚写大楷一卷，法兼篆隶，笔笔可喜。明季工书者推董文敏，文敏之半韵潇洒，一时固无有及者。若据此卷之险劲沉著，有锥沙而泥之妙，文敏当逊一筹”。
我们从存世墨迹《游中条帖》、《临豹奴帖》、《万壑图卷跋》、《拟山园帖》、《琅华馆帖》中不难获得认同。 草书的主要艺术特征是笔画勾连，飞动流美，方不中矩，圆不副规。项穆《书法雅言》说：“顿之以沉郁，奋之以奔驰，奕之以翩跹，激之以峭拔。或如篆籀，或如古隶，或如急就，或如飞白，随情而绰其态，审势而扬其威。每笔皆成其形，两字各异其体。草书之妙，毕于斯矣。” 一般人将做了贰臣的王铎看成德行有亏的小人，其实，真实的王铎确是一个笃信孔孟敢于表达自己忠贞之气的儒者。
比如，他从来讨厌贪官，在官场上从不阿谀奉承，做官有良心而施棺义葬，做人有仁厚如捐奉修城，百姓饥荒之时，他开仓煮粥济贫，甚至，王铎担任皇帝经筵讲官，在给崇祯帝讲《中庸·唯天下至圣章》时，他提醒皇上要以国家安危围上，因为“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这番正义之言让崇祯很是不爽，本来要严厉惩罚王铎，后来以“切责其敷衍支吾，不能发挥精义”加以发落，从此将王铎打入另册。虽然保住性命，但是王铎从此认识到凶险莫测宦海升沉，福祸相依。
惶惧之下的王铎第二年便想乞假归里，他清楚地知道：“言路者，国家之精神血脉也。若夫大臣保禄儿不肯言，近臣畏罪而不敢言，究竟是何景象？”深明儒家经国大业的王铎，在宦海沉浮中看到明末小人当道国家衰颓，灰心丧气之极。 他曾经在官场的困境中挣扎而力争在书法上有所作为，但官场的黑暗和物质生活的窘迫使得王铎笔墨书写变得更加沉重。王铎在《赠汤若望诗册》里说：“书时，二稚子戏于前，叽啼声乱，遂落数（如）龙、形、万、壑等字，亦可噱也。”在饱受国破家亡，丧妻丧子之痛苦后，贫困潦倒的王铎在《赠汤若望诗册》中落款到“月来病，力疾勉书，时绝粮，书数条，卖之得五斗粟。买墨，墨不佳耳，奈何！”在这种万般无奈的申明场景中的王铎，仍然矢志不渝地钟爱他的书法。
并体悟到生命的辩证法：人生快意时“亟须回头一住，住则必思，思则利害必明，便截然裁去恋念贪念，能于此处善断，方是真豪杰”，相反在“极不快意时，明明有一解脱，能超出苦海之路，而人不知。极快意时，明明有一善退，不陷溺地狱之路，而人不知”。 王铎降清后心中的儒家忠贞价值观使其良知大受鞑伐，时时处在汗发沾背的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中，他开始放纵自己：“吾自知寿命不长，出则召歌童数十人为曼声歌娱取醉，或宵夜不分以为常，间召青楼姬奏琵琶月下，其声噪泣凉婉辄凄凄以悲。居常垢衣跣足，不浣不饰，病亦不愿服药，久之更得愈，愈则纵饮，颓堕益甚！”
钱谦益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写道：“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为叔孙昭子耶？为魏公子无忌耶？公心口自知之，子弟不敢以间请也。” 在这种心境下的王铎并未为清王朝效命，他断绝官场的应酬，只与故友遗臣相往来，将时光花在临帖作书和苦闷吟诗之中，他只能通过作诗写文排遣自己内心悔恨的切肤之痛。尽管因为贰臣身份使得他的书法门前冷落，但是王铎相信“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
没有了官场徒耗岁月的各种无聊应酬，王铎发奋与狂草书法，成绩赫然。因为，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只有在抽象的狂草线条的任意呼啸中，才能让他的内在痛苦尽情释放，难怪王铎晚年狂草作品数量激增。 王铎从十三岁开始学书临帖，十五岁临习王羲之的《圣教序》，其后半生主要钻研《淳化阁帖》里羲、献的行草，“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有的帖临写了无数遍，甚至一临便三年。他终生坚持“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生不易”，可谓遍临魏晋、唐宋法帖，所临历代书法家达百人以上，一生书法作品超过万件，仅仅传下来的墨迹本近千件。
王铎认为：“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书不宗晋、必入野道”。王铎以前，就有人说写字要“寻古人写过样子”，“不学古法者，无稽之谈也”，“宰我称仲尼贤于尧舜，余则谓逸少兼乎钟张，大统斯垂，万世不易。”在诗歌上，王铎用功亦很勤，他说：“诗文不学古而学今，吾不知之矣。盖因古难今易也。不知古奇今平也，古深今浅也，古大今小也，古创今袭也，古生今熟也，古新今腐也。索解人真不多得。”一生大约写诗两万余首，其不少诗歌颇有杜甫诗歌的忧国忧民情怀。
在我看来，王铎对杜甫的沉郁顿挫的美学深有所悟，对杜甫爱国忠贞无限向往。他有五律：“始信杜陵叟，实悲丧乱频。恒逢西散卒，惊向北来人。老大心情异，衣冠禄秩新。浑亦不见，泪尽诘青。(《始信》)而诸多狂草作品都书写杜甫名诗。王铎传世画作达百余件，对经典绘画吸收颇多极，颇有文人画境界。可以说，王铎在书法、诗歌、绘画几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王铎被称之为“神笔王铎”，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草书被认为“后王胜前王”——超越了王羲之王献之书法。沙孟海这样评价王铎：一生吃着二王帖，天分又高，功夫又深，结果居然能够得其正传，矫正赵孟、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近三百年的书学》启功先生用七言绝句盛赞王铎：“破阵声威四海闻，敢移旧句策殊勋。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并在附注中写道：“……如论字字既有来历，而笔势极奔腾者，则应推王觉斯为巨擘。譬如大将用兵，虽临敌万人，而旌旗不紊。且楷书小字，可以细若蝇头，而行草巨幅，动辄寻丈，信可谓书才书学兼而有之，以阵喻笔，固一世之雄也。'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倪云林题王黄鹤画之句，吾将移以赞之。”
汤大民先生评价他的行草说，“无论是手卷还是六尺长条，都是飞腾跳掷，纵横捭阖，大气磅礴，以雄强的笔力，奇诡怪异的体势，酣畅淋漓的墨彩，表达了大起大落、汹涌激荡的情绪和心境。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到狰狞、怪诞、狠鸷、险幻及至胡乱的粗犷美、阳刚美，感到一种掀天揭地、踏倒古今的欲望，一颗充满焦灼、苦闷、颓唐、狂逸乃至绝望的不安灵魂。他的书法是忽正忽斜、忽雅忽野、大整大乱、既丑且美的多元矛盾统一的审美组合，是乱世之象，末世之征，当哭的长歌，绝哀的欢叫”。
王铎54岁降清，七年后郁郁寡欢去世。七年之中，他投入临创的时间大大增加，传世作品数量巨大。有研究者分析说，这个时期，王铎的一些作品近乎完美，布局匀称，线条飘逸舒展，行笔充实，转笔畅达，参差起伏，跌宕自如，表现出纯熟的技巧。但他有些作品荒率而零落，气韵不畅，笔势零乱，线条板滞生硬，透露出一种凄凉惨淡、寂寞空虚的情绪。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对他的创作的影响是深刻而悠远的。
近来，江苏泰州海陵区出土的两块岳飞书简石刻,后面发现有大段顺治八年王铎所书跋文。从跋文内容来看，是迄今为止王铎内心独白的唯一见证。岳飞书简共62个字，王铎跋文计390多字。跋文内容如下:“清武穆岳王手迹跋,武穆王隶宗汉,为许虎侯书;行书宗王与颜,为某通判学士书也。书中若勉力王事,又洪井营寨毕始入长沙,且见平敌记逊谢不敢言功三牍”。在大略叙述岳飞的书法“字势古雅刚正无甚工。然岳王为人足耗星磨日，不当以字论也”后，对奸臣秦桧加以抨击：“使武穆不蚤亡，高宗蚤薨，收死灰以嘘之，起毙一桧如腐田鼠，黄龙一方将口口不遑矣。盖天不欲兴宋若观火不爱宋不爱武穆。假如当时即不生奸桧，岳王讵能绵国活人掣天意不割宋于渡江百余年哉！今晰遗牍王事勉勉，洪井亦不暇逸记文不欲言功。呜呼，泰岱将折一石，岂能牢扶欤？虽然武穆之人社稷培覆存没之人也。山无虎，山下且毂交蹄靡；水无龙，舟子饱稻饫豕，视水无有恐僳。故亡宋不待海飓沉舟之时，王死之日根穿皮蠹，天意已自明白矣。夫王手迹夫矫霆震之气，尚勃勃有生存者焉。彼弄柔翰修词家何论乎？顺治八年辛卯三月二十三日。斋沐赵敬豫州王铎”。
从这幅为岳飞书简题跋可以看到，垂暮之年饱经苦难的王铎与岳飞产生了历史的共鸣：乱世无明君，忠贞爱国却报国无门。王铎卒于顺治九年，可以说，我们从这幅顺治八年的题跋中不难看到临死前的王铎向历史证明自己心迹的心声，最终表明自己的处于乱世而忠贞无门的无告苦衷。
王铎临王羲之《秋月、小园、至昊》帖
在我看来，王铎书法风格倍受世人瞩目,是坚持走近经典法书，走进魏晋风韵，将魏晋书法境界和明代长卷大幅书风相融合审美结晶。为此，王铎草书具有不可否定的几个美学特征：
一、终身走进经典临帖不止
王铎对经典崇尚的眼界很高，他看上眼的对象全是历史上重镇人物，体现了取法乎上的精神高度。在王铎笔下的魏晋二王之风与赵董笔下的甜美温润有本质的区别，是其大开大合的生命激情冲撞和浪漫情怀的书写展露。王铎书法摹拟古代经典主要是张芝钟繇二王的字，坚持不离古也不泥古，要能“拓而为大”。据考，在目前所见到的王铎传世的五百多件的书迹中，有两百多件是临摹作品。可见临摹经典在王铎书法生涯中所占的重要比重，以及吸收经典书法对王铎书法的成功难以估量的意义。
《临张芝帖》是王铎五十六岁书写，历尽磨难的他一笔直下，线条生涩苦辣升天入地，好像惊蛇出洞奔腾不已，颇有挥斥八极、凌厉九霄的气势，用他自己谈文所说“文须嵚奇历落，错综参伍，有几句不齐不整，草蛇灰线，藕断丝连之妙”颇为恰当。王铎说：“书法贵得古人结构。近观学书者，动效时流。古难今易，古深奥奇变，今嫩弱俗雅，易学故也。呜呼!诗与古文皆然，宁独字法也”。[“予书何足重，但从事此道数千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故书古帖，瞻彼在前，瞠乎自惕。譬如登霍华，自觉力有不逮，假年苦学，或有进步耳。他日当为亲家再书，以验所造如何”。“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如琴棋之有谱。然观诗之《风》、《雅》、《颂》，文之夏、商、周、秦、汉，亦可知矣。故善师古者不离古、不泥古。必置古不言者，不过文其不学耳。”“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
二、眼光很高，恶札不临，规避灾字
王铎：“怀素独此帖可观，他书野道，不愿临，不欲观矣”。“吾临帖善于使转，虽无他长，能转则不落野道矣。学书三十年，手画心摹，海内必有知我者耳”。“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丙戍三月初五，夜二更，带酒，微醺不能醉，书于北都琅华馆。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非怀素恶札一路。观者谛辨之，忽忘。”
我在长期临写王铎草书中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很多临二王草书的内容完全解释不通。换言之，比照二王原帖，王铎临帖随其所喜地节临并将不好的字眼省去。薛龙春先生认为：“经过对王铎二百余件临帖作品的统计，王铎临帖中避写的字主要包括'疾、哀、伤、痛、患、死、逝、悲、亡、丧、骸、恸、毒、恶、墓、葬、罪、疚、劣、灾、尸、凶’等。笔者并不认为王铎的临帖作品只缺这些灾伤字，但是避写灾伤字是王铎的自觉行为。因为避写这些字，王铎往往连同整个词、整个句子都缺而不临，因此造成整个文本的断裂与无法理解……王铎将那些文句不通的临作赠送给友人，表明他对于书写的实际内容并不关心。在这个意义上，王铎将书写本身的价值从文学中独立出来，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意识。”诚哉斯言！
三、在狂草的字字连绵中展现书法之势
在中国狂草书历史演进中，书法中字与字的连绵形成的多维变化的张力是狂草难度之所在，通过这一现象可以清楚地看到狂草发展变化的进程：张芝《冠军帖》中“不辨行动”四字连绵，《终年帖》中“时面因行”四字连绵，王羲之《采菊帖》中“至日欲共行”五字连绵，王献之《敬祖帖》“远路不能追求”六字连绵，张旭《肚痛帖》中“致欲服大黄汤”六字连绵，怀素《自叙帖》“烟淡古松又似山”达到七字连绵。王铎众多狂草中线条连绵超过七字的非常多，有不少狂草连绵接近十字，而十字以上的有三例，如《临张芝冠军帖终年帖》中“当思更就珺昨游悉谁同”。而最多一例是十五字《草书临王羲之不审帖清和帖》开篇鼓荡精神一气直下：“不审定何日当北遇信复白迟承后问”，而同一幅字中末尾更是摇曳生姿笔走龙蛇写了十四字“生数问北事势复云何想安西以至”。
足见王铎狂草的张狂和沉醉！ 可以说，王铎将狂草的奔放盘旋，气韵酣畅发挥到了极致，在线条提按连绵中收放自如，其字形结体与线条形态保持了一种高度审美同一，在章法上更是犹如黄河之水奔流而下，临写的作品中大量增加引带所产生的书法之“势”，具有一种大气磅礴气势夺人之美。有人认为：“王铎草书的中锋笔画基本能占笔画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即使在速度极快的大轴狂草中，王铎也基本能保证笔锋在笔画中正行，实现正锋的效果，从而凸显其骨力用笔。王铎的草书线条形态多为斜线、曲线和斜曲线，故也应有一股运动的“势”。这一股运动的“势”，在王铎草书泼辣明快的运笔节奏和强劲的线条骨力的交融下，便形成一股强大的“笔势”。从线条的起伏、流畅的程度和笔锋接触纸张所呈现的线条质感，可以推知，王铎草书的速度比怀素稍慢”。 可以认为，王铎发展了张芝和王献之“一笔书”（又称“连绵草”），他那出神入化的高超技巧使得线条在他的笔下纵横盘桓，左右冲突，上下连绵，提按交错，纵放有度，将狂草境界推向了新的高峰。
四，小字变大字的审美空间感的冲突
魏晋乃至宋元，书家的字一般都是作“案上观”。明代随着建筑物空间的增高，浪漫主义美学的兴起，书写工具纸绢材料制作技术有新的发展，于是，书家不满足过去的案上观，开始写长篇巨幅大作品，审美心理置换成巨帧长轴的“壁上观”。王铎无疑是这一思潮中的佼佼者。 王铎在草书临创中深刻地把握了大字和小字在技法操控上的巨大差异，坚信“草书由篆，大草必如危峰之石，侧悬矗插，变势奇突，与小草异。”[25]这样，他就将二王原帖中大多字字独立的作品，通过大量的萦带勾连而临写成字字血脉连贯的狂草作品。这不是一种单纯的书法放大，而是精神境界的拓展和技法功力的提升，是在面对一张高达丈余宣纸加以纯熟驾驭的高难度历险，是对时代审美惰性的反叛和新美学原则的崛起。翻检《王铎书法全集》，这类巨帧长轴比比皆是，大多接近3米之高，而他的《五言古诗轴》居然高达4．22米，大约是王铎最长的作品了。
五，后王胜前王的历史难题
王铎《拟山园帖》传入日本，引起巨大的轰动。日人村上三岛把王铎看作第一流的书法家，甚至还提出了“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的看法。我在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的几年时间里，经常看看日本人的各类书法展，不少的展厅里居然差不多所有作品都纵写三行，成为王铎“草书三行”的忠实跟随者，当然那些线条的质感优劣自见！
我认为，如果说“后王胜先王”在这样的理解上有一定的意义——王铎张扬的美学原则同他的生命经历息息相关，他的狠怪苦辣的书风超越了王羲之内擫笔法的中庸中和美学，他的长枪大戟充满个性的巨幅狂草获得视觉冲击力确乎是二王书法所没有的美学个性，他那飞腾跳踯的狂草所显露出的“狰狞”和“冲撞”的美学原则，让人获得“劈山超海，飞沙走石，天旋地转，鞭雷电而骑雄龙”的心魄震撼。
王铎在《文丹》里，有一段骇世惊俗的评论，说：“文曰古、曰怪、曰幻、曰雅。古则苍石天色，割之鸿濛，特立嵔嵬，又有千季老苔，万岁黑藤，蒙茸其上，自非几上，时铜时甆，耳目近玩。怪则幽险狰狞，面如贝皮，眉如紫稜，口中吐火，身上缠蛇，力如金刚，声如彪虎，长刀大剑，擘山超海，飞沙走石，天旋地转，鞭雷电而骑雄龙，子美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文公所谓破鬼胆是也。幻则仟经神籙，灵药还丹，无中忽有，死后忽活，九天不足为高，九地不足为渊，纳须弥于芥子，化寸草为金身，观音洞实方为，现像倏而飞去，初非定质，令人如寐如醉，不可言说。雅则如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删诗、书成春秋，陶铸三才，提掇鬼神，经纪帝王，皆一本之乎，常归之乎。正不咤为悖，戾不嫌为妖，异却是吃饭穿衣，日用平等，极神奇正是极中庸也。”
这难道仅仅是王铎对其诗文美学阐释吗？难道从中看不出是他书法文化精神的夫子自道吗？但是我还是要说，王铎书法正因为过分重视线条的连绵和视觉冲击力，使其书法少了一分羲献书法的古茂蕴藉和淡然天真。所以，日人所谓的“后王胜先王”是一种文化短视，在书法美学中尚难自圆其说！
王铎的人生充满了争议和毁誉，王铎的“三两行书法”却能够让他不沉迷于历史汰变之中。王铎深知历史评价的严酷性，他必须要将自己最为重要的笔墨传世来将功折罪抹淡自己政治上的污点。他晚年汇聚自己多年来临摹精品和自家得意作品而编成《拟山园帖》，嘱咐儿孙说：“我一生别无所成，唯有书法一道小有所成。待我死后，可寻觅良工，将这些作品一一刻石镶置于中室四壁，传留后世。倘子孙后代有衣食不足时，亦可拓卖字帖，以济温饱。”于斯，王铎长期挣扎的无边惆怅之苦心穿越四百年历史风云，终于为我们所感知理解，并在他长篇巨轴的狂草天风海涛冲击前，有了些难以言清的会心感动。
王铎临《不审帖清和帖》
王铎临《愿余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