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文：老老实实做人 认认真真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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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经文的家里，记者就被一摞摞堆放在客厅有一米多高的报纸杂志吸引住了目光。她看到记者惊讶的神情解释说：“我不会上网，也不爱看电视，平时就爱读读书、看看报。”聊天中记者得知，因为爱看书，李经文打小学习就很好，经常是班里的第一名，“为此，当年我考上天津京剧团少年训练队的时候，家人都不同意我去学戏，觉得太可惜了。不过我到了戏校以后文化课考试还是女生组第一名，同学都叫我'女秀才’！”李经文笑着回忆起了过去的往事。
从“谅剧演员”开始
李经文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大家庭里，父亲是一名会计师。“我家人都跟文艺不沾边，我小时候从来没听过戏，对京剧更是一无所知。”李经文说，“要说有什么文艺特长，顶多是因为我爱唱歌，被老师选为了校合唱队的指挥。”
1959年, 正上小学六年级的李经文突然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被几位从市里来的“卫生检查干部”围着问东问西了起来。“你会唱戏吗？”“不会。”“那会唱歌吗？”“会。”“朗诵会吗？”“会！”带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李经文唱起了学过的儿歌，还满怀激情地朗诵了一篇吴运铎的故事，赢得了“干部”们赞赏的眼光。“因为他们当时来我们学校正赶上卫生检查，学生们都整整齐齐地背着手坐好等老师检查卫生。班主任介绍说这是市里来的卫生检查干部，大家就更是紧张起来，坐得直挺挺的。只见他们经过每个学生都仔细地看了外形和长相，反而对我们摆在桌上的要卫生检查的水碗和手绢没什么兴趣。被叫到老师办公室以后，他们让我表演唱歌、朗诵，还让我压腿测试一下柔韧度，我还觉得奇怪。后来班主任通知我去天津京剧团复试，我才知道，原来这几位'卫生检查干部’正是天津京剧团的老师们，剧团当时要招收一批新生力量，他们便来各个学校挑学生了。”
李经文顺利通过了一轮轮面试，终于到了文化课考试环节。学习成绩本来就很优秀的她对于考试也不怵头，答最后一道题“你的理想是什么”时，李经文认真思考了一会，写下了“谅剧演员”几个字。“其实那时候我对长大要干哪一行也没什么概念，不过既然来参加京剧团的考试，就想着以后要当京剧演员。但我不知道'京剧’
的'京’是哪个字，想着应该有一部分是北京的'京’，又加了一个言字旁，就写成了'谅’，变成了'我以后想当一名谅剧演员’，可闹了一个笑话。”说到了这里，李经文忍不住笑了起来。
接到天津京剧团的正式录取通知书时，李经文才意识到，还没跟家人商量过学唱京剧这件事。“我们家当时都炸开锅了，姑奶奶就说哪能让女孩去唱戏啊，父母也觉得不上学去唱戏太可惜了。”最后还是老师亲自到家里做通了家长的思想工作，十二岁的李经文才有机会进入天津京剧团少年训练队，走上京剧的艺术道路。
那些年练功、偷师的时光
像白纸一张的李经文真正受到科班训练时，着实吃了不少苦头。众所周知，京剧的基本功训练非常严苛，拿顶、下腰、翻筋斗等毯子功是每天必练，练不好还经常被老师拿小棍敲。“我们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练功，就在中国大戏院的五楼平台跑圆场、喊嗓，半个小时后再练毯子功。老师要求我们拿顶必须得坚持六分钟，那时候我特别瘦弱，小细胳膊根本没啥劲儿，顶拿了四五分钟的时候胳膊就开始哆嗦，一松懈就滑下来了。老师说谁坚持不了就不能吃早饭，我只能硬撑着一次次倒立上墙，有一次光拿顶就耗了一上午，最后胳膊一软就一头栽到地上，直接把下排牙磕松动了，有颗牙还磕掉一小块，现在都能看得出来。”说到这时，李经文还是满脸笑意，丝毫看不出当年练功的辛酸。
很多一起练功的同学因为疼痛坚持不住大哭，父母心疼便让他们放弃了，但李经文却凭着天生一股韧劲咬牙坚持了下来，“我是那种特别不服软的人，本来父母就不赞同我学京剧，我更要学得比别人都要刻苦认真，这样才能对得住自己当初的选择。”经过一段时间狠练，李经文从毫无京剧基础，到一下腰就能把脑袋贴到屁股上，形成一条直线，耗膀子一耗就是半小时纹丝不动，“我到现在快七十了，耗膀子、压腿依旧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因为当年基本功打得特别牢。”
少年训练队的一年半时光为李经文打开了京剧世界的大门，聪明好学的她在富连成出身的苏世明、高元阜等老师指导下，很快便学会了《女起解》、《铁弓缘》、《拾玉镯》等戏，并于1961年首次登上中国大戏院的舞台演出《拾玉镯》，年仅十四岁的她将孙玉娇演绎得憨态可掬，惹人怜爱。在那段时间里，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外界条件，李经文还观摩了众多京剧大师的演出，“偷师”了一把，“天津京剧团当时名家荟萃，也经常有很多外地的艺术团来交流演出。1961年梅兰芳大师最后一次来天津演出时，我很幸运地一睹了大师的风采。当时门票五块钱一张，好多观众带着被褥连夜排队买票，没一会票就卖完了。”李经文和同学们只能在每场演出时搬个小板凳坐在台阶上，如痴如醉地听着梅兰芳唱戏，“《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穆桂英挂帅》、《奇双会》等戏我都是从梅兰芳大师那听到的，看着梅大师表演，体会着他的唱腔，这对我来说何止是收获那么简单，绝对称得上是一笔财富。不过遗憾的是，后来我最喜欢、演出最多的《宇宙锋》，当年却没能听到，只能从录象里看了。”不知这种与梅兰芳之间的点点缘分对李经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她却在日后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与梅派京剧相伴一生。
付出之后的收获
1961年6月，因为演员演出任务繁重，为了避免耽误孩子学习，天津京剧团便把少年训练的学生送到了天津戏曲学校京剧科学习。在这里，李经文被分配到了青衣组，并遇到了她的启蒙老师刘中石，“刘中石老师对梅派的唱念颇有研究，他对每一个字的发音、抑扬顿挫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有时候一个字唱不准他都会教一个礼拜，直到我能唱得丝毫不差。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刘老师将《宇宙锋》等梅派戏教给了我，为我学习梅派唱腔奠定了基础。”
孰料好景不长，正在学校努力汲取养分的学生们因为“文革”而被迫停了课。因为不让唱传统戏了，李经文和同学们便开始唱各种现代戏，苦中作乐的日子还被她过得有滋有味，“1967年我被借调到了天津歌舞剧院，唱钢琴伴奏的《红灯记》。那时候我们坐着解放牌的大卡车拉着钢琴到郊县为农民演出，歌舞剧院的著名作曲家施光南给我伴奏。当时一天演出十场，有一次最后一场我唱到一半的时候，嗓子突然卡壳了，因为之前还唱得特别有激情，观众听得津津有味，突然没声了，观众都以为是话筒坏了。”李经文笑着说。
1970年天津成立样板戏剧组，李经文被分配到《红灯记》剧组，也就是后来的天津市京剧三团。1976年以后，传统戏逐渐恢复演出，李经文也终于有了继续唱梅派戏的机会。为了弥补过去一段时间的空白，她经常拜师访友，将自己演出过的传统剧目整理出来，找寻新的问题和进步的空间，“1981年我拜赵慧秋为师，跟她学戏，赵老师梅、尚、荀、程的戏都能唱，令我大开眼界。后来我又拜师杜近芳，向她学了《穆桂英挂帅·捧印》、《断桥》等戏。1992年我参加梅花奖评选时，杜近芳老师拖着带病的身子帮我赶排《断桥》，杨荣环老师还教授给我他重新整理的《宇宙锋》。老师们不计名利、悉心相授，让我既感动又感谢。”
为了不辜负老师们的指导，李经文更加刻苦钻研梅派艺术，不仅从各种录象、电影中学习梅派特色、技巧，还专门拜访梅葆玖，探寻梅兰芳大师留下的珍贵资料。李经文将梅派的经典剧目《宇宙锋》演绎得得心应手，她清脆靓丽的嗓音、雍容端庄的造型以及收放自如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她从韵白上继承梅派特色，又结合自己的长处，从人物出发，将剧中赵艳容的悲愤辛酸、聪慧勇敢以及不屈不挠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一片叫好。
除了继承梅派传统戏曲以外，李经文还积极参排新编演剧目，如《清宫秘史》、《董小宛》、《血砚记》、《浊世恩仇》、《红灯女儿》、《三娘教子》、《孙尚香》等，极大丰富了天津京剧舞台上的剧目。为了拓宽戏路，李经文还打破自己过于沉静端庄的青衣戏，演出《铁弓缘》、《拾玉镯》、《春草闯堂》等花旦戏，甚至连《三休三请樊梨花》这种唱念做打都有的刀马旦剧目，她都敢于尝试。
凭借着多年的演出积累和认真演好每一出戏的信念，李经文持续在京剧的舞台上发光发热，不仅成为梅派艺术在天津的代表人物，收获了大批的粉丝，还囊获了各种奖项：中青年京剧电视大赛的“最佳表演奖”、第十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天津市戏剧节优秀主演奖等。尤其是她在现代京剧《华子良》中，不计名利地出演一个只有两段唱词的重庆地下党组织联络员刘老板，让她一举摘得了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表演奖”。
“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这是李经文在接受采访时反复提到的一句话，同时她也在京剧的道路上一直追随着自己的心。
■转自天津广播电视报 记者李新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