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珍贵文物，看战国至隋唐时期的辽宁丨辽宁博物馆随记

开疆设郡 秦汉一统

战国晚期中华大地呈现出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的态势。随着燕国势力的东进,东北南部纳入燕国版图,辽宁地区逐渐成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繁荣强盛,中央王朝加快了开发东北的步伐,辽宁境内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遗迹遗物,证明辽宁已经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向周边地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的枢纽。

燕国边郡：公元前三世纪初,燕昭王遣大将秦开却东胡,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其中辽东、辽西郡和右北平郡的部分地区位于今辽宁境内。又修筑燕北长城,防御东胡等游牧民族的骚扰,辽宁地区正式纳入燕国版图。秦汉行宫：姜女石遗址位于葫芦岛绥中县万家镇的渤海之滨,为秦始皇东巡所建行宫,汉代沿用。该遗址利用海湾地势,以石碑地遗址为主体,黑山头、止锚湾遗址为两翼,恰如“一宫两阙”面对海上“碣石”(民间俗称姜女石),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体现了皇家的威严和气派,以及中央政府对辽宁的开发和经略,也是秦汉统一多民族帝国的象征。

碣石宫遗址：在绥中渤海湾中矗立着几块造型奇特的巨石,像是一处丰碑,又犹如海上之门。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第四次东巡时曾见到此处景观。这块巨石处于一条神秘中轴线的南端,而它的北端就是秦始皇的东巡行宫“碣石宫”。碣石宫利用海滨自然景观修建,房屋错落,气势恢宏，远望海上碣石耸立,观沧海烟波，近入殿宇楼台,听涛声波澜,其意境极佳,是十分理想的避暑胜地。身处其境更使人感受到当年秦始皇“千古一帝”的气派与碣石宫的雄伟。

开发辽地：汉代沿袭战国秦朝以来的规制,在辽宁地区广置郡县,并于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增设玄菟等四郡。西汉初,为了发展经济恢复国力,全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与各地一样,辽宁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其中尤以辽东郡最为突出,至东汉时期已一跃成为东北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

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复原模型：三道壕西汉村落位于汉代襄平城北郊、大梁水(今太子河)西岸一片冲积平原上。在已发掘的占地约1平方公里的遗址上,散居着六户农家宅院,每户宅院占地约260~660平方米。宅院内的设施一应俱全，每户都设有房屋、炉灶、土窑、水井、厕所土沟、木栏畜圈、垃圾堆等。宅院中间和周围还分布着砖窖和石路。呈现出“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的田园景象。三道壕遗址出土遗物包括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在内的多个方面,为研究西汉时期辽东地区社会生活状况方面获得了大量实物证据。

夫余兴起：夫余是东北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汉初开始生活于东北中部的松辽平原及辽宁北部。在这片平坦肥沃的土地上,夫余人生活了七百余年,并不断向外扩展,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文化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夫余自立国以后,与汉王朝保持亲密的臣属关系。1956年发掘的西丰西岔沟墓群,出土了大量西汉早期的珍贵文物,包含了夫余、汉族等多民族文化因素,反映了当时东北地区长城沿线居民各族交融,农牧业并蓄的生活方式。

民族融合 魏晋风云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全国范围政权更迭纷繁。汉魏之际,辽宁境内“三郡乌桓”和公孙氏政权分别割据辽西和辽东,后都为曹魏所代。两晋时期,慕容鲜卑崛起于辽西,建立“三燕”政权,高句丽则占据辽东山地。南北朝时期,辽宁东部地区被高句丽占领,辽西地区则先后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政权。这些政权和民族间的碰撞、兼并,加速了经济文化交流,为华夏文化注入了活力。

曹操北征：建安十二年(207),曹操远征乌桓,奔袭柳城。双方在白狼山决战,曹军大获全胜,乌桓降汉达20余万人。曹操自柳城回军,经渤海之滨,遥望碣石,写下千古组诗《碣石篇》。

公孙割据：东汉晚期,宦官与外戚争权,黄巾起义冲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天下分崩离析。辽东太守公孙度自称“平州牧”割据辽东,在中原纷争动乱的时代背景下,维持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中原贤士纷纷避居辽东。从公元189年到238年,公孙氏三代割据辽东达半个世纪,终为曹魏所代。

慕容鲜卑：东胡族系的鲜卑慕容部在曹魏初入居辽西,于公元294年定都“棘城”,其后在与鲜卑宇文、段氏两部及夫余、高句丽的相互攻战中逐一取胜,于337年建国前燕,342年定都龙城(今朝阳)。350年开始进军中原,与后赵、冉魏、段氏、匈奴、前秦等政权一争雄长。370年灭于前秦,于384年复国为后燕,退保辽西。至409年后燕为汉人冯跋建立的“北燕”所取代。北燕亡于436年。

甲骑具装：“甲骑具装”即人甲与马甲、马具的合称。人甲包括铠甲、颈甲、铁兜鍪等,马甲、马具包括马胄、铠、当胪、镳、鞍、镫、銮铃、带扣等。朝阳市十二台营子和北票喇嘛洞出土的甲骑具装实物,标志着三燕时期重装骑兵的出现。代表了鲜卑骑射文化发展的水平,在北方民族文化史和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甲骑具装通过高句丽很快东传到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

北魏营州：公元436年,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据有辽西,在“三燕”龙城(今朝阳)始置“营州”。此地北接契丹,东邻高句丽,为北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鲜卑文化与汉文化在此进一步融合。同时,佛教在“三燕”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向东传播。现存的义县万佛堂石窟,为分布最北的北魏石窟,反映了当时佛教艺术的发展水平。

高句丽：高句丽于公元前37年立国,后定都“纥(he)升骨城”(今本溪桓仁县五女山山城)。公元3年,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5世纪初占据辽东、玄菟两郡,427年迁都平壤,直至668年唐收复辽东。高句丽在辽东地区留下的遗迹遗物,生动地展示了这一世居“高山深谷”的古代民族,在吸收中原和邻近民族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独特文化面貌。

边关重镇 隋唐营州

隋唐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地接幽燕的辽宁成为经营东北的前沿。这里各族杂居、文化交融,是各族互市交易地,是中原通往东北的枢纽,是中央王朝联系东北各族的纽带,也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和屏藩重镇。

军事重镇：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灭北齐高宝宁残部,得辽西龙城(今朝阳),置营州。隋炀帝时期,废州设柳城郡,并“盛兴屯田于柳城之外”。唐朝建立后,在隋柳城郡故地设立营州总管府,武德七年(624),提升为都督府。唐玄宗时期于营州城内设置平卢军,后又升为平卢节度使,兼领契丹、奚、室韦、靺鞨等羁縻府州,营州进一步成为唐政府经略东北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

胡汉杂居：唐代营州“境连边奥,地接戎藩”,汉、高丽、契丹、奚、靺鞨、室韦、突厥、新罗、粟特等各族在此定居。营州也是各民族的互市之地,安禄山、史思明因懂蕃语而曾出任互市牙郎。唐代诗人高适《营州歌》描绘的正是营州胡汉杂居的情景。

日常生活：隋唐时期营州作为北方的军事重镇和东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居住着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们。营州的生活少了中原地区的奢华,却处处彰显着兼容并蓄和朴素向上的精神,形成了营州独特的地域文化。丧葬习俗：朝阳地区唐代墓葬目前已经发现了二百余座,形制复杂多样,随葬有观风鸟、墓龙、仪鱼等神煞,这些都与西安、洛阳等地唐墓相异。其独特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反映了当时营州人特有的葬俗和精神世界。

丝路东延：隋唐时期营州是丝绸之路东端重要的中转站,是突厥、高句丽、契丹等族交易之地。这里繁荣的商业经济,吸引了大批中亚商人的到来。这些不畏艰难的使者、商人、僧侣、迁徙者,为营州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也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