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中的道士形象是什么样的？道教的兴盛对其影响有多大？
唐代国富民强，是道教发展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上承六朝志怪余绪唐传奇也逐渐兴旺发达，同唐诗交相辉映，形成了唐代文学的另一道风景。“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一种，具有天然的亲民性与市井色彩，这也决定了它必然会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所反映。而宗教信仰是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一环，在尊崇道教的唐代，其影响不可能不渗透到唐传奇中。作为道教神职人员的道士，也自然成为了唐传奇中经常出现的形象。
唐代道教发展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据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记载：从国初已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则帝王之盛业，自古至于我朝，莫得而述也。
鉴于唐代狂热崇道的气氛，今人仍觉得这个数字略显保守。据王永平的考证，有唐一代道观数量应在4000～5700所，道士总数应有28000～39900人，如果算上伪滥的道士和女冠，这个数目可能会更多。无论如何，这些数字都足以说明唐代道教之兴盛为历代所罕见。
同时，由于统治者的推崇，道教的内容甚至进入了科举。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已丑，诏两京及诸州……置崇玄学。其生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每年准明经例举送。”在儒家正统之外，对道家思想的学习也成了一条不错的进身之阶，这便从制度上促进了道教在士人间的传播。
受社会风气和科举考试的双重推动，唐代文人受道教影响的不可谓不多。卢照邻、王勃、贺知章、李白、张籍、李益和李商隐等唐代诗人都曾慕道、访道、入道，并为此写下不少诗篇。其余被道教思想浸润、或笔下涉及道教的唐代文人更是数不胜数。作为唐传奇主要创作群体的文人士子，自然将道教的影响带进了他们的小说中。
道教本身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并且拥有较为完备的修炼方法和神仙谱系，故唐传奇可以直接从中撷取素材。同时小说这一文体同诗文一样作为唐代士子的行卷手段，本身就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会不自觉地渗入和科举有关的道教内容。这些都决定了道教对唐传奇的影响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纵观唐人传奇，提及神仙、仙境、道士、道法、方士、异术者十有六七，受道教思想影响的则要更多，道教内容已然成为了唐传奇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道教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道、墨、儒、阴阳诸家中的神秘思想，同时又吸收了方仙道和黄老道中的方术及少数民族巫术，并以长生成仙作为其修炼的终极目的。这使得道教神秘主义色彩浓厚，且符箓法术众多，所以在唐人眼中，出身道门的道士也多是身怀奇技的能人异士。这类将道士转化为奇人形象的传奇以《长恨歌传》《邓甲》《叶静能》《虬髯客传》《柳毅传》等为代表。
《长恨歌传》及《邓甲》中的道士是较为典型的身怀绝技的方外之人形象。这些道士方术神妙，能够作为沟通人间与仙界的桥梁。《长恨歌传》或者道法高明，可以药变瓦砾，符召鬼神，且有禁天地蛇术。《邓甲》这类故事中对道士形象的塑造主要在于法术想象。
《叶静能》和《虬髯客传》中的道士则稍有不同，他们一位善于饮酒，另一位则能慧眼识英雄，并没有涉及到道法方术。这两位道士类似于《史记》中侯赢、朱亥一类的市井异人形象，道士身份不过是对其禀赋的一种铺垫和合理化阐释。
《柳毅传》中对道士没有正面描写，只是提到了一位“太阳道士”。虽然文中没有直接叙述太阳道士的神异之处，但从其可以与洞庭龙王平起平坐并传授《火经》，这位道士的道行之深就可以想见了。
上述几则唐传奇对道士神异的描绘起始于“奇”也止步于“奇”，其中的道士只是作为被动的施术者来推动剧情发展，或者仅被视为神秘元素的一种而成为小说的点缀。唐传奇的作者当然不会满足于猎奇，小说中无所不能的道士很快被作者寄托了审美理想，他们的所作所为都附带上一层道德意义，这就是唐传奇中扶危济困的道士形象。
在沈既济所作的传奇《枕中记》中，道士吕翁以黄粱一梦点化卢生，为其揭示了功名虚幻、宠辱无常的道理。裴铏在《高昱》一文则塑造了不恋财物，降妖除魔的道士唐勾鳖。无名氏《冯俊》中的主人公由于忠厚老实受到了世外高道的嘉奖，由一介佣工成为一方富豪，且福及子孙。
在这些故事中，道士的行为体现出了作者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枕中记》包含着道家人生如梦及自然无为的观念；《冯俊》中一人行善，子孙得福则有道教承负说的影子。这些都体现出了道教对于唐代文人思想上的影响。
《周易参同契》的重新发现导致了唐代丹道理论的繁荣，同时丹药炼制技术又有了长足发展，有唐一代外丹流派纷呈，金丹服食成了全国性的风气。唐传奇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烧炼外丹的道士形象，此类小说以李复言的《杜子春》和裴铏的《韦自东》为代表。
两篇小说都以主人公帮助道士炼制丹药为主要内容，杜子春是由于受人恩惠，韦自东则是承人之请。在烧炼过程中，两人都经历了一番历险，又同样是因为最后一刻的疏忽而导致功亏一篑。小说的结局都是丹药不成，无果而终，空余两人悔恨自责。
除了表现出唐代外丹术的兴盛，这两篇小说也都曲折地反映了金丹的难成。无论是药物的定量、炉鼎的火候还是对丹经隐语的理解，只要一个环节出了差错，整个炼制过程便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些炼丹中所遇到的困难在小说中被形象地转化为种种虚幻的神怪，不管是酷刑折磨还是威逼利诱，它们的唯一目的便是破坏丹药的炼制，而小说结果也多以炼丹的失败告终。
值得注意的是，唐传奇中还有一类超离了凡人身份的道士形象。这类道士或已得道成仙，或是一些仙灵精怪的化身，他们的道士形象只是为了说明其神仙谱系的归属，或是作为一种代表神秘性的符号。
《许栖岩》《元柳二公》和《峡口道士》中的道士形象属于前一种。《许栖岩》中的太乙元君早已得道，他与许栖岩坐而论道，同游太虚，其道士的形象点出了这位神仙的出处。《元柳二公》的情况与此类似，救济元柳二人的玉虚尊师也是一位仙人，并且将元、柳度化入道。
《峡口道士》则要特殊一些，文中的道士因为得罪上帝而被罚为虎，须要食尽千人。在文章最后，道士赎罪已毕，回归天庭，仍然是一位仙人的形象。这些仙人在得道后仍以道士的形象示人，这与道教中神仙可学的思想是分不开的。通过刻苦修行，凡人亦可成仙，“仙之可学致，如黍稷之可播种得，甚炳然耳”，这些仙人的道士形象即是其曾经凡俗身份的一点残留。
《王居贞》中的道士形象属于后一种。作者裴铏没有言及文中道士变虎的来龙去脉，只是点明了其“非人”的身份。这类道士可以看作是仙灵精怪的化身，由于其本身的神异与道士的符箓方术有契合之处，故而选择了道士形象作为其非人身份的掩护。
唐传奇中最后一类道士形象是《闾丘子》和《绿翘》中的世俗道士形象。这些道士既没有高明的法术也没有神异的特质，与芸芸众生一样，也是困于红尘中人。但不能因为这些道士形象的平凡就认为其没有价值，正是由于这些没有附加作者想象的凡俗道士，我们才可以从中看到唐代道教乃至社会的一些真实情况。
《闾丘子》的主人公郑又玄出身清贵，极端鄙夷寒门子弟，虽有向道之心又具仙缘，却为此白白丧失了成仙的机会。文中提及一位以道艺闻名的吴道士，郑又玄曾拜在吴道士门下，后因为学道之心不坚而离去。郑又玄常以其士族身份自矜，既厌寒贱又不屑商贾，却甘愿身为仆役侍奉在吴道士左右。除了证明郑又玄学道心诚，也从侧面说明了在唐代阶级社会中处于高层的士人对道士这一群体的接受。
《绿翘》讲述了唐代知名女冠鱼玄机击杀婢女一事。鱼玄机疑婢女绿翘同客人有私，大加鞭笞之下绿翘殒命。虽然鱼玄机多方掩饰，事情终于败露，最后鱼玄机被京兆尹处死。整个故事虽属悲剧，却让我们看到了唐代女冠的一些特点。唐时女性入道成为风气，长安、洛阳等地的女冠人数甚至超过了男道士。
由于唐代妇女地位的提高和社会风气开放，唐代女冠的清修生活没有断绝她们与社会的交往，反而在脱离了礼法束缚后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异性。其中有不少女冠同文人名士恣意冶游，甚至给后人留下了“唐代女冠似妓”的印象，《绿翘》中对鱼玄机私生活的描写即是一例。
通过上文对唐传奇中道士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出唐代文人既有对道门生活夸张离奇的想象，也有对当时道教现状朴实无华的记述。总体而言，道士的形象在唐传奇中多数是正面的，即便是化虎食人的道士也有其通情达理的一面，对击杀婢女的鱼玄机作者也充分肯定了她的诗才。从这些道士的形象中，可以看出唐代尊崇道教的社会风气，道教思想对文人创作的影响，符箓法术及外丹烧炼的兴盛，以及道士们在道门内外的多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