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所不胜
薄所不胜：
首先要，推求节气，到来的时间
一般从，立春开始，向下地推算
时令的节气未到
气候却先期到来
这就称为“太过”；
“太过之气”
一方面会侵侮其“所不胜”的气
一方面会欺凌其“所胜”的气
所以叫做“气淫”
时令的节气，按时来临
相应的气候，却还未到
即“不及”
某气“不及”
其“所胜之气”缺乏制约而妄行
其“所生之气”缺乏资助而困弱
其“所不胜”，更加会加以侵迫
即“气迫”
另外所谓“求其至”
就要根据时令节气
推求气候到来的
早晚变化情况；
先要谨慎等候时令节气的变化情况
然后再要预期气候的到来早晚情况
如搞错了时令
或违反了时令
与气候相合
的这种关系
则就会导致
医者分不出
五行之气的
当旺时间了
一旦这样
邪气内扰
病及于人
医生再好
恐怕对此
无能为力
不胜毒者以薄药：
指一种治疗原则
《五常政大论》：
用药应当
因人制宜
身体虚弱
不能胜任
攻邪药物
就应给予气味薄
而和缓的药治疗
《内经》
对儒家思想
的诠释践行
作为中华文明主干的儒家思想
目的建构合理的社会伦理秩序
具有
浓重的人文情怀、
鲜明的道德主张
是典型的中国
传统社会哲学
中国古代各派哲学思想
虽然有不同的价值取向
基于相同的文明背景
其思想从基点到指归
存在着根本性的统一
共同的基点即：
对宇宙间的生命、生机
与生生不息的自然之象
发生缘由的探究与思索
共有的指归即：
对生机活力
的挚爱维护
儒家思想
亦是如此
《黄帝内经》
作为一部医学典籍
主体内容围绕“人”
这一最珍贵的
生命形式展开
“人”
具生物与社会双重属性
《内经》大量地汲取了
儒家的核心思想与理念
将儒家思想精粹
在人体生命层面
进行充分的
诠释与践行
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内经》对儒家的诠释即有集中体现
本文基于儒家之
仁、中、和、
天人合一等概念
阐述《内经》
对其践行与应用
“崇中尚和”与《内经》医学观念：
“崇中尚和”是儒家的核心思想
《中庸》围绕“中和”思想展开
《中庸》：
中也者，天下之本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探析“中与和”
则发现二者
有不同内涵
且有不同的
自然哲学
思想基础
重中思想与《内经》疾病观：
甲骨文字
“中”写作“（）”
即是古代的旗帜
表达权力与主宰
“重中”思想起源于殷商
商朝建都河南安阳之时
即自称“中商”
周时，成王奉武王
遗命，迁都洛邑
誓文记载于何尊铭文中
其文中提到“中国”一词
“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这是目前，可以查得到的
最早记载，“中国”的文献
中国之称，即对“中”的
主宰性的，体现与应用
“中”的主宰性
实则即源自于：
古人对中之位
所拥有生命力
的认识
《道德经》：
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
和居中央
木实于心
草实于荚
卵胎生于中央
无论植物
抑或动物
生命力皆源自于其
生物体之中心部分
植物之谷仁、果仁
皆孕育新生命之处
《二程全书》：
生之性
便是仁
《左传》：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这一自然哲学观
延伸至社会哲学
出现“执两用中”
的行为规范
《易传》内有大量，“重中”的内容
《讼·彖》利见大人，尚中正也
《谦卦·象》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夬卦·象》中行无咎
《观·彖》中正以观天下
中即正，中即得
朱熹：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虽然《论语·先进》
亦提出“过犹不及”
不能守中
不及太过
皆对事物
发展不利
但传统文化一般认为：
“过”比“不及”伤害更大
故“过错”与“过失”连称
《内经》将“重中”思想
用于生命健康的维系
以及疾病发生的认识
一则认为
健康长寿的前提是
人之各种生命活动
皆能把控在
适度的范围
《素问·上古天真论》作为阐述
《内经》养生思想总纲的文章
提出“尽终天年”的条件是：
“食饮有节
起居有常
不妄作劳”
以及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即将
人的饮食、
起居作息、
劳逸、精神
都应无过不及
历代分类研究
《内经》的注本：
杨上善之《太素》、
李中梓之《内经知要》、
张介宾之《类经》
均列“摄生卷”
用“摄生”
而非养生
即指强调
把控生命
各类活动
《内经》
有关疾病发生的
核心病因学观点：
“生病起于过用”
认为和生命、生活
息息相关的各种因素
无论维系生命的基本条件：
如六气、饮食等
抑或生命的各种基本现象：
如情志、起居、劳逸等
过则为病
风寒暑是燥火六气
本为天之正常气象
是生命维系
的基本条件
过度变化
即为六淫
《六节藏象论》：
求其至也
皆归始春
未至而至
此谓太过
薄所不胜
而乘所胜
命曰气淫
饮食维系
生命活动
饮食太过
则会导致
疾病发生
《素问·痹论》：
饮食自倍，肠胃乃伤
《素问·生气通天论》：
膏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
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
情志活动
本系正常
活动现象
《阴阳应象》：
人有，五脏化五气
以生，喜怒悲忧恐
暴怒伤阴
暴喜伤阳
喜怒不节
寒暑过度
生乃不固
对于劳逸
五劳所伤：
久视伤血
久卧伤气
久坐伤肉
久立伤骨
久行伤筋
五劳所伤
治疗疾病
无论针刺
抑或药物
亦皆如是
过则为患
《刺要论篇》：
病有浮沉
刺有浅深
各致其理
无过其道
过则内伤
《五常政大论》：
大毒治病，十去其六
常毒治病，十去其七
小毒治病，十去其八
无毒治病，十去其九
谷肉果菜，食养尽之
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内经》：“过”等同于疾病
《脉要精微论》：
诊法常以平旦
故乃可诊
有过之脉
“有过之脉”，即有病的脉象
这些发病学内容
皆是“重中”思想
在医学中的体现
崇和思想与《内经》的健康观：
“和”的甲骨文字是“（）”
本指几种的不同乐器
同时演奏，琴瑟相谐
引申不同性质的
要素与事物共存
彼此促进和制约
从而使得
事物达到
完美境界
“和”的前提即
共存的要素
具有差异性
《左传》晏婴vs景公：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火单）之以薪，宰夫和之；
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
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
以相济也，
君子听之，以平其心
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琴瑟专一，谁能听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
以厨师烹鱼为比喻
对“和”的内涵作了阐述
《国语·郑语》：
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
即谓之和
故能丰长
而物归之
以同裨同
尽乃弃矣
指出“和”的关键在于差异事物之间的有效制约，“和”的最大对立面是“同”。“和实生物”，和有生命力；“同则不继”，同没有生命力。这也是《论语·子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意
强调维护
差异事物
协调共存、
有效制约
即是事物
长久发展
生生不息
重要前提
《内经》：
生命作为，复杂机体
内含复杂的运行机制
宏观与微观层面均存在
不同性质、不同种类
因素的冲突与制约
《内经》
将其概括为：
脏腑、气血、
七情、五味、起居、
气机升降出入等等
以上要素
并存激荡、相互制约
形成的最佳状态即“和”
阴阳和是，“和”的最高境界
即是成就，生命健康的根本
《生气通天》：
是以圣人陈阴阳
筋脉和同
骨髓坚固
气血皆从
内外调和
邪不能害
耳目聪明
气立如故
阴阳之要
阳密乃固
两者不和
若春无秋
若冬无夏
因而和之
是谓圣度
强调人体之
筋脉之五体要和
内外气血要和，
五味要和，阴阳要和，
“和实生物”，才是生命
健康长寿的，基本状态
“天人合一”与《内经》生命体系：
秦汉时期，政治大统一
也带来了，思想的融合
体现为
儒家与道家、墨家
等社会思想的，相互渗透与交叉
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的彼此渗透
典型代表即
宇宙天人观的自然哲学思想
对儒家人文伦理思想的改造
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董仲舒
汉代经学的大家
儒家思想的代表
对儒家学说
地位的提高
思想的弘扬
作巨大贡献
董首次提出：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汉武帝接受了
并进行了推行
使得儒家思想
在一个时期内
从百家之一
一跃而成为
国家的主干
思想文化
而董仲舒之所以
能够把儒家思想
在意识领域推行
最重要的一点是：
把儒家的人文伦理，政事法令
等与天人宇宙思想进行了融合
将儒家思想嫁接
至天人阴阳思想
使儒家思想
自此具备了
自然哲学基础
《春秋繁露》全面阐述了
“天人合一”的学术体系
将人事、政治的方方面面
皆副于天之四时五行
即完全按照
天地之气的状况
行使人事的活动
《春秋繁露·基义》：
凡物必有合……
阴者，阳之合；
妻者，夫之合；
子者，父之合；
臣者，君之合
物莫无合，而合各相阴阳
根据阳尊阴卑理论推演出
君臣、父子、夫妻
的社会伦理关系
《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春暖以生，夏暑以养，
秋清以杀，冬寒以藏，
暖暑清寒，异气同功，
皆天之所以成岁也
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
以庆副暖而当春，
以赏副暑而当夏，
以罚副清而当秋，
以刑副寒而当冬，
庆赏罚刑，异事同功，
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
根据万物之
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
的规律
推演出君主应行
“庆、赏、罚、刑”
之令；
《春秋繁露·五时顺逆》
则根据五时的生化特性
推演出政事的工作时令分布
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
土者夏中，成熟百种，
君之官，循宫室之制
金者秋，杀气之始也
建立旗鼓、杖把旄钺，
以诛贼残，禁暴虐
水者冬，藏至阴也，
宗庙祭祀之始
《春秋繁露》论述：
儒家伦理
道德规范
核心即是
“天人合一”
儒家的“天人合一”体系
以天地变化规律为参照
将人事制度作了，一一对应性安排
要求人与天地，同气、同令、同事
但是其中，多少含有
机械论和玄学的意味
天地如何
影响人事
为何人事
必须符合
天地之象
现实之中，很难见到
明确征象，以作证实
因此，董仲舒的
“天人合一”思想
虽然在西汉
有巨大影响
但是并未引起后世
足够的重视与发展
《黄帝内经》是《春秋繁露》之后
唯一系统阐发“天人合一”思想的著作
借助于人体生命现象
将“天人合一”思想作了
系统验证性证实与阐释
如《四气调神大论》认为
人的养生活动
应顺应四季的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调养生活起居与精神活动
如果违逆这种规律
四季就发生相应的病变
如春季之肝郁，夏季之心病，
秋季之肺病，冬季之肢体关节病；
《素问·生气通天论》、
《素问·金匮真言论》等，
皆是阐述人体阴阳之气、
五脏之气通应天地阴阳、
四时之气的内容；
《素问·脉要精微论》、
《素问·平人气象论》
等则论述脉象随四时之气出现
春规、夏矩、秋衡、冬权的变化
验之临床，未见差误
《内经》论述生命活动
主体是在时间维度的展开
包括
昼夜、
四时、
月相盈亏、
五运六气、
干支甲子
等各种时间周期
相对而言
年周期以内的短节律
以生理现象
的变动为主
五运六气的长节律
以病理性变动为主
《内经》对人体生命体系的建构
完全是一个天地自然与人体的融合
借助于有象可征的人体生命
《黄帝内经》
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进行了
最具体的阐释与最有说服力的验证
即王冰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言：
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候列
变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
稽其言有征，验之事不忒
“仁者爱人”与《内经》诊疗意识：
“仁”是儒家思想
最核心的范畴
《论语》“仁”
出现109次
且其含义
极为丰富
是孔学表达
道德规范、
行为准则、
价值取向
等的最高标准
李祥俊认为：
孔子的仁有
主德、源德、全德
三种主要含义
涵盖了道德生活、价值评价
中的主要领域，也成为后世
儒家仁学发展的基本视域
“仁”
在孔子之前的周朝既已存在
仁字的构成，以二人为仁
故其本始含义而言
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
亲善、友爱的情感与行为
如《礼记·经解》言
“上下相亲谓之仁”
《礼记·丧服四制》
则谓“仁者
可以观其爱焉
《说文》对仁字的解释：
“仁，亲也”，极为妥当
“仁”概念的提出
是其社会与文化背景的需要
在上古三代
以氏族社会、
宗法制度的大家庭、
大家族为基本社会构成
针对的有或无血缘关系
但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的他人
为维持其社会秩序与伦理关系
人与人之间需要建立一种
亲善、友爱的关系
但这种
关系的基点
首先是具有
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
因此，《礼记》首先以
“养之，长之，假之，仁也”
养育之、成长之、给予之
这是父母对儿女的基本恩情
这就是最常见的一种仁
是最本能的“仁”
但作为对人修养与文明要求的提升
仅限于父母对子女的爱显然是不够的
《论语》
将其设立为子女
对父母的孝、
对兄弟的情
认为这种情感更重要
是最基本的“仁”
《论语·学而》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弟子
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泛爱众而亲仁
对父母有孝、
对兄弟有悌
之“仁”
为根本的基础上
亲亲的
态度与行为
延伸至众人
即“泛爱众”
表达：
针对一切人
的友善行为
《论语·颜渊》
有孔子与樊迟的对话
樊迟问仁
子曰：爱人
以爱人示仁
仁的内涵已经不拘于
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内部
而是拓展为
人与人之间
皆应具有的一种
亲和、友善、关爱之情
但随着古代
社会形态的变化
文明程度的提高
社会关系的多样化
对人德性与行为的要求
亦越来越多维
最典型的是《论语·阳货》提到
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
被视为儒家最重要的德性
而这五者
皆被视为
仁的代称
子张问仁于孔子
孔子曰：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
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侮
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
敏则有功
惠则足以使人
除此之外，
在《论语》各种
不同的语境、不同谈话对象中
对仁内涵的规定各不相同
但“仁者爱人”
是其最基本
的含义
《黄帝内经》
开启生民寿域、
拯救疾厄病苦
为宗旨
“医者仁心”、“仁”学思想
渗透入于医学行为的始终
首先
面对有病痛，有委屈的患者
医生诊疗时，即要心怀慈悲
充分感受病人的疾苦和心情
《移精变气》：
闭户塞牖，系之病者
数问其情，以从其意
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了解患者，病情之时
考虑患者的隐曲不利
独自问询，保护隐私
未诊必问
尝贵后贱
虽不中邪
病从内生
名曰脱营
尝富后贫
名曰失精
五气留连
病有所并
面对不同的境遇、经历的患者
无趋炎附势之态，要问诊周全
体察经历的挫败、境况的衰败
给患者情感、形体造成的损伤
医学教育，提出为医
品行高洁，行为端庄
培养后学，慎重人选
所传所授，知识经验
务必真实
非其人勿教
非其真勿授
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
所传非其人，慢泄天宝
孙思邈：
大医治病
安神定志
无欲无求
先发大慈
恻隐之心
誓愿普救
含灵之苦
若有疾厄
来求救者
不得问其
贵贱贫富
长幼妍媸
怨亲善友
华夷愚智
普同一等
皆如至亲
成为
中医学生
入学誓言
儒家作为
中华文明
主干思想
核心理念
对中华民族的
道德标准、
价值取向、
伦理规范
皆产生了
重要影响
但同时这些核心思想也在
《内经》的生命观中
得到充分应用与彰显
《内经》以人体生命征象的方方面面
皆证实了儒家思想的合理性、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