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因果机制是政治学研究中因果解释的主要方法之一，而因果机制的展开需要以时间为基础。过去的文献中已经有大量关于时间维度和因果机制的讨论，但尚未有学者将事件的时间状态类型和因果机制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借助于经典物理学对于时间的理解，时间可以区分为时刻、时段、序列和节奏四种基本时间要素。时间要素本身并不具备因果解释力，它只有与因果变量和事件相结合时，才具有因果解释力。时间要素共同决定了事件的时间状态类型，可以通过瞬时/持久性、速度和加速度这三个维度的交叉来区别事件的时间状态类型，分别是：时机、时序、关键节点、均衡状态、积累效应、加速变化和减速变化。这些时间状态分别指示了不同类型的因果机制。理解事情的七种主要的时间状态类型对于理论和变量构造、推断因果机制、理解复杂过程和因果叙述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时间要素 时间状态类型 因果机制 因果解释
导论
在近年来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研究者们越来越意识到机制在因果解释中的重要性。方法论学者开始强调“打开黑箱”，展现从原因到结果的过程。[1]而任何因果机制的运转都需要以时间为依托，受到时间因素的限制。在政治学研究中，分析事件的时间状态类型，有助于发现寻找机制或强化对因果机制的理解。然而，在国内外的方法论文献中，尽管并不缺乏因果机制的讨论和对时间性的分析，但是几乎没有研究者从时间的视角来阐述如何理解、识别和检验因果机制。这正是本文试图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还有如下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本文属于社会科学方法的探讨而非具体的实证研究。
其次，本文严格区分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并只讨论后者。
第三，本文区分时间要素和事件的时间状态类型，并以此引申出关于时间性的分析框架，以此阐述时间对于政治学中的因果分析的理论意义。
一、政治学研究中的时间性：过去的文献及其不足之处
在传统的研究中由于尚未出现案例比较的意识，许多案例和历史研究往往试图给出事物发展的脉络、进程或者动态阶段。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时间维度，这些叙述中隐含着最为基本的时间观，即展示动态的过程，阐述事件发展、演进的时间脉络。早期许多优秀的政治学研究遵循了历史学家对“过程”的专注，诸如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用其鸿篇巨著来描绘一种“文明发生”的过程。一些研究者开始从“过程的追踪”上升到“阶段的总结”，将时间维度进一步理论化，例如罗斯托将民主化分为了背景条件、准备、决定和习惯阶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提出了国际体系经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设想。
然而，在比较政治方法被引入政治学研究的初期，时间维度被横向比较与结构主义所忽视。特定现象仅仅被是视作独立的案例来考察相关性而不是将其视作是在时间上具有联系的诸多事件的集合，它们更倾向于忽视过程。早期的比较历史研究往往只注重寻找对称案例而无视案例的时空条件，因而其历史叙述缺乏时空感。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或缺陷是时间维度的缺失，这些研究将不同时代的历史案例视作同一截面发生的现象而进行“案例比较”，例如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对各国现代化道路的比较，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对于各国社会革命的比较，许田波对近代欧洲和古代中国的比较等等。这些研究无疑都是早期比较政治研究中的经典之作，但由于忽略时间维度，使其案例比较所基于的“最大相似性”前提受到质疑，故而削弱了研究的解释力。
在案例数量增加一定程度后（例如达到10-30），研究者试图将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QCA）用于寻找影响动态和长期的制度变迁的因素组合或路径。这种做法被用于讨论制度变迁等动态问题时，同样存在忽视情境和缺乏时间感的困惑。在大样本的定量研究中同样如此，由于早期缺乏有效的面板数据研究方法，一些截面数据的定量方法不可避免地忽视了时间维度。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批评这类“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存在独立因果假设、忽视时间顺序影响与无视时空情境等诸多缺陷。即便在截面数据的分析中，许多研究者往往会将所有的因素“打包”，通过省略过程将原因和结果简化为静态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性的讨论，故而被批评者贬低为“垃圾箱回归”。因为不区分时间而直接将因素/变量“加总”，往往会导致对中介变量的不恰当控制，这也是其饱受批评的重要原因。并且，这种基于相关性的讨论必然会忽视因果机制和内部的微观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纯粹的静态分析所存在的缺陷。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较早地强调了时间的重要性（Time matters），讨论时序概念在匹配方法中的应用，将时间维度引入到事件的因果叙述中，[12]并进行了许多关于时间序列分析概念化和操作化的讨论。[13]罗纳德·阿明扎德（Ronald Aminzade）意识到时间对历史比较研究的意义，列举了部分时间要素，例如时段、轨迹、周期和路径等。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和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等历史制度主义的支持者通过时间视角描绘了制度变迁的过程。在具体的政治学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例如强调关键时刻的特定安排如何产生深远的影响——开始在国家建设、社会运动或制度变迁等宏观历史分析中加入了时间元素。
新世纪以后，政治学和方法论学者进一步努力在案例研究中“找回时间”。在定性研究（尤其是比较历史研究）方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以路径依赖为基础的时间理论。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的《时间中的政治》是这个时期标志性的著作，首次系统性地阐述了时间的重要性。皮尔逊提出，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种从简单的“快照（snapshot）”逐渐转向为“影像（moving picture）”的过程。过程追踪理论的发展则是关于时间的方法被进一步引入案例研究的标志，同定量研究中直接从自变量到因变量（X→Y）不同，对于事件序列的观测意味着考虑更为细致的因果链条。约翰·格林（John Gerring）、大卫·科利尔（David Collier）和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等人基于“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发展出了包含诸多假设检验和相对具备可操作性的方法论流程。然而，包括皮尔逊在内的历史制度主义路径对于时间的理解仍旧过于固定化，难以解释“关键节点-制度延续”这一模式之外的许多事件的时间因素和机制。安娜·格齐马拉-布瑟（Anna Grzymala-Busse）进一步补充了皮尔逊的研究，尤其是对皮尔逊所忽视的“节奏”概念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但她的研究仍然没有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些基本要素的时间效应与因果机制之间的关系。
总之，过去对于时间的文献还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对于时间点的分析仅仅在于对特定的时间要素或事件的时间状态类型的归纳，并且也没有对两者进行严格区分。其次，时间的方法论研究过多地受历史制度主义的影响，只强调时机和时序的作用，而忽略了时间的节奏。第三，绝大多数讨论缺乏关于一个系统的关于时间理论的分析框架，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操作方法。而那些基于过程追踪的讨论仍然偏向于应用，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时间理论。基于上述问题，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归纳时间效应的各个维度，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演绎法来重新审视对于时间性的各种理解，通过穷尽时间性的类型展示具体的因果机制的时间效应，给出一个完整的关于时间性的分析框架。
二、社会科学中的时间要素
时间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都是极为重要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时间本身并不具备因果解释力，时间只有与因果变量相结合时，才具有因果解释力。时间的长度、时点、次序、变化率、加速变化等因素都是时间的重要特质。本文将从这些概念出发，讨论社会科学中的几个基本时间维度。
（一）时刻（conjuncture）
时刻最基本的涵义就是指事件发生的时间，例如历史著作中会讲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刻所发生的事件，即所谓的“时钟时间”（clock time），通常用t（x）表示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时刻需要通过具体的历法或者计时规则来被理解，从而展示相对其它事件在时间线上的位置。社会时间就是以其他社会现象作为参照点来表达社会现象的变化或运动，诸如“世界大战后不久”、“胡佛总统进入办公室的时候”这样的表述。“特定时刻”，它包含了特定的时间情境（temporal context），它时常被用于预示制度或结构性安排，而案例间时间情境的差异表明了不同的安排与路径。情境是一个相对宏观的概念，事物在不同的时代会因为时代背景不同而具备不同的意义，比如在农耕时代的地理屏障所起到的作用与现在地理屏障的作用就完全不同，或者在古代得肺结核与在当代得肺结核其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时间点指示的特定事件所处的背景就成为社会科学讨论的基础，即我们需要尽力避免一种完全忽视时空背景的案例选择或者因素分析。情境并不直接影响自变量或者因变量，而是通过复杂的时代背景（例如认知、时间、空间和制度性因素）对原因到结果的过程产生干涉性作用，因此在给定一组初始条件后，相同的机制在不同的情境也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
（二）时段（duration）
时段是两个特定时间点的差值，用字母Δt（x）来表示（Δt（x）＝t（x）-t（x-1））。时段同样可以与研究问题相结合成为一个因果变量。时段是事物随着时间积累或者维持的象征，阿伯特用两个重要事件之间的距离（distance）或时间间隔（interval）来定义时段。例如詹姆斯·弗尔伦（James Fearon）以不同国家内战持续时间的差异作为研究问题（因变量）。布罗代尔在论述历史时间时，用事件型时间、短期和长时段（long duration）三个类型来区分历史的短期效应和长期趋势。需要指出的是，单一的时间点在数学上可以视作是无限小的区间，但是对较短时段（近似于瞬时）和较长时段的区分是有必要的，例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考察体系的多重系统效应时就区分了事件造成立即或延迟效应。在那些重复发生的事件，时段可以通过事件之间的时间距离来进行描述，它可以作为事件节奏的重要指标，时间距离的长度则取决于其时段相对于其他案例的对比，同类事件发生的“间隔”越短，就意味着频率越快。
（三）序列（order）
序列由一系列由因果关系相连接、存在时间顺序的事件链所组成，它认定了某一个过程由一定数量的时间点连接。其特征是序列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是对先前事件一部分反应，事件链上的每一步都取决于此前的步骤，而序列内最终的事件即为研究的结果，整个事件链则被视为导致的结果的路径。通过这些连锁反映，顺序内最终的事件即为研究的结果，而整个事件链则被视为产生结果的路径。在定量分析中，研究者发展出了一系列更为复杂的计量方法来控制政治现象中的时间因素，分析数据的时间趋势所带来的因果意义。对历史过程中孤立事件的观察无助于对事件的理解，因为在一个时间序列中的事件远不是一个独立的观察，它只有被视为更大的过程的一部分才有意义。例如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等人认为事件顺序具备因果特征，并且可以通过一系列事件链来讨论和寻找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四）节奏（tempo）
事件的节奏可以理解为它的变化状态，只有同时获得变化率（velocity）和加速度（acceleration）这两个参数才能了解事物的变化状态。变化率是事件变化的速率，既可以表示为事件进度的快慢，也可以表示事件发生的频率或者强度（intensity）。即在特定区间内，可以用变化率来对事件进行区分，从而通过时间维度来构造变量，很显然在10年和在10个月出现10%的变化率，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不同类型的制度变化的速度是不同的，例如社会观念属于缓慢变化的制度，而政治体制则属于相对快速变化的制度。速度是描绘事件节奏的主要指标，但是事件变化并非线性的，因此还需要通过加速度的概念来描绘非线性的变化。加速度是速度的变化率，即事件变化相对于时间的二阶导数。这种非线性的加速变化是无处不在的，例如包括效率增减、外部冲击、不规律的抵抗、支持率的波动等等。许多政治过程都展现出了非线性的节奏，它们时而加速上升，时而减速到达特定的点，这种非线性变化往往是事件发展和转变的重要标志。例如当出乎意料的事件频繁出现时，就可能预示着重大事件和转折。
总而言之，表1和图1展示时间性的四个基本的维度以及这些维度中的主要时间指标所代表的涵义。图1给出一个对时间直观的定义：时刻即每一个字母在时间线上的位置，区间是这些字母的间隔，节奏为Y出现的频率，时间序列则包括X→Y→Z过程中所有字母的全过程。
表1：时间因素及其理论涵义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1：时间性的维度
资料来源：Anna Grzymala-Busse, “Time Will Tell? Temporality and the Analysis of Causal Mechanisms and Processes,” p.1278.
单单理解时间因素的作用则仍然停留在对于变量和变量的相关性问题的分析上，要理解变量之间的互相作用就需要借助于对因果机制的识别。社会科学由于通常无法使用实验方法来检验因果关系，在缺乏潜在社会过程的实质性知识时，从统计数据中进行因果推断显得极为困难，而过程追踪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供相关机制的信息来部分解决这一问题。对于过程的追踪就离不开对事件在时间维度变化的关注，由于因果机制的展开需要以时间为基础，研究者可以从两个方面借助于时间性来强化对因果机制的理解：一方面，借助于事件的时间状态类型区分来理解不同类型的机制，对于社会科学中的因果识别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事件的时间轨迹预示着不同的因果动力，这些因果动力可以用来帮助理解和寻找因果机制。由于在社会科学中存在系统效应，非线性变化远比线性变化要普遍。事件变化的轨迹就如同直线物理模型中沿直线行驶的小车，只有同时获得时间、速度和加速度这三个参数，才可以描绘不同时间点的运行轨迹。前文对于时间要素的讨论构成了基于时间视角对事件机制进行分类的三个维度。借助于三个基本维度的交叉组合，可以实现“类型的穷尽”，进而通过时间状态类型来区分各类机制。如表2所示，基于上述三个维度，文章将事件的时间特征总结为七种类型。第一个维度是机制发生的持久/瞬时性，在不考虑事件的节奏维度时，存在三种时间状态类型：（1）事件发生的时机，它考察是特定情况下如何影响结果；（2）基于持久性的积累效应，它考察的是特定要素的持续时间对于结果的影响；（3）事件时间的排列顺序对于结果的影响。第二个维度是事件的变化速度V(t)：当V(t)＝0时，在时间点t事件是不变的；当V(t)＞0时，事件为正向变化；V(t)＜0时，事件为负向变化。第三个维度是加速度a(t)：当a(t)＝0时，事物处于匀速变化或者不变状态；当a(t)≠0时，表明事物出于变速变化状态，V(t)＝0的状态不可维持。通过合并一些类似的结果，以及剔除不可能的类型组合，可以得到如下七种因果机制的时间状态类型。时机（timing）是关于时刻的最为基本的效应，用字母X|T→Y表示。时机构成了事件变化的时刻与条件，上述字母表述即意味着环境变化带来的条件概率变化，即在不同的触发条件（trigger）中，自变量X通过特定机制影响所导致的结果Y可能会出现差异。具有时机特征的事件所描绘的是短期内的不同事件剧烈碰撞导致特定后果的触发型机制。首先，尽管不同于物理学中的瞬时性，但是相对于整个过程而言，时机仍然是较为短暂的时刻。特定因素的组合所启动的机制只在特定较短时间点内发挥作用，在此前或此后就都不存在这种效应。例如，托马斯·比宾斯基（Thomas Pepinsky）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作为具体的时机，讨论它对东南亚国家内部制度变迁的影响，事实上金融危机持续了数年，但相对于漫长的国家建设可以被视为短暂的瞬间。其次，是互动和并发（intercurrence），即两个事件在同一时刻发生，结果可能不同于他们在不同时间出现。这种特征往往倾向于被认为带有一定偶然性，例如行人经过特定地点和汽车失控共同形成了重要时刻，两者同时出现才导致了车祸。第三，是剧烈性，多数政治系统都有自我稳定能力，它需要剧烈的冲击来打破内部平衡，成为此后变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政治学研究中最为常见是国家遭遇了特定领域的剧烈冲击，例如经济危机推动国家制度转型、大西洋贸易带来的美洲金银推动早期西欧的现代化转型、18世纪中后期的财政危机推动了欧洲大陆所谓的“开明专制”等等。时序（sequence）是一种相对特殊的时间效应，它强调事件出现的先后顺序是有意义的。它表达的不仅仅是最初的顺序差异对结果的影响，而重要的是于顺序所引发的中间机制的差异，具体而言是事件先后会导致分别锁定进入不同发展路径的机制，其特征如下。首先，变量出现的时间先后差异会对结果产生影响。例如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在研究对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制度时发现，投票的次序不同最终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以此来说明集体的偏好的不稳定性。另一个例子是在对拉美地区的地方分权化的过程中，由于在政治、财政和行政这个三个维度上实施分权（Decentralization）的顺序不同而导致的政府间权力平衡状态的差异。其次，时序意味着至少一个事件/要素可以独立引发特定不可逆的机制来锁定路径，这是时序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例如在较高温度下让氢气与氧气发生氧化反应，先放入氢气还是氧气对于结果（产生水）不会有影响，因为两者不会独自发生变化。而在在较高温度下先放油还是食物对于结果会有影响，因为食物可以单独发生作用（例如烧焦），一旦发生作用这个过程就不可逆，因此顺序会对结果产生影响。第三，理解时序的作用需要同时需要兼顾短期和长期的过程。时序不同于时机之处在于，后者描绘的是关键时刻的各要素之间的作用，而时序所描绘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用机制在每一个阶段都存在；而时序中的“关键时刻”仅仅是展示了事件先后所带来的差异。在上述烧菜的例子中，食物烧焦后再加油对于做菜失败这个结果没有任何影响，仅仅说明了顺序带来的差异。政治学研究中，在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对于西欧早期国家建设的经典论述中，认为识字率和国家基础建设要先于激烈的国家竞争才会出现较强能力的国家（例如英国）。反之，诸如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则形成了弱国家的传统，即便此后识字率等因素因素得以改善，其松散的制度传统仍然得以延续。积累过程相对更容易理解，它的数学涵义是变量的累积加总。具有积累过程的事件描绘的是通过随着时间积累的存量影响结果的记忆性机制，其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对于积累型时间状态意味着事件较短时期的特征对于最终结果影响较为微弱，它所描述的是变量随着时间积累的结果而非特定时间点的特征，只有作为“存量”而存在时才能产生因果意义。例如某一个时刻的工资对于财富积累的意义是微乎其微的，财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政治学研究中的制度时常被视作是一个存量，例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政府制度化时间越长，就变得越有能力去适应新挑战，在适应新事物的过程中就更具灵活性。其次，积累过程是一个缓慢状态，时常被视为一种微弱的正向反馈。相对于“积累”，事物以特定的速度负向变化就是一个“消耗”的过程，由于时间的不可逆转性，时间本身也是一种“消费品”，它的价值与它所潜在的机会成本有关。第三，具有积累效应的事物往往往往具备储存或记忆机制，即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会带有很强的记忆性，例如所讨论的埃德加·凯泽（Edgar Kiser）等人讨论早期欧洲战争与税收的问题上，使用累积战争时间作为变量，发现战争年限的积累越长的国家越容易征税，而短期内是否发生战争对于税收影响并不大，表明了战争的记忆而非特定年间的战争可以通过提高折现率来增加政府在征税环节的议价能力。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指代对于事件发展起到重要转折或者指示作用的特定时刻。关键节点之所以被视作是时间轴中相对较短的时期而不是一个瞬间，其原因在于社会科学很难出现像物理学中一样标志性的瞬时变化。关键节点的概念大量出现在历史制度主义的文献中，但多数文献没有区分关键节点的类型，往往只是定义为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变化的特定时刻。表2根据速度和加速度的类型将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速度和加速度同时为0时，事件处于初始状态（Initial State）。事件的发展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截取一个时空情境和时机作为问题讨论的出发点时，便可以将其视作上述讨论事件和问题的出发点，以此来避免“无限回溯”的问题，但并非所有的时间点都可以作为初始状态。初始状态是一个先于关键节点、起到间接作用的因果条件，在时机出现时，它会通过与因果动力相结合来促进不同案例中长期结果的差异。因此，只有相对稳定的状态或者重大事件后的开始才可以作为初始状态，它往往意味着过去的政治社会机制的影响力消退殆尽。初始状态的选择往往是基于一种特定剧烈变化之后的“风平浪静”，此前的剧烈变化使得先期条件的影响变得微弱。例如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大幅削弱了欧洲旧制度的影响力，因此关于此后欧洲现代化的讨论可以将1814年作为此后讨论的初始状态，而无需过度追溯到18世纪乃至更早之前，但是这个转折点持续和反复了近二十几年，直到1814年《巴黎和约》签订才真正结束。（2）速度不为0而加速度为0时的拐点（Inflexion Point）。拐点的数学定义即为加速度方向改变的时刻，类似于物理学中“作用力”方向发生变化，它在政治学中意味着影响事件的总体机制发生改变。尽管其事件方向没有发生变化，但拐点预示事件转折的潜在可能，是事件转折点的预兆。这种变化存在两种可能：它既可以是变化率增快（正反馈机制出现）的标志，例如市场从低买高卖转向投机行为；也可以是变化率减缓（负反馈机制出现）的象征，例如价格泡沫开始无法维系。一方面，在许多制度主义的理论中，拐点的出现就是正反馈机制转为负反馈机制（或后者占据优势）的标志，即意味着剧烈变化后制度的稳定。例如路径依赖的三阶段理论（随机过程→正向反馈→路径锁定）和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变革观念→动员→权力斗争→制定规则→合法化、稳定化以及复制）的最后步骤，就是典型的拐点。另一方面，具体的时机也可能成为均衡效应或负反馈效应向正反馈效应转变的拐点，拐点意味着对限制变化的结构性条件的解除和出现随之而来的推动最终结果的动力。例如航海技术和火器技术的改进，解除了传统地理环境对于国家扩张的限制，从而使得西欧国家能够在17-19世纪迅速在世界各大洲进行扩张。（3）速度为0而加速度不为0时的转折点（turning point）。在特定时间点，事件的发展方向出现重大转折，变化速度出现由正向负或者由负向正转折的状态，预示着特定机制的高潮或低谷，例如国家盛极而衰或者商品价格泡沫的破灭等等。在许多关于路径依赖的文献中，就将关键节点的定义为此。转折点由一些接踵而至的事件组成，通常也需要主观认定的范围作为持续性的过程。它必须是一个事件，先于一系列存在的可能性，而在此之后这种可能基本消失，其特征是生成显著、快速和全面的变化。转折点不同于轻微波动的原因在于它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特定转变进入“新路线”，从而明确事件的发展方向确实已经发生了改变。它意味着特定的因果关系的存在或缺失将多个案例推到不同的长期路径上的历史时期，或者是把一个案例推到一个与旧政治轨迹有显著差异的新政治轨道的时刻。均衡状态类似于牛顿定律所表述的外力合力为0时的状态，事件处于静止或匀速变化状态。许多自然或社会科学系统都可以处于均衡状态，例如生态系统、生物的体液平衡系统或价格体系等等。均衡状态预示着存在某种调节型机制，从而使得事件在特定轨道内运行，可承受范围内抵消和抗拒外部影响，具有一定的惰性、阈值与周期性的变化。首先，均衡状态具有“惰性”（inertia），“一旦这种过程得以确立，这个均衡状态将反过来抗拒变化”。例如国内制度、国际制度、科学技术等等，一旦形成之后就存在某种黏性，从而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变化。其次，均衡状态具有阈值性，在阈值范围内存在特定调节型机制来抵消外部的影响，在社会科学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价格体系。第三，由于社会科学中很难长时间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均衡状态，它时常被各种外力所打破，然后再重新恢复到原状，因此，均衡状态存在一定的周期性。[27]例如托马斯·谢林（ThomasSchelling）提到了在某个贫穷国家的麻疹疫苗接种项目，最初病情严重时，大家都愿意接种，从而导致流行病消失；随着人们逐渐淡忘，等到流行病再度泛滥时，又开始愿意接种，循环往复。加速变化的数学特征是事件的加速度和速度处于同一方向，顾名思义即描绘事件变化越来越快的状态。加速变化意味着事件存在正向反馈机制，正反馈机制的特征是存在短期内自我强化和较难预测的密集变化。首先，正反馈效应通常情况下持续的时间会相对短暂，它受到初始条件的影响，例如最初的时机和次序会对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或者偶然性因素在相对重要的时刻可以巨大而持续的后果。需要看到的是，尽管最初存在多种均衡的可能性，但是当主导模式获得了决定性的特征后就会使得替代的行动路线不再是可行的，因为存在诸多原因例如高转换成本、沉没成本或垄断等等，使得即进一步的决策注定被迫复制这条路径。其次，它具有多重均衡性，即一系列的结果都可能发生。正反馈效应的逻辑是特定的初始条件通过自我加强的效应迅速将结果放大，但是由于初始条件可能存在的偶然性，因而在事件发生之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很难通过线性模型预测正反馈效应的结果。第三，正反馈机制是事件迅速发展和加速变化逐渐到达新的均衡状态的过程，体现了特殊事件密集出现的情况。例如权力带来的马太效应，安全困境与敌意螺旋，技术发展带来的边际递增，或者是在金融危机中的一系列多米诺效应：企业抵押物贬值造成银行抽贷，进一步迫使企业出售商品回笼资金，进一步带来抵押物价格的下降从而造成金融危机。与加速变化相反，减速变化反应的是事件的速度和加速度处于不同方向的状态，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事件的变化率随着时间而减缓。减速变化预示着存在政治社会体系中最为根本性的抗拒变化的负向反馈机制。负反馈机制的特征是抗拒变化，带来收敛和易预测的结果，其动力来自于环境和条件的约束。首先，负反馈效应长期伴随着均衡状态或者正反馈效应而存在。均衡状态需要由一个正反馈效应来打破，但正反馈效应不可能长期维持，最终由负反馈效应在通过各类约束条件来抵消或减弱外部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社会系统再度回归与均衡状态。任何性质的社会组织、思想和制度，随着它的日益强大，削弱其力量的社会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国家的持续强盛会引发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比重加大和民众的吃苦耐劳精神下降。其次，负反馈的约束机制促使了最终结果是收敛的，因为约束条件会随着事件发展而加强，从而使得加速运动经历一个增速减缓（拐点）以及最终达到平衡（转折点）的过程，因此，负反馈效应相较于正反馈效应更容易预测。例如，传统帝国的扩张会在特定时期面临不断增加的政治成本，超过最适规模后，规模成本就会增加，从而阻止其进一步发展。第三，负反馈机制的动力来自于系统的约束，即同一方向的变化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触发来自系统的约束，这种约束是抗拒变化的。这种约束可以来自于资源和投射的限制，例如自然屏障等因素对权力扩张的约束、人口和环境对增长的约束、边际效益递减等等，也可以是其它行为体的抵抗，例如对结构和规范性因素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约束和反社会化机制对社会化的约束等等。在展示了上述七种时间状态/类型之后，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这些效应的具体作用和理论意义，即时间性的讯息的组合（时机、时段、序列、节奏）所蕴含和指示的因果意义，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时间概念来强化因果解释力、深化对因果机制的理解。资料来源：笔者自制（注：D为民主程度，R为资源，T为时机）首先，时间性对于研究设计直观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引入时间维度，可以将因素与时间性相结合，从而合成实证分析中更具“时间感”的因果变量。以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用字母D表示）为例，它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与时间要素相结合。第一是时机，即讨论什么样的时机对于民主化是有利的，例如国际体系中的支持民主化的大国力量较强时，民主化容易成功；反之亦然。第二是时序，即资源发现在民主化之前和之后对于国家现代化影响的差异。例如有研究认为，石油资源的发现在民主化之前的国家容易陷入“资源诅咒”，因为能源产业的过度发展可能会阻碍制度变革；反之，石油发现在民主化建设之后（例如北欧国家），则会产生积极作用，反而加强了北欧国家的制度稳定性。第三是节奏，即民主化的速度和加速度，例如在东欧国家的民主化速度越来越快，民主化的速率和节奏不同，就意味着不同东欧国家的民主化的机制可能是不同的，可以推测一个国家完成制度转型后会对周边国家的转型进行援助和起到示范作用。最后是民主化时间的积累效应，约翰·格林（John Gerring）等人使用了民主打分的累计值，提出了一个“民主储备（Democracy Stock）”的概念，用它来衡量长期的制度沉淀所带来的影响。最后，对于时间效应的理解同样有助于因果叙述。因果叙述需要以理论进行约束，因为它是用来检验特定的因果假设，理论模型可以提供叙述详略的标准，例如需要系统地描写行为及其偏好如何随着时间演进，而特定的情境信息则需要简略处理。节奏对于因果叙述同样是重要的，因果叙述的结构与在图1中事件的节奏刚好相反。对于事件的叙述是对案例/样本在时间维度变化的描述。尽管事件处于均衡状态下的时间往往会长于正反馈状态下的时间，但这些相对较短的时间恰恰需要要着重讨论其细节，尤其是在关键节点和正反馈机制中加速变化。这种描述甚至时常占据了大部分篇幅，因为时间“变慢”才能有足够叙述的来展开和描绘机制，而只有重要事件才值得在极为有限的篇幅中着重描写。因此，通常在社会科学的叙述中，通常也只能够具体展现各个关键节点和部分正反馈机制的事件链的细节。需要指出的是，在宏观历史比较研究中，即便是没有发生的事件也是对重大事件的参照，这类事件未必存在明显的关键节点，因此其关键节点往往参照了重大的事件，例如许多关于明清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化的讨论实际上是以西欧现代化作为参照的。时间无疑是考察社会科学中的事件进程最重要的视角和维度之一，时间的长度、时点、次序、变化率、加速变化等因素都是时间的重要特质，而事件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节奏或不同顺序中，它都可能存在不同的涵义。时间本身不具备因果解释，它需要同特定因素相结合为特定的变量才可以发挥其解释力。前文介绍和区分了基本时间因素和事件时间类型的理论涵义，给出了一个有关时间的分析框架：事件在何时发生，以什么的顺序发生，以何种节奏发生，以及持续了多长时间，都会对最终的结果造成影响。笔者通过对时间要素和事件时间状态类型的总结，认为对于政治过程的分析不能够局限于时间和结果的相关性，而要以时间性为基础去讨论这些因素和机制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关于时间性的分析框架主要在于帮助理解的复杂的事件和因果关系，通过理解时间因素和时间效应对因素的选取、机制的推测、理解复杂的过程和因果叙述等方面的所发挥的作用。理解社会科学中时间的重要性，对探寻和检验因果机制而言无疑是重要的，但这仍然是不够的。充分理解政治社会中的因果关系离不开过程追踪和案例比较分析，因此本文的框架仍然还需要更多后续的实证研究来支持。作者：
叶成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郝诗楠，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出处：
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二十一辑。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