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为什么喜欢自称犬马？
林中惊飞的鸟
年近九旬的伯母去世，堂兄在亲属群内发了个讣告，列上几兄弟名字，落款“不孝男”，儿子问我：为什么要在群里“挂人”？意思是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罪名扣在自己头上，放到群里？
“不孝男”是父母去世时子女的自称。按照儒家学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去世，是因为自己未能悉心照顾，过去甚至还有“侍奉无状，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祸延考妣”等诸如此类的“狠话”，争功一样，务必要把父母去世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这种“自咎自罪”是国人“自谦文化”的体现。人与人打交道，内心怎么想是另一回事，但表面上都要以“身份低、见识浅、品德差”示人。林冲在柴大官人庄园与洪教头比武，心里想着自己一棒就能打翻对方，抄起哨棒嘴里还是要说“师父请教”。
现在人们挖苦装腔作势，称之为装第二个英文字母，其实还有一种装，那就是装孙子。最好笑的是酒桌上碰杯，经常像一场水牛抵角比赛，为了表示自己地位低，双方都像角力的牛一样，把杯子端得比对方更低。有一次两个哥们喝酒，一方因为对方“抢占有利地形”，弯腰把杯子贴到了地板上，他低无可低，怒目圆睁：“你他妈想干吗？”
有人把自谦当成一种虚伪行为。这个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它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的可行性，可以从儒释道三教中追根溯源。最早的说法在《尚书》中就有，叫“满招损，谦得益”；佛家讲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在道家则叫“守弱处柔”，要“以阳居阴，不自盈大”，老子的《道德经》通篇都讲这样的道理。
入世为儒，出世者非佛即道。这种自谦乃至自罪的处世哲学之所以盛行，归功于儒家“礼治”的推行。“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亲疏同异，都要借“礼节”“礼法”来区分。而“礼”直接从字面上解释，就是恭敬的态度或行为。要对他人表现出恭敬，自谦自罪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不二之选。
前几天看了一场电影《老师，好》，有个情节：那个混社会的洛小乙因为与“于谦老师”发生冲突，虽然他个子不比老师矮，但拳头攥出了水，硬是不敢往老爷子脑袋上砸。他并不是忌讳老师挂在嘴边的那个派出所的小舅子，而是因为面对的毕竟是老师。“天地君亲师”，几千年的礼治教化，作为一种社会伦理，他身上或多或少留有这种文化基因，阻遏着他不敢“造次”。
戴季陶夫人给张静江的请托信，字挺漂亮
这种自谦文化的表现，过去多被视之为酸腐文人的作派。比如给别人写信，落款一定要自称“不才、不肖、不佞”；如果是大哥写给小弟，自称“愚兄”；小弟写给大哥，则谦称“愚弟”，就算信的内容是教导或教训对方，这情形有一种“老娘是个女孩”的滑稽。人们自谦最喜欢拿两种动物形容自己，一是马，一是狗。自己年纪大，自称“马齿徒增”；自己得了病，说是“犬马之疾”；为别人效劳卖命，说是“犬马之劳”。一个人谦虚不算，还累及家人，老婆称之“拙荆”，儿子叫做“犬子”——当然，现在叫“犬子”也许不算自谦了，不少人真有把狗当成儿子一样养的。时移世易，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自谦不只是平头百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帝老儿也莫能外，皇帝固然最大，大臣在皇帝面前，要自称“在下、卑职”，有清一代更进一步，要自称“奴才”。但万民之上的皇帝，却还有个“爹”，名叫“老天爷”，所以皇帝的别名叫“天子”，皇帝下的诏书都戴一个“帽子”：“奉天承运”，意思我并不是这一统江山的“董事长”，只是一个“总经理”，在奉老天爷之命经营管理，所以皇帝经常“称孤道寡”，这个“孤”就是小国之君，“寡”则是寡德，“我是蕞尔小国一个缺德鬼”。一旦遇到水灾旱魃、蝗虫地震之类自然灾害，那些天命意识强的皇帝，就认为是自己有悖天意，要下“罪己诏”，还会做出一些万民感动的事。有一次蝗虫成灾，唐朝的好皇帝李世民为了自咎，视察灾情时当场捉了几只蝗虫活生生吞下肚子。
文化“化”人，这种自谦文化的熏陶，形成国人一种内敛谦虚的性格，不习惯自我标榜，自我标榜的都被当作另类。在电影《老师，好》中，那个叫“关婷婷”的女生毛遂自荐当班长，在那个年代的确太过“另类”。而按照西方人的思维，要是一个人对自己都没有信心，怎么可能负起责任？
时过境迁，这种自谦文化似乎已日趋式微，以至于很多时候尽管乖情悖理，人们却不以为怪。我曾在一个朋友处看到别人赠他的一本书，扉页上作者赫然写着：XX惠赠拙友。这等于自己居高临下“施舍”不说，还叫受书者做“笨蛋”，估计真的是好“基友”才会这样。
张静江府上孙中山赠的那副名联
还有一次在某著名电视台的综艺节目看到，一位应邀出席的“大咖”一口一个“我作为嘉宾”，我气得立马转台。电视台请你来，应感谢对方“赏脸”，自己“嘉”个麻雀呀！我差点没给电视台台长打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很少看电视了，再请这样的嘉宾更没人看了。此外新屋入伙发请柬写“华厦落成”，请人吃饭称“盛宴款待”，云云，不一而足，人们都不以为意。
话说回头，大家都不当一回事，我却耿耿于怀，无乃太过“冬烘先生”耶。（图片为某年八月在南浔古镇手机所拍，与本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