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廉价的检讨”——傅雷的最后时光（二）

1957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前半年全国还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半年即开展了“反右”运动。对于猝然而至的政治运动，傅雷根本就没有任何防备。

1957年5月，傅雷出任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7月6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的文章。没想到，仅过了一个多月，他便受到了批判，成了“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

他的妻子梅馥在12月23日给傅聪写了一封信，称：“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查，……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顿，这对他最是痛苦……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也瘦了四磅。……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从来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认真对付，不怕暴露思想，这次的教训可太大太深了。”

教训虽深，傅雷不会改变自己的真性情。上海文艺界一位领导想保傅雷，但前提是，傅雷需要把检查的调子定得高一点，哪怕说自己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都行，以求“认识深刻”，免戴帽子。但傅雷回绝：“我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结果，傅雷由“中间分子”升格为“右派分子”，被指为“反苏”“反社会主义”。他陷入极度的痛苦当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外留学的傅聪也受到牵累，被从波兰召回北京参加整风反右，写完检查后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当傅聪在波兰不断听到国内对父亲的批判扩大化的消息后，他考虑到自己一旦回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的可悲处境中，他选择了出走，从波兰出走英国。这对傅聪是不得已的举措，对傅雷却是沉重的打击。

傅聪是傅雷的爱子。在傅聪身上，傅雷倾注了无可比拟的父爱，这从《傅雷家书》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把傅聪培育成一位国际知名的钢琴家，为国家争了光。可是，儿子却出走了，傅雷固然可以想到傅聪的处境，但他依然难以接受。心情非常郁闷。

幸运的是，在周恩来、陈毅的关怀下，傅雷得知：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敞开着。而且，傅雷很快可以和傅聪恢复通信了。

此后，戴着“右派”帽子的傅雷深居简出，全身心致力于自己的翻译事业。由于长期的劳累、失眠、忧虑，他的身体变得非常脆弱，他的个性却没有丝毫的改变。傅雷一度因“右派”身份后，不能出书。这对他是要命的。他不拿工资，长期靠稿费生活。有关部门指示：傅雷可以继续译书，但新出的书不能署“傅雷”本名。人民文学出版社因此跟傅雷商量，傅雷一口拒绝：“要出，仍署'傅雷译’。”

1961年9月30日，报上宣布摘去他的“右派”帽子，这并没有给傅雷带来什么快慰，他只是表情严肃地说：“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误的！给我戴帽是他们的事，摘帽也是别人的事，跟我没什么相干。”1963年6月2日，傅雷致信傅聪：“历史上受莫名其妙指摘的人不知有多少，连伽利略、伏尔德、巴尔扎克辈都不免，何况区区我辈！……老话说得对：是非自有公论，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

1965年，政治形势严峻起来，傅雷的身体也更加恶化。9月29日，他的眼睛突然大花，赶紧去看医生。医生说他目力使用过度，如不长期修养，有失明之虞。此时，他的生活状况已非常困难了。

由于长期无法出书，他没有了经济来源。这位已享有国际声誉的一向孤傲的翻译家，如今为了自己的家庭，却不得不致函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希望帮助解决在生活上和事业上的一系列困难。信中说：

迩来文艺翻译困难重重，巴尔扎克作品除已译者外，其余大半与吾国国情及读者需要多所抵触。而对马列主义毫无掌握，无法运用正确批评之人，缮写译序时，对读者所负责任更大；在此文化革命形势之下顾虑又愈多。且鄙见批评当以调查研究为第一步。巴尔扎克既为思想极复杂、面目众多、矛盾百出的作家，尤不能不先作一番掌握资料功夫：西方研究巴尔扎克之文献（四十年来共达二千余种）虽观点不正确，内容仍富有参考价值，颇有择优介绍（作为内部发行）之必要。故拟暂停翻译巴尔扎克小说，先介绍几种重要的研究资料，以比较完整的巴尔扎克传记为首。奈出版社对此不予同意，亦未说明理由。按一年来“人文”来信，似乎对西洋名作介绍，尚无明确方针及办法。（五八年春交稿之《皮多罗》，六一年校样改讫后，迄未付印；六四年入月交稿之《幻灭》三部曲，约五十万字，至今亦无消息：更可见出版社也拿不定主意。）同时“人文”只根据所谓巴尔扎克“名著”建议选题，而对于译者根据原作内容，认为不宜翻译之理由，甚少考虑。去冬虽同意雷译一中篇集子作为过渡，但根本问题仍属悬而未决。按停止翻译作品，仅仅从事巴尔扎克研究，亦可作为终身事业；所恨一旦翻译停止。生计即无着落。即使撇开选题问题不谈，贱躯未老先衰，脑力迟钝，日甚一日，不仅工作质量日感不满，进度亦只及十年前三分之一。再加印数稿酬废止，收入骤减（印数稿酬未取消时，以雷工作迟缓，每年亦不能收支相抵），种种条件，一生生活亦甚难维持。以上情形，曾于去年十二月函托唐兄转呈周扬部长。

最近半年个人情况又大有变化，除多年宿疾（如关节炎、偏头疼、过敏性鼻炎等）轮流作祟外，六月下旬又每晚头脑发热如焚，思考能力几等于零，医生坚嘱立即休息。不料八月下旬恢复工作后甫及一日，忽双目昏花，非特无法翻译，即读书看报亦不可能，因每分钟眼前皆有薄雾漂过（故此信只能由雷口述，嘱内子笔录）。眼科医生认为眼神经使用过度，急剧衰退，倘不长期休息，日后恐有失明之虞。且此病迄无对症之药。但休息并无期限，不知何日方能恢复。即恢复亦不能如过去每日工作九到十小时，脑力退化亦极大限制。而雷不比在大学任教之人，长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给可支。万一日后残疾，也不能如教授一般，可获退休待遇。故虽停止工作，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难安心静养。将来必要时，国外小儿傅聪固然还能维持雷一部分生活，但从各方面考虑，觉得亦有不妥之处。因念吾公历年关怀，爱护备至，用敢据实上达。私衷期望，无非能早日恢复目力，以后即或半日工作，亦尚可为西洋文学研究略尽绵薄。目前如何渡过难关，想吾公及各方面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解放以来，出版事业突飞猛进，作译者并蒙党及政府多方照顾，惟雷心长力绌，极少贡献，尤不能以马列主义观点分析作品，惟读者做一番消毒工作，为愧恧无穷耳。

1966年1月，傅雷双目白内瘴依然如故，又并发慢性结膜炎。

傅雷对自己的悲剧性结局似乎有清醒的认识。他对傅敏说：“反右的时候，我遭害于姚文元之手，现在姚文元更红了，我与其落在这伙人的手里，还不如早点离开。”

他在给傅聪的信中也说：“人生一世不过如白驹过隙的话，在我们的确是极真切的感觉，所以把生命看得格外渺小，把有知觉的几十年看做电光一闪似的快而不足道，一切非现实的幻想都是从此来的，你说不是？明知浮生如寄的念头是违反时代的，无奈越老越是不期然的有此想法。”

不同于“反右”时期，他的两个儿子傅聪、傅敏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他不再有太多的牵挂了，他可以在必要时主动选择自己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