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良药“避瘟散”秘方及其故事
老道与药店
早在清朝乾隆末年，有一位山东云游郎中来到北京行医卖药，生意不错，干脆在前门外长巷头条开起一家小药铺，谋求长远发展。此人名叫孙振兰，信奉道教，尤其崇拜号称“长春神仙”的邱处机道士，因此，这家小药铺也与“长春”结缘，成为“长春堂”的创始老店。
当时，小药铺主要以卖闻药为主。闻药是一种极细的粉末，由鼻孔吸入体内，能达到清身、健体、治病的效果，原料以桑叶、薄荷、桔梗等中草药为主，烘干碾碎，再加少量麝香、冰块混合而成。孙振兰很会经营，生意越做越好，并把这一基业传给儿子孙学奎。孙学奎继续出售闻药，分紫、黄、绿、白四种，生意兴隆，名声渐渐传播开来。然而，“长春堂”真正名扬四海，还要靠他的儿子孙三明。
孙三明生于1863年，从1888年开始经营长春堂。他结婚后不久便在房山县顾册娘娘庙受戒，做了火居道士，蓄发留鬏，穿道袍，行道礼，常住在自己修建的长春观里，因此，人们往往不叫他原名，而称他孙道士。
孙道士头脑灵活，颇懂行医卖药之道，在祖业基础上扩大经营，其闻药独树一帜，名声极响。特别在夏天，闻药有很好的消暑解热功能，受到大众亲睐。当时北京城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
三伏天，您别慌，
快买闻药长春堂，
抹进鼻子里通肺腑，
消暑祛火保安康。
可是，随着时局的变化，中国传统闻药受到来自日本的冲击。
“避瘟散”秘方
1914年左右，日本商品大量涌入中国，侵占着中国的市场。药品也随之而入，其中就有祛暑的仁丹和清凉闻药宝丹。在输入商品的同时，日本人也将新的经营理念带入中国，那就是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大地，几乎每个城镇、乡村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仁丹广告。广告上画着一个日本人的半身人像，头戴黑礼帽，身穿大礼服，留八字胡子，正竭力宣传仁丹的“物美价廉”呢。
这种新的经营方式很快使仁丹家喻户晓，人们怀着好奇的心理开始尝试，接着，仁丹、宝丹迅速传开。与此同时，中国传统闻药的市场大大萎缩。长春堂也经受着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
怎么办呢？孙老道怀着一百个不服气的心情瞪视着广告上的日本人。那个日本人仿佛在嘲笑着他。他愤愤地想：“我不相信堂堂中国就制不出更好的闻药？！”他下决心从自己做起，苦思冥想着研制方案。
几个月的时间，是在苦苦探索中度过的。一天上午，孙老道再次来到他经常出入的庙宇。刚到门口，一股清风迎面吹来，挟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孙老道突然站住了，仿佛醍醐贯顶一般，孙老道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不把佛前烧的香味融入到闻药中呢？”他这样想着，马上开始行动，将香条研碎细闻……
然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无论他怎样捣磨，粉末仍显得又粗糙又干燥。孙老道并没有灰心，多次试验失败后，他去请教在北京日本川田医院工作的华人药师蔡希良先生，请他帮助继续研制。又经过多次的试验，他们将冰块、麝香、甘油等多种药物陆续加入，反复调配，最后终于达到理想的效果——“避瘟散”诞生了。
此药一经拿出，顾客无不惊喜，想不到中国也有如此上乘的闻药，且比起日本仁丹、宝丹，更适合中国人的品味。但对于孙老道来说，难关还没有完全度过。因为香的原料配方无法得知，他们必须以1元1斤的高价从大栅栏云香阁香蜡铺购买，这无形中增加了药品的成本，而且也使质量大打折扣。从1914年到1924年10年间，“避瘟散”的生产环节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为此，孙老道可谓大伤脑筋。百般钻营，最后，他终于打通关节，以500银圆的巨款买通云香阁制香工人杨山，使其携带配方及两个徒弟加入长春堂。从此，“避瘟散”的生产不再受制于人，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最终成为一流名药。
现在，不妨将“避瘟散”的秘方及配置方法介绍于下：
檀香、零陵香、香排草、片姜黄、甘松、玫瑰花、公丁香、广木香、白芷。
将上述九味一齐轧成“人造香”。
人造香、冰块、薄荷冰、朱砂粉、甘油
将人造香研成粉末，冰块、薄荷冰研成液体，用朱砂粉套研均匀，兑入甘油，研匀，装缸密闭，半年后再装盒，盖严，封固。
“避瘟散”得以大量生产后，价格更加廉惠，几个铜板就可以买上一盒，真正达到了物美价廉，成为大众化的商品。
张道士的推广
1926年，孙道士去世了。去世前，他以特有的责任感，没有将长春堂交给娇生惯养、不善经营的儿子，而是交给精明的内侄张子余，使长春堂的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张子余也是一名火居道士，白云观出家，脑子活，善经营。他懂得怎样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出击，将长春堂的事业推向巅峰。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从古至今，向来与灵丹妙药联系在一起，科学也好，迷信也罢，总之，道教与中国医药有着无法分割的纠缠，而在当时的老百姓心目中，道士也总是与诚信相联系。因此，“避瘟散”以孙道士的头像以及道教的八卦图做商标，给人以仙家道骨与古代良医的感觉，极大地增加了药品的可信度，是一则很好的“民国广告”。张子余深知其中三味。
自接手长春堂后，张子余仿效姑父，改换道士服装，一幅道骨仙风的风范，迎来送往，八面玲珑，使长春堂的业务得到进一步推广。有时候，他为了扩大宣传，乘坐八抬大轿，率领职员，浩浩荡荡来到前门大街。一路之上，前面有锣鼓笙箫做前导，吸引了过往的行人。后面的职员则免费大量发放避瘟散，宣传其功效。长春堂之名得到很好的传播。
此外，张老道还采用代销方式，将药品大量地委托给北京的各个铺面，待药品卖出后，再以优惠价与铺面结帐。这样，就把生意做活了。百货店、杂货店、茶叶店，只要能想到的地方，张老道总不放过机会。避瘟散的销售量逐年增加。
生意做大后，张老道又在天津、太原开设了分号，经营的药品也随之多样化。他还成立了印刷厂，专门印制说明书、包装纸袋以及宣传单等等。并开设铸造锡制八卦药盒的车间。从采购、制药到包装、宣传、售卖，均由本店职工完成。
鼎盛时期，长春堂还在鲜鱼口一带，经营了长春棺材铺、亿兆百货商店、庆丰饭馆、油盐店等；在东晓市开设东升木厂；在地安门开设仁和堂药铺，连同外地分号，共八个商店。张老道成为北京商界四大巨子之一。
卢沟桥事变前，避瘟散将日本的宝丹挤出了北京市场。
值得称道的是，张老道继承孙老道遗风，大做慈善事业。继孙老道所办的长春第一小学，又续办了第二、第三小学，招收贫苦儿童数百人，学校的一切开支由长春堂免费提供。他还经常捐款资助戒烟、戒毒等公益事业。
天有不测风云。“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北平。国难当头，长春堂未能幸免于难。日本人想方设法压榨长春堂。先是限制避瘟散向各省市邮寄，接着又将张老道绑架，迫使长春堂以200两黄金赎身。此后，长春堂不慎失火，不仅自己的多年经营毁于一旦，而且还不得不赔偿大火殃及的华乐戏院、富连成科班。日本投降后，北平由国民党控制，军统特务马汉三又将张老道关押，勒索黄金300两。长春堂经不起这样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百年老店一蹶不振。
直到解放后，长春店才重获新生。而避瘟散虽然只是一种小药，却在中国医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此文原载于《老字号财智传奇》，现略有改动。原标题为“商战中独树一帜——百年老店'长春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