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家族：对部落主义的矛盾态度 / 开普饭

自18世纪中叶起，沙特家族( Al Sa'ud)便维持着对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的统治。由于第三沙特国家的建立——随之而来的是1902年至1932年的征服运动——沙特家族成功统治了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击败了传统的竞争对手，确保了其政治垄断地位。从1932年开始，沙特家族塑造了现代沙特王国，逐渐脱离了传统的部落统治模式。这些变革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持沙特家族政治垄断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基于这种视角，沙特家族在阿拉伯半岛对治理模式进行了革命化改造，与先前几个世纪不同，那时候它和其他的海湾统治家族(埃米尔)稳固了他们的权威，并排挤其他敌对的部落家族。为了确保最初的权力，沙特家族借助两种权力基础的支持：瓦哈比宗教机构——自18世纪就是其盟友——和阿拉伯半岛主要的部落酋长。这些群体成为多年来形成的统治联盟中的合作伙伴。20世纪，有实力的商贾也加入联盟。每个群体都有着独特的作用。宗教机构对沙特家族的统治提供了所需的宗教合法性；部落酋长则确保了其民众的忠诚；商人为保证年轻国家的运转和沙特家族的持续统治给予了财力援助。沙特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发现石油，并于40年代末期开始商业生产。伴随1953年中央政府的建立以及中央行政机构的发展，统治联盟也在变化。宗教机构是在王国变化中唯一存续的部分；它仍然是统治联盟中的伙伴，实际上其影响力还在上升，它占据的权威领域被认为是其独有的管辖范围(例如教育、司法体系、文化和宗教规范的执行)。随着王室家族政治垄断的加强，以及在政府和行政机构中把持关键职位，部落长失去了他们的政治权力(下文将看到这种状况)。由于石油利润的增长和沙特王子们渗入商业活动领域，商人也失去了影响力和对经济的部分垄断权。沙特家族与部落组织石油的发现和商业性生产的开始，削弱了沙特的部落组织。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 Saad Eddin Ibrahim)和唐纳德·科尔( Donald Cole)在1977年对贝都因人口的一项研究中指出，部落组织在经济中的作用显著下降。根据这项研究，在石油发现之前，贝都因人拥有大部分的国家财富，包括骆驼、绵羊和山羊等畜群。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仍依赖这些畜群维持生计，牲畜饲养成为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鉴于此，作者认为贝都因人远没有融入现代经济。他们的研究以及计划部牵头的有关贝都因人的其他研究，反映了决策者的普遍意见。一些王子认为，贝都因人对社会和经济的贡献微不足道，需要政府的帮助才能融入现代国家。在这些王子中最重要的是费萨尔，在其任王储(1953~1964 年)和后来任国王时(1964~1975年),费萨尔一直寻求将贝都因人整合进经济和国家架构内。与其他任何一个国王相比，费萨尔对削弱游牧民和部落影响力起到了更大作用。他在职权范围内关心着贝都因人。从个人来说，处理好贝都因人的问题是他的一个愿望，并认为这是一个敏感问题。与此同时，他拒绝了为贝都因人专门设立一个部的建议。他认为这将使贝都因人成为一个长久分离的群体，而不是将他们整合进现代国家。此外，费萨尔利用部落的存在，抵制在沙特实行民主和扩大决策议程的压力。例如20世纪60年代早期，美国行政机构建议费萨尔在沙特推进西方式民主，费萨尔办公室的副主任( the deputy head of Faysal' s bureau)艾哈迈德·阿布德·贾巴尔( Ahmad Abd al- Jabbar)向美国特使解释，沙特不准备实行民主，如果强制推行民主的话，部落酋长的力量将会增强，而王权将会削弱。费萨尔之后，削弱贝都因部落的过程仍在持续，部落失去了他们享有的大部分财产—牧场(dira),而它曾经是部落生存的中心。国家和私营企业家接管了许多土地用以国家资助的居住区建设和提供服务。这一进程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费萨尔发起了旨在使贝都因人在农业村庄定居的项目。第一个项目是在王国西北部地区的塔布克省( Tabuk)建设25个农业定居点。1000个贝都因家庭在此定居，他们大部分来自沙拉特( Sharat)部落，该部落被认为是一个低等级的部落，传统上愿意从事农业。但按照沙特人自己的说法，这一计划未能成功，一方面是因为规划不周；另一方面是因为部落的年轻成员更愿意加入武装部队和沙特国民警卫队，以确保有更高的收入。第二个是在沙特东南地区瓦迪·萨巴( Wadi Sahba)的哈拉布( Harabh)项目，也是费萨尔的旗舰项目。该项目于1965年由政府提出，命名为“费萨尔模范定居区项目”。这一项目的目标仍然是使1000个贝都因家庭在农业村庄中定居。最初，前往定居的家庭来自达瓦希尔( Dawasir)和穆拉(al- Murra)两个部落。但费萨尔认为来自相互敌对部落的家庭在一个地方定居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只能让穆拉部落的成员在这里定居。在1965年的初步调查中，穆拉部落的许多成员表达了定居的愿望并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虽然如此，政府还是决定重新考量这个项目，并且推迟了实施。1971年是这一项目计划启动的一年，但项目的管理者承认立即解决贝都因人的定居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唯一可能的是先将这一区域开发为商业和农业中心，以便吸引贝都因人。他们可以先当工人，此后再成为私人土地的所有者。遗憾的是，政府试图将游牧和半游牧的贝都因人安置在农业定居点的设想未能成功。这并不是因为贝都因人拒绝定居或是将农业作为收入来源。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两项人类学研究：一项是默托科·卡特库拉( Motoko Katakura)对麦加附近的瓦迪·法蒂玛( Wadi Fatimah)的调查；另一项是奥托克( Altorki)和科尔(Cole)对汉志地区的乌奈札( Unayzah)城镇的调查。这些研究确认了贝都因人希望定居并且从事农业工作，前提是他们会得到经济满足，或是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上述两项研究的所在地，都是农业收入要么没有保证，要么不能满足他们期望的那样高的水平，国家的社会服务也很少。在这两个地方，政府试图使生活和生产方式均为游牧性质的那些贝都因人定居。相反，当定居者为半游牧的贝都因人时，如在麦加附近的瓦迪·法蒂玛或在乌奈札，政府的定居努力通常能够取得成功。这些半游牧的贝都因人更容易跨过游牧的生活和经济方式，也为定居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以便获得国家更多的社会服务(主要是医疗和教育)以及对农业经济的基础设施提供的支持。在这两个案例中，部落希望定居和从事农业的愿望更加强烈。与此同时，国家建立了吸收贝都因人以及包括游牧民的军事和安全框架。沙特国民卫队于1963年建立，阿卜杜拉王子被任命为指挥官，它的常备和预备建制单位都是以部落为基础组建的。多年来，国民卫队向其官兵提供教育服务和医疗保健，这意味着提高了士兵的文化水平和改善了其医疗条件。国民卫队官兵们的部落认同仍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但却排在了国家认同后的第二位。在军事和其他安全力量中，部落认同也很突出忠于王室家族的部落被招募到不同机构中。然而，军队、国民卫队和其他军事力量都试图削弱部落认同的重要性，并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性。虽然把游牧的贝都因人安置在农业区定居的尝试，并不总能获得成功，但游牧民显然希望定居，并从事新的职业在军队、国民卫队和其他安全机构就业，或是在城市中就业，如当出租车司机、机修工，甚至业务经理。莫洛尼( Moloney)博士于1977~1985年在利雅得大学教授医学，他描述游牧民现在的职业是以前职业的升级版。他写道：游牧民过去大部分时间都是劫掠者，倾向于加入军队和安全部队；那些率领驼队的人倾向于当出租车司机；帐篷修理者变为机修工；部落领导者成了业务经理。虽然这种描述稍微有些简单化，但它表明了贝都因人希望迁移到永久定居地的总趋势，在那里他们的生活水平将得到提高，他们获得的国家社会服务将更多。逐渐削弱的部落酋长的政治地位自20世纪中叶以来，部落酋长逐渐失去了他们的权力以及作为与沙特家族政治联盟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导致他们权力削弱的因素很多：石油收益的增加使王室家族的自主性增加，并有条件拓展中央行政机构；部落酋长经资产的损耗；沙特社会持续的人口变化，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教育程度提高；沙特的王子们掌控王国的关键职位使他们的能力增强，而以前这些职位都是由部落酋长和地方权贵担任的。部落酋长地位与影响力的下降反映在如下方面：兄弟会( khuriya,即 akhuwiya的简写)的消失。兄弟会被马达维·拉希德( Madawi al- Rasheed)定义为“两个不平等伙伴之间的准兄弟关系”,包括忠诚的部落酋长和地方权贵，他们驻守在利雅得，他们参与王室的会议并被视为皇家的随从人员。1957年，在阿美石油公司工作的人类学家F.维达尔(F. Vidal)在备忘录中对兄弟会一词做了简单的描述。维达尔提及谢赫班达尔·达维什( Bandar al Rawish),他的家族与穆泰尔部落( Mutair)的费萨尔·达维什( Faysal al- Rawish)家族有亲缘关系，也是伊赫万的显赫领导人之一，他在萨比拉( Sabilla)战斗中被沙特家族所击败。在备忘录中，谢赫班达尔被描述为“强力和富有的领导人”,他夏季在利雅得(他家族居住地的一部分)避暑，冬季在利哈巴(al- Inaba)附近的营地度过。依据备忘录的说法，当他在利雅得时，会像其他贝都因谢赫一样定期前往宫廷，并被认为是国王的兄弟会的成员。重要的是，这一备忘录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兄弟会的组织框架仍然存在。但此后就没有了它还存在的进一步信息。兄弟会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框架，相反它在治理过程中是很重要的。王室宫廷中部落显贵的存在，使他们能够和国王直接对话，并给予他们一定程度的对决策进程的影响力。从60年代开始，兄弟会作为一种治理框架，似乎让位于王室家族与部落的其他沟通渠道。然而，王室家族继续对部落酋长提供各种利益，如经济和商业利益，还有其他奖赏。2.王子取代部落权贵担任省长，削弱了部落酋长影响地方决策的能力，这曾是他们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领域。这一过程始于伊本·沙特的征服活动。1906年，伊本沙特任命来自王室家族分支的阿卜杜拉·伊本·吉拉维( Abdullah Ibn Jilawi)担任卡西姆省的省长。1913年征服哈萨(Al-Hasa)后，伊本·吉拉维被任命为东方省省长，直到1936年去世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此后的接替者是他的儿子。吉拉维分支的其他成员，阿布德·阿齐兹·伊本·穆萨德( Abd al- Aziz Ibn Musa'id)于1925年被任命为海里省(Hail)的省长。根据马达维·拉希德的说法，伊本·沙特让吉拉维进入政府是为了在政治上削弱其分支，以确保他们对政权的忠诚。同时，任命吉拉维为省长也就在决策过程中排除了先前的统治者和部落显贵，这使王室家族能够掌控这些省的地方事务决策。随着汉志被征服，伊本·沙特任命他的儿子费萨尔负责这一地区，他的另一个儿子沙特则掌管内志地区，因而确保他对王国东部地区、内志和汉志这三个主要地区的控制。20世纪30年代末，沙特主要城市中开始形成行政区划，伊本·沙特逐步将控制权移交给他的儿子们。1945年，他的儿子纳赛尔被任命为利雅得的统治者(后来的利雅得省),该省直到今日均由其儿子治理：苏丹1947~1953年治理，纳伊夫1953~1954年治理，萨勒曼1955~1960年和1963~2011年治理。他们是“苏德里七兄弟”中的三个，并成为伊本·沙特的儿子中最具影响力的家族成员。2011年，随着萨勒曼被任命为国防大臣，萨勒曼的副手，其同父异母的兄弟萨特姆( Sattam)也被任命为利雅得省省长任命王子作为地方统治者以取代地方部落显贵的政策，在伊本·沙特的继承者统治下仍持续着。1970年，费萨尔国王任命他的儿子哈利法·费萨尔( Khalid Al Faysal)为王国南部的阿西尔省省长。20世纪70年代早期，伊本·沙特的其他儿子王子阿布德·穆赫辛( Abd al- Mohsin)和法瓦兹( Fawwaz)被任命为麦加和麦地那省省长。1979年，在圣地大清真寺被朱海曼·乌塔比占领后，法瓦兹辞去了麦加省省长的职务，其他王子接替了他的职位。大清真寺被占领事件的一个教训是，迫使王室家族强化对地方省份的控制，这一过程持续了20余年。20世纪80年代，有更多的王子被任命为各省的统治者—泰布克( Tabuk)和巴哈省(al-Baha)—以及巴哈和卡西姆省的副省长。在法赫德国王执政末期，当所有王子被任命为省长或副省长后，王室家族完成了对国内各省的接管。3.随着国王停止对部落的年度拜访，部落酋长地位的衰落显而易见。年度拜访是王室家族统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拜访，国王倾听这些部落酋长的特别诉求并给予他们拨款。伊本·沙特及其儿子沙特国王和哈立德国王都进行过这样的拜访。然而，在1964~1975年费萨尔任国王期间，这些拜访被取消了，这是费萨尔寻求建立国家机制政策的一部分，从而削弱了部落在国家中的作用。4.在军事领域部落酋长的权威也在被废除。国家建立的军事机构(武装部队、国民卫队以及边防军)替代了部落的军事单位，而听从国王的指挥。部落仍在不同军事单位中构成战斗力量，但由国家而非部落酋长负责他们的招募与行动。然而，部落酋长作为王室家族的两大主要支柱之一，并未完全消失。王室家族仍需要他们的支持，不只是作为合作伙伴，还要作为中间人以保证民众的忠诚。例如，1963年底和1964年初，在国王沙特和王储费萨尔权力斗争最激烈的时候，部落酋长们被召集到宫廷，不是要让他们来做出决策，而是要使他们及其所辖民众继续忠诚于王室家族所选择的统治者。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部落酋长继续作为民众与王室家族的忠实中间人，尤其是在危机形势下，如国王或继承人去世，任命其他王子担任这些职位；在重大的抗议活动中，如1979年11月朱海曼·乌塔比( Juhayman altabi)和他的组织攻占麦加大清真寺,或是2011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抗议浪潮。这些抗议迫使政权强化招募部落领导人以保证部落民众的忠诚，从而增强公众对政权的支持。穿越部落主义的统治政府控制着王国的发展布局与实施，以及将社会服务向边缘扩展，逐渐减少部落民众要求部落酋长代表他们与政府打交道的需要，从而削弱了部落酋长作为联盟中的合作者的地位。然而，王室家族并不是要终结部落酋长的作用。尽管他们的地位在降低，但并未完全消失；当需要之时，政府还要向酋长们求助。随着费萨尔的去世，政权意识到在某些地区和领域，部落显贵必须继续参与涉及相关发展进程的政府决策与决策的实施。加齐·戈萨比( Ghazi Al gosaibi)—从1975年开始任工业和电力部大臣，80年代早期任卫生部大臣—在其政府任职经历的回忆录中，描述了部落的竞争者如何对政府提供的服务设置障碍，诸如电力和卫生事业，有时候当地居民企图阻止向居住着敌对部落的邻近城镇供电；或是民众要求建立各自独立的医院，因为他们不愿在敌对部落地盘上建立的医院中就诊。戈萨比还列举了部落主义对行政效率的抑制作用，描述了血缘关系怎样阻止低效率的员工被解雇，对某个雇员的态度又是如何冒犯了其家庭或宗族。根据这些，戈萨比的结论是，在试图解决分属于不同部落或敌对部落派系之间的民众矛盾、促进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时，省长和部落权贵的帮助是必须的。1979年麦加大清真寺被占领后，政府对部落和部落主义的矛盾态度发生了转变。在此之前，至少从表面上看，沙特政权直试图向世人散布部落衰落和影响力下降的印象。这是沙特阿拉伯向现代化体制国家努力的一部分。虽然没有公开这么说，但王室家族认为部落主义是建设现代国家以及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阻碍。与此同时，它仍认为部落主义对于社会存续和凝聚具有重要作用，并且意识到部落认同依旧是传统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民众关系的主导因素。正如上文戈萨比所言，它证明了政府认识到部落主义不仅没有褪色，而且王室家族别无选择，只能利用部落机制来处理重要问题。的确，王室家族继续利用部落机制来保证它的存续。在王子阿卜杜拉的指挥下，20世纪60年代中期沙特国民警卫队重组，建立了以部落为基础的常规和预备部队；军队也从忠诚于王室家族的部落中招募士兵。70年代初期，为了支持政府的发展计划，政府将行政权力移交给联系紧密并忠诚于王室家族的内志人。他们取代了以前在公职机关任职的汉志人。虽然汉志人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并且更熟悉西方人，但他们对沙特家族的忠诚不能得到保证。近些年王室家族继续保卫着部落主义。例如，1993年建立的马基里斯-舒拉( Majlis al- Shura,协商会议)成员的个任命标准便是从属关系。虽然前两届协商会议中没有部落代表，但从第三届协商会议开始，受过教育的部落代表开始出席。在2005年和2011年的市政委员会选举中，部落主义也发挥了作用。政府监督选举进程，但没有阻止部落组织对其候选人的支持。部落主义还表现在基于部落姻亲关系的政府职位招聘的惯例中。尽管没有公开承认，但这是沙特社会中的普遍做法。王室家族对部落将忠诚者任命于政府和官僚职位上的做法予以制度化和完善。例如，从1953起每一届政府中的某些大臣职位和与安全有关的职位都由王子把持。他们被任命到最敏感的部门，包括首相、国防大臣、内政大臣、外交大臣、国民警卫队司令、情报与国土安全大臣。这些忠诚的大臣确保他们有一个儿子在其掌管的部门中担任要职。在近10年时间中，大臣儿子的官方头衔均为大臣助理，尽管他们没有晋升到副大臣或继承大臣职位，因为这些职位要依照伊本·沙特的遗训根据资历和能力在其儿子中传嬗。这种保留着部落习俗的做法也渗透到官僚机构之中。即使在今天，官僚机构的许多岗位都是从父亲传到儿子。这种方式在宗教机构中尤其普遍，同时也在公共部门中经常出现。王室家族通过部落机制治理的另一个表现是，传统的马基里斯( Majlis,由国王、王子和其他显贵主持的非正式会议，公众可以在此提出申诉)的传统。经过一段时间的回潮，国家地区和地方机构都建立了马基里斯会议，目的在于为民众提供政府援助，防止官僚的歧视行为。私人的马基里斯传统在王室家族、各省或部落酋长层面，也都得到恢复。马基里斯也许是部落统治机制复兴的最明显案例。民众利用国王和王子经常和定期召开的马基里斯会议以及部落酋长的马基里斯会议，提出他们的问题。在这些马基里斯会议上，不仅可以讨论行政和官僚问题，而且可以讨论商业交易问题。2012年，一份关于东方省省长穆罕默德·本·法赫德( Muhammad bin Fahd)王子的马基里斯活动报告提及：……王子在每周一下午接见从全省各地来的一群民众。在马基里斯会议上，他召集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商人、大学教授、部落首领和学生。他们讨论许多问题，尤其是地方事务，包括：教育、医疗以及基础设施项目。参加会议的任何民众都可以与王子私下交流。每次会议结束时，参会者一起进餐并继续交谈……在沙特王国所有13个省中，马基里斯会议每周都会举行。所以，所有省的每名公民都能够与高级行政官员直接对话。马基里斯传统的复兴，是国家中央体系及其对民众控制削弱的最大迹象。为了加强治理，王室家族政治钟表回摆，对传统的部落统治机制予以合法化，使马基里斯成为国家机构之一。保护和培育文化——部落规范与传统1932年现代沙特王国建立后，部落和文化规范仍然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王室家族按照其所设定的标准予以鼓励的结果。这些传统中最显著的是婚姻风俗。近亲结合( endogenous marriage)是普遍的部落习俗，例如表亲之间的婚姻和在扩大的家族内的婚姻延续至今。王室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伊本·沙特的儿子和女儿与表亲结婚的案例很多。随着王室家族的成长与扩展，由于健康原因表亲之间的婚姻减少了，但时至今日，家族中的近亲结合仍被认可。金尽管存在遗传疾病的风险，但民众仍然喜欢表亲之间或扩大的家族内的传统婚姻行为。鉴于此，政府和宗教机构开始鼓励在结婚之前进行基因检测。的确，近十年来，虽然第一代和第二代表亲婚姻的部落风俗减少了40%,但是仍有90%近亲结合的夫妻将遗传疾病传给了他们的子女，另外，或许令人惊讶的是，家族内部婚姻比例降低的原因被解释为希望维持家庭的完整。有时候家族更喜欢他们的儿子与其他家族圈的人结婚，以防止在离婚时损害家族的凝聚力。这种原因可能在富人和高阶层家族中更为普遍，他们易受西方人的影响，并且愿意放弃某些部落传统以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过去，选择家族内婚姻的另一原因是希望将财富保留在家族内部。部落传统支配权的另一个表现是，结婚夫妻之间的血统要对等。有关父亲或兄弟向法院请求取消他们的女儿或姐妹与比自己地位低的部落成员婚约的现象，被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以便阻止这种请求。这一现象或许可以用经济或其他考量做掩饰。但事实是，这些请求被法院所受理，它反映了部落主义在沙特社会中的深刻根源。与此同时，政府试图阻止其他传统现象的发生，如未成年女孩嫁给年长的男人，或者与患有致命疾病的亲属结婚。沙特的伊斯兰法律体系也在刑法中保存着传统的部落风俗。因此，沙里亚法也是部落社会的习惯法，例如刑事法( hudud)惩罚谋杀、偷窃或通奸的行为，包括斩首和断肢等刑罚持续在执行。近年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王室家族开始通过鼓励敌对双方支付抚恤金(diya)来抑制这些行为。2009年，阿杜拉国王颁布皇家谕令，适度限制被谋杀者亲属的抚恤金要求，这便取代了刑事法对谋杀者的惩罚。他宣布建立部落之间的调解委员会以防止依照部落习俗进行复仇，尤其是对于谋杀事件。在调解过程中，有时需要花费数年，年长的王子也会涉及其中，从国王到基层都会涉及。回要取得受害人亲属的原谅，显然是杀人犯及其家人要向受害者家族支付抚恤金。当谋杀者的家庭支付不起所要的数额时，王室家族或其他富人将提供帮助。1979年朱海曼·乌塔比及其组织占领麦加大清真寺的事件，震动整个王国与王室家族，导致政权对部落主义的态度发生转变。事件之后，朱海曼·乌塔比及其组织成员的部落来源被公开，王室家族试图强化他的部落忠诚网络。在其他事例的证明下，这一转折表明了部落传统文化的复兴，如沙特国民警卫队在王室家族的支持下举办(在1985年)年度的贾纳德里亚节( Janadriyya)。这些节日强化了部落文化传统与社会的纽带。与此同时，出于同样的理由，在王室家族的资助下，20世纪50年代以前很流行的赛骆和骆驼选美比赛得以恢复。态度的转变还表现在行政机关和经济领域。沙特家族再次给予政权忠诚者以某些职位，例如政府机关招聘其部落成员到政府部门任职，或者向亲属和忠诚的宗族提供各种利益。王室家族鼓励这种由显赫王子倡导的动向。“苏德里系”的王子，尤其是苏丹、纳伊夫和萨勒曼，将他们在内志的部落支持者提拔到官僚机关任职，或者帮助他们扩大商业利益。其他王子，如后来的哈立德国王(1975~1982年在位)的亲兄弟穆罕默德和同父异母兄弟阿卜杜拉(2005~2015年任国王—译者注),则被认为在提拔他们的支持者方面比“苏德里系”兄弟要保守。众所周知的例子是，保守的拉吉西家族(al- Rajhi)因为保守派王子和宗教机构的支持而声名鹊起。这一家族从事货币兑换生意，但并不是王国的主要商业家族。20世纪80年代，商业家族开始拓展，一直到20世纪末其能力稳步增长，在受到王室家族保守派王子的鼓励和支持后，他们在王国各地开设了一系列伊斯兰银行。强化部落认同与国民对话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情况表明，部落从属关系与部落认同的重要性日趋增强。部落年轻人撰写网络日志诉说他们部落的故事，并试图与其他部落的成员联系。实际上，部落认同从未消失；它被沙特家族作为重要性低于国家和宗教认同的次要认同而维持着，并且也不认为它会威胁政权的存续和稳定。沙特的人类学家萨德·索瓦扬( Saad al- Sowayan)专长于贝都因人口述史，他最近认为部落认同事实上在增强；他还进步宣称部落的复兴会使王国陷入动荡。可以证实的是，一名乌泰巴部落(al- Utaiba)的领导人解释说，贝都因人可能会放弃沙漠中艰苦的生活，但仍会保留部落的从属关系，尽管它不会像王国的早期时那样显著。索瓦扬和乌泰巴部落的领导人都承认，部落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结构已经消失，部落的独立军事力量以及领导人的作用和影响力也都大幅减弱。但根据他们的说法，部落领导人仍扮演着政府与部落民众间的中间人角色，是地区争议的最主要的调停者，或是帮助部落成员寻找工作，或是减轻对他们的惩罚。他们都声称，近些年来部落主义在沙特的复兴，受到伊拉克和也门内战的影响，这些内战都是由部落的相互敌对所催化的。伊拉克和也门内战中的一些部落在沙特有分支，部落成员也参与到伊拉克和也门的战斗中。他们还提及国家对部落主义的保护，包括20世纪60年代沙特国民卫队的建立，以及鼓励诸如骆驼选美、剑舞等部落传统活动。很难确定部落是在何时开始重新觉醒的。政府最早意识到部落纷争不断发展的情况是在2007年，当年部落网站开始围绕着部落纷争报道；当年有一份报告是关于王储苏丹对部落马基里斯会议(不同于作为协商会议的马基里斯-舒拉)的私访；还有一份是关于警方在2008年禁止在汽车上粘贴部落标签的报告。2010年，政府关闭了一家播放颂扬部落敌视诗歌的电视台。2011~2012年，媒体报道政府干预部落和宗族冲突这些冲突偶尔也在教育体系中发生。但媒体直到最近才开始报道这些纷争和部落的表态，这些现象很可能已变得更加普遍和频繁。然而，政府一方面试图阻止这种部落敌视，尤其是与部落相关的暴力冲突；另一方面，政府继续鼓励其他部落主义的表现，诸如部落马基里斯会议，并且把它们作为政府机制的一部分。直到2007年，政府尚未意识到部落复兴的范围。它所表现出的事实，就是在时任王储、后来成为国王的阿卜杜拉的倡议下于2003年在沙特开幕的国民对话(al- khiwar al-. Watani)论坛(官方名字为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民对话中心， KACND),但直到2010年论坛才召开讨论部落主题的会议。论坛的一个目标是，通过组织研讨会，促进王国不同地区内各个民众群体间的理解与包容。这些会议对决策者评估不同地域的民众意见提供了另一种手段，该问题在“9·11”事件以及2003年春天“基地”组织在沙特发动的一系列恐怖袭击后变得很重要，它们证明了极端主义在沙特盛行。国民对话论坛汇聚了各领域的知识分子，全部由国家挑选，旨在讨论哪些问题是主要的社会政治问题。截至2010年，该论坛在王国的不同地区已举行9次会议。这些会议探讨了一系列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包括对诸如国家团结、反对狂热和极端主义的斗争、妇女的社会地位、对其他文化的社会态度等问题的总原则。会议也对一些实际问题进行讨论，如教育改革、青年的期望、就业、医疗服务。由于国民对话论坛都要选择参与者和会议主题，因而一些敏感主题，诸如部落主义只是偶尔涉及，并非会议的中心议题。2009年底，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国民对话中心宣布设立一个新的论坛—沙特文化对话论坛，目的在于鼓励公民社会机构在管理文化方面发挥作用，并且拓展沙特地区和省份之间的对话与理解。新的论坛每年在沙特不同地区召开两次会议。与会者人数与讨论的主题也相应增加。诸如部落主义、宗教意识形态这些敏感的话题首次允许讨论。2010年11月底，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民对话中心在沙特文化对话论坛中，组织讨论了部落主义和地区主义对国家团结的影响。与会者试图确认部落主义与地方主义根深蒂固的程度以及在面对“当前变化”时它们怎样影响社会和国家的团结；他们也期望尝试“将国家团结与积极的部落和地方忠诚整合在一起”。在第一次讨论中，组织者询问了部落主义是否在增强，或是否削弱了国家团结的问题，以及这一现象近期凸显的原因是什么；部落主义的积极与消极因素都有哪些方面；依照部落主义的观点，未来的沙特国家文化需要什么。第二次讨论的主题是与地方主义有关的认同问题，聚焦于部落主义是否代表了狂热主义或其他消极的趋势。在这些讨论中，参与者提及通过法院系统取消不同部落背景的夫妻婚姻问题，以及互联网推动部落主义与部落认同的现象。这些讨论的主题表明，政府承认部落主义和地方主义已经加强，并且注意到这一现象可能危及政权的稳定，成为政府渴望发展国家认同的障碍。然而，讨论的主题也反映了政府对部落主义的矛盾态度。这些讨论并不表明政府要认真尝试应对部落主义和地区主义的现象，当然更没有严厉打击部落主义的意图，而是渴望遏制部落主义及其察觉到的消极因素。与此同时，这些会议还反映了政府希望继续利用部落主义的“积极方面”。结论：部落认同是对政权的威胁沙特家族产生于一个独特的部落社会，并在这一环境下运作。它渴望建立一个拥有中央集权政府的现代国家，以便在面对部落政治权力的挑战时能够确保统治家族的存续。因此，为了达到这一政治目标，王室家族审慎地采取行动来限制部落领导人的政治权力：在整个王国地方政府的关键职位上任命亲信取代部落领导人；利用国家机构向先前负责任的部落领导人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和物质享受；废除部落所拥有的军事力量，重新招募部落成员进入国家建立的军队或其他安全部队；鼓励游牧的贝都因人定居，以便将他们整合为现代国家的生产要素。无论是1932年沙特王国建立之前，还是随后在1953年建立第一个政府及此后建立的国家机构，沙特家族为实现其政治愿望所使用的机制都是部落。但采取现代治理机制的企图并不总能取得成功。与此同时，王室家族将继续在文化上坚持维护部落特征与传统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它对形成文化同质性和培育对政权的忠诚是必须的。这种对部落主义的矛盾态度将部落认同作为一种维持在有限范围内的政治认同，它低于王室家族所采用的作为王国主要政治认同的国家一宗教认同。然而，政府所采取的减弱部落主义的所有举措，诸如兴建现代基础设施，建立现代行政机构，都未能替代根深蒂固的政治与文化传统。部落认同和部落从属关系，虽然因现代国家和体系制度的扩张而削弱，但仍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上文所述，部落主义经历了复兴。尽管如此，部落主义的复兴几乎没有超出文化领域，也没有重要的政治含义。仅有很少部分新媒体的使用者，利用他们的媒介去传播政治思想，或是以反对派的话题来纪念其部落或部落领导人的政治形象。沙特阿拉伯的部落主义仍处于控制之下。只要政府能够成功维持中央权威，就可以控制部落主义，抑制将部落认同作为主要的个人认同的膨胀，并减弱对政权稳定性的一切威胁。然而，伊拉克和也门政权的瓦解，突出证明了当政府权威衰败时，就会出现部落主义内生的分裂势力。一旦政府的中央权威削弱，沙特阿拉伯也不会幸免此类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