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女”与京剧：话说“雅俗”
作者：王飚
“超女”与京剧有何相干？——“超级女声”搅动了小半个中国，也招来了“低俗化的顶峰”、“很恶俗的节目”之类的批评，而京剧现在是“公认”的“高雅艺术”了。一“高”一“低”，一“雅”一“俗”，倒也相映成趣，于是引出本话题。
反对“低俗化”，这些年已经有过几回。80年代初，通俗歌曲刚重出江湖，就险遭封杀，罪名除了“靡靡之音”外，还有一条“低级趣味”。不过那时高举的还不是“高雅”，而是“革命”，因为当时“高雅”还沾着“封资修”的边儿。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文艺界再度活跃起来。而此前几年以“坚持”自居的理论家则猛攻流行音乐、通俗文艺、大众文化，几家大报联唱“严肃文学”、“高雅文艺”、“纯文学”。“严雅纯”，象个女孩子名字，使人想起《班主任》里的谢惠敏；而“刘（流）通大”倒象是个农民或打工仔。当时与朋友打趣，曾说：“严雅纯一定嫁给刘通大。”这回，不再提“严肃文学”、“纯文学”了，大概因为前者压根儿就不能成立，后者又概念不清。这回只提“高雅”、“健康”，说明咱们国家还是进步了。
“京剧是高雅艺术”就是那时出现的。最初看到这句话时，曾不禁哑然失笑：“这哪是抬举京剧，分明是京剧的死刑判决书。”但后来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各大媒体纷纷反复念叨这句判词，我实在以为京剧可怜。
为什么说是“死刑判决”？这要从京剧怎么“生”出来的说起。话说乾隆年间，戏曲界有过几个回合的“花雅之争”。“雅部”指昆腔，“花部”则包括秦腔、梆子腔、二簧调、徽调等地方戏。戏曲史家认为，地方戏的兴起和流传，与清代商品经济发展，与本地商帮的流动联结在一起。这也和有人说“超级女声”是一次商业操作，并且由一个地方电视台举办而扩大到数省，有点相似。而“花部”也称“乱弹”，其实意思就是“俗部”——“其词淫亵猥鄙，皆街谈巷议之语（按：“恶俗！”），易入市人之耳（“迎合低级趣味！”）。又其音靡靡可听，有时可以解忧（“娱乐”）”，以至“趋附日众（据说“超女”也拥有4亿之“众”），虽屡经明旨禁之，而其调终不能止”，居然成了“一时习尚”（《啸亭杂录》）。而乾隆爷崇雅抑俗、“明旨禁之”的手段，可比什么“建立警告机制”、“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之类厉害多了：他出动了军队，“交步军统领五城出示禁止”，花部戏子“概令改归”雅部，“如有怙恶不遵者，交该衙门查拿惩治，递解回籍”。秦腔班子主持人魏长生被逼出京，到江苏、四川演出，却又居然“乱弹部靡然效之”。（怪了，超级女声好像也是成都最红火？）接着就是四大徽班进京。于是嘉庆皇帝再次谕令所有“乱弹”等戏“概不准再行演唱”，京城内“着交和珅（就是反对低俗的王刚扮演的那个角色）严查饬禁”，还“传谕江苏、安徽巡抚”等省级领导“一体严行查禁”。看来“花雅之争”还够激烈的。
这场“花雅之争”——俗雅之争的结果如何，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到了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年代，幸赖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关怀，“雅部”昆曲才保留了一丝血脉，至今境遇凄凉。而低俗的“花部”诸腔，经交流融合，终于形成了当今的“国粹”京剧。
这段历史，读过点戏曲史、文学史的都知道，不新鲜。新鲜的是一些评论家好像忘了，把京剧抬进“雅部”，坐到它老祖宗对头的位置上。这是应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话，还是想证明“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则呢？是该喜，还是该忧？
局外人说该欢喜，你看，政府扶持，商家赞助，外国人都来看了，不爱“国粹”的大学生已经受到深刻教育，戏曲频道老票友、小票友唱个不亦乐乎，形势大好。圈内人却忧心忡忡。“京剧节研讨会”上，文化厅干部“列举了京剧面临的种种困境：演出锐减、观众冷漠、队伍萎缩、后继乏人、从业人员待遇低下……已面临生死关头”。政协委员调研结果：省级院团“状况非常不好”，“大量人才流失到了其他领域”，“十几年前还不是这个样子”（这“十几年”不正是京剧“高雅”期么？）。“大多数县剧团由于无钱排戏，只能维持”，近半数“没到农村演出过”。中国京剧院院长说：“京剧观众早已从大众变为小众”，“非团购的观众数量少之又少”，“京剧正慢慢变异为一种福利文化。”雅士们批评超级女声“愚乐大众”，又“愚”又“俗”的“大众”却还是“乐”，京剧界人士却自己感叹已处于“自愚自乐的现状”。这些，媒体只偶有透露，都不愿声张。
我倒不认为京剧“已面临生死关头”，因为那个“判决”本来就“定性不准”，该“发回重审”。京剧还能生存，不是因为它“高雅”，恰恰因为它虽几经雅化，但从娘胎里带来的“俗”的基因还没有化掉。你只要看赤着膊的胖老爷子蹲在马路牙子上摇着大蒲扇自得其乐地唱“我本是卧龙岗闲散的人”，或者刚从农村出来的小保姆边刷碗边哼“苏三离了洪洞县”，便可知端的。所以，振兴京剧的地界，在县城，在乡镇，那里有爱“观”京剧的“众”。拿出当年梅兰芳这些名角跑码头、走江湖的劲头，到各地方去，这样，京剧还能“兴”上若干年。否则，一心靠“扶持”，那就只能向昆曲看齐了。
这里主要不是说京剧的事，扯上京剧，是因为京剧演变史，浓缩了一部文艺雅俗史。这历史可长了，从孔老夫子痛斥“郑声淫”，要“放郑声”而崇“韶乐”开始，少说也近2500年。如果有人愿意探讨，绝对是一流的博士论文选题。至少可以说出以下几点：
大多数新的文艺品种、文学形式，出身都“俗”。四言《国风》本是周朝民谣，骚体屈赋源自楚地巫歌，五言始盛于乐府，词曲初附于燕乐。就说雅部昆曲，它的祖宗杂剧，也生在“勾栏瓦舍”，就是现今歌厅、酒吧一类的地方，娱乐频道不过是电子化的“勾栏瓦舍”。而且昆曲只是和花部相比算雅，和当时奉为正宗雅文学的诗、文相比，戏曲和小说都属于“小道”，到清末近代文学观念传入，才被看作“文学之最上乘”。五四时期，“高雅”的是陈散原的诗、林琴南的文，胡适提倡的白话被讥为“引车卖浆者流”。而新文学家却大都鼓吹俗文学，郑振铎还专门写了《俗文学史》。
出身本“俗”的文艺品种开始多遭到当时雅文艺崇尚者的鄙视、排斥，甚至打击，但压不住，因为“趋附日众”。新而俗的文艺未必都好，也未必都能立住，有的就被淘汰了，这也取决于哪种能“趋附日众”。所以文学艺术史上能站住脚的新形态，最初大多适合而且“迎合”低层俗众文化消费的需要。词在今人看来为绝雅之品，可在晚唐宋初，却是为侍宴歌女、教坊伶工演唱而作。高雅的诗人写起词来娱情媚俗，不乏其人，经常被人举例的就有欧阳修。民国初年梅兰芳声誉初起时，京城分成“梅党”、“朱（当时名角朱幼芬）党”，争得不可开交。要说起来，当年名旦的“捧角党”还是今日超女“造星族”的祖师爷呢，“玉米”、“凉粉”不就是现代版的“梅党”、“朱党”吗？有众“趋附”，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文人、艺人“靡然效之”，这个新品种就兴盛起来。
随后，就从低层俗众向“高层雅士”扩展。达官显贵也喜欢了，不过所欣赏的仍是原先高雅文艺所没有的那种新鲜的俗劲儿。比如京戏虽然演进了紫禁城、颐和园，但就老佛爷的文化底蕴论，其实也不过一个大俗人而已。不过文人雅士参与消费，进而参与创作，也会影响、改变这种文艺形态的审美趣味和性状。同时，新的文艺品种也在同类竞争、淘汰、融合中逐渐成熟，从其他俗文艺、雅文艺中吸收可用成分来丰富、完善艺术手段，通过自我传承创新而提高艺术品位，于是就向“雅化”发展。近代戏曲史上，“北梅（梅兰芳）南欧（欧阳予倩）”都曾是推动京剧雅化的代表人物。这时，就到了“雅俗共赏”的阶段。
欧阳予倩演出的《晚霞》
但是，所谓“艺无止境”，只能就艺术总体或个人艺术追求而言；就某一文艺品种的基本形态而言，却是有止境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其体制就定型化了，就如诗词之有格律，古文之有义法，京剧之有程式。这时，这个品种就会面临两难境地：或者想与时俱进，自我改革，突破体制，那就不是它自己了，所以京剧版《图兰朵公主》公演不久即遭到“破坏京剧传统”的批评；或者恪守传统，保存国粹，至多在题材、技巧、风格上小有变化。到这份儿上，传统已成了经典，变为“典雅”。“典雅”的时间太久了，就成了“古雅”（目前京剧还没达此境界）。“古雅”、“典雅”，就“雅”成了“古典”。而观众、读者却一代又一代更新。于是又有新的“低俗”的玩意儿出来。于是又有崇雅者鄙视、排斥。于是又一道轮回。
大抵如此。
说实话，读诗，我还是喜欢唐诗宋词；听戏，也更欣赏昆曲。但是我知道这只是个人爱好，与人无干。“坚持”了这么多年，多少懂得“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怎么回事。文艺可以别雅俗，也可以分高低，但不能以“雅俗”论“高低”。雅有雅的高低，此名角儿擅场而众跑龙套陪衬是也；俗也有俗的高低，此李宇春胜出而众小女子回家是也。
所以我不赞成崇俗抑雅，因为小众也是众；更不赞成崇雅抑俗，因为大众毕竟大。甚至认为无需特别强调“雅俗共赏”，无妨雅者赏雅，俗者乐俗。我很欣赏近代龚自珍的一句话：“道从史出”。真正的道理，不出自圣人，不出自“大人”，出于历史。要给人讲道理，得自己懂道理；要想懂道理，还得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