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结婚时，身边为何没有亲人？为何成了试飞的第一个女人？

宋庆龄的生活小片段，她为何会成为，试飞中国自制飞机的第一女人

一、早年的学生生活

宋庆龄，在美国留学时，曾经取过一个英文名字，叫做洛士文（ Rosa mond )，原籍广东海南岛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即阴历壬辰年十二月十日，出生于上海。父亲为宋嘉树，又名耀如，母亲为倪桂珍，二人都是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

宋庆龄七岁时进了上海八仙桥畔的三一堂女塾，并寄住在女塾的宿舍里，美龄五岁时也进了该校。这是一所教会学堂，后来并入了中西女塾，即今天的中西女子中学。因为这个关系，人们认定宋氏三姐妹为中西女塾的校友。

宋耀如夫妇对三个女儿都喜爱，视为掌上明珠。但大女儿太倔强，小女儿太顽皮，次女庆龄则性情温雅，举止端庄，身材娇小，体态优美，特别得到父母的疼爱。宋耀如常常用双手把她举得高高的，兴奋地说:“你啊，你是我们快乐的源息”。

宋耀如毕业于美国万德华尔特大学,倪挂珍虽然没有出过国，但也受过新式教育，所以夫妇两人都不信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常常对三个女儿说:“你们是女孩,但并不妨碍自己成为对祖国有贡献、有作为的公民。我们要统统送你们到美国去读书。”1908年，庆龄才十五岁，美龄更小，只有八、九岁，就一同赴美，进了佐治亚洲梅肯城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因为大姐早已在该校读书，三人由此又多了一层同学关系。

在校内，宋庆龄读的是文科，既聪明，又用功，门门功课都考得很好。她的记忆力极强，对语言有惊人的天资，学了英语，又学法语。后来她在本为孙中山做秘书时，再学了俄语和德文。她的上海话自然更不必说了，一口地地道道的本地音，只是普通话讲得不够标准，夹有一点儿上海腔。宋庆龄还擅长写作,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并担任过校刊的文学编辑。

宋庆龄从小就具有爱国思想,虽然身在异邦，但时时怀念着苦难中的祖国。她说:“我不能不想中国，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忘记中国。”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美国,宋庆龄兴奋得睡不好觉,立即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文章开头就说:“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场革命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篇文章后来发表于《威斯里安》1912年第四期。

这时，宋耀如正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手下参加革命工作，给庆龄寄来了一面新国旗，即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她高兴极了，立即爬上凳子，把原来挂在壁上的清朝龙旗撕了下来，扔在地上，并高呼:“打倒黄龙！共和国万岁”。素以文雅庄重见称的宋庆龄，兴奋到这个地步，使同寝室的女同学大为惊讶。

宋庆龄对母校是有感情的。1913年夏季毕业后，她虽然没有回过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却时常惦记着它,不断给校长、老师和同学们写信。美国客人访华时，她也常托他们捎去礼物和问候。1925年，宋庆龄还给母校捐献了五百元美金。

二、到了孙中山身边

1913年8月，宋庆龄离开美国，抵达日本。这时，因为被袁世凯所通缉，在上海不能立脚，到日本过流亡生活，住在东京。宋耀如曾经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为了避祸，也带着原在上海的全家老小逃往日本，住在横滨。所以宋庆龄先到日本去看望爸爸妈妈。

等候在码头上迎接她的，一个是新近与宋霭龄结婚的姐夫孔祥熙，一个是孙中山。宋毕恭毕敬地向孙中山鞠了一个躬，轻声地说:“谢谢你，孙伯伯!”

孙中山与宋耀如是知己朋友，他曾经多次到宋家，有时就住在那里。他一来，总是同宋耀如高谈阔论，大讲救国救民之道。当时，宋庆龄还是一个孩子，不可能完全理解孙中山所讲话的意思，但是她喜欢呆在旁边听。孙中山说:“现在，中国是只睡狮，不久就要醒过来了。”她相信这句话是对的，古老的中国是会年轻起来的，也会强盛起来的。

宋庆龄正在这样回忆的时候，孙祥熙已经在催她上车了，于是三个人登上了马车。在横滨寓所，宋庆龄见到了父母和姐弟，骨肉团聚，自有一番天伦之乐。几天以后，大家谈到庆龄的工作问题，她说。“只要是革命工作，我什么都愿意做。”

宋庆龄原来是孙中山的秘书，因为最近与孔祥熙结了婚，便辞去这个职务，决定专心一意做个家庭妇女。婚后，她生了四个子女，即孔令仪、孔令侃、孔令伟、孔令杰，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

宋霭龄辞职后，孙中山还没有物色到适当的人选，而大量的工作确实也需要有一个助手。宋庆龄对姐姐说:“你看我去接你的工作，好不好?”姐姐说:“你如果真肯做,倒是个合适的人。不过，这是革命工作，是很危险的。”她说:“一个人应该有点牺牲精神，否则就会一事无成。我不怕危险。”

经过孙中山的同意，宋庆龄就在东京做了他的秘书, 整理文件，裁答书信，接待外国客人，十分忙碌，但她认为能够在孙博士身边做工作，是自己最大的幸福,因而心情也很愉快。她对孙中山说:“追随你，就是追随革命。除了献身革命以外,我别无他求。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满足的了。”说着，她自己满意地笑了。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时,宋庆龄很快就成了最早的党人之一。

三、—对革命的伴侣

1915年，宋耀如一家早已从日本回到了上海,孙中山也劝宋庆龄回国,说：“年轻人么,总免不了要想家，家里人也不放心你,还是回去吧!”

动身的前一天,宋庆龄对孙中山说：“在我请假时期，你想到了要办的事，请随时记在小本子上,等我回来再整理。”孙中山笑笑说:“那么,你是准备再回来的了。”宋爽快地说:“当然要回来，时间不会太久，因为革命在你这里。”

办公室内只有两个人，谁都似乎有许多话想说，但谁也开不了口，室内是一片沉寂。后来，宋庆龄终于面孔腓红地说话了:“我不但会回来，而且愿伴随你度过一生。”孙中山愣住了，忙说:“不行，这怎么可能呢?我老了,你还很年轻。”宋庆龄断然说:“革命，是不分什么年老年轻的。我小的时候，听你说过，人的一生如果不能投入一项有价值的事业，便毫无意义。我现在的理想就是一定要成为你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孙中山急切地说:“革命需要你，那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我们的事情，你必须回去征得父母的同意，庆龄啊!”

宋庆龄回到上海后，向全家宣布了这个消息，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远在美国的宋子文和美龄也不赞成，写信回来规劝她，不要感情用事。宋庆龄坚决地说:“这不是什么感情用事，而是为了革命的需要。”

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1867—1952年)，广东香山县壆（bó）村人,1885年结婚，生有一子孙科(1891年生)、长女金琰(1895年生)、次女金琬(1896年生)。卢夫人留在老家，已与孙中山分居多年。她为了专心侍奉老母,于1915年3月由广东赶往东京，与孙中山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于是孙中山把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上海的宋庆龄。宋接信后,不顾全家反对，于10月24日到达东京。

翌日，两人就在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的住宅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双方都没有家属参加。婚后，新夫妇邀请在东京的几位革命党人，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招待会。和田瑞律师受新夫妇的委托，在东京市政厅办理了结婚登记，并主持了双方《婚姻誓约》的签字仪式。《誓约》是用日文写的，翻译中文如下:“此次孙文与庆琳诸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之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的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人的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誓约人孙文(章)、宋庆琳(龄)，见证人和田瑞,1915年10月26日。”

1980年3月18日,宋庆龄对这个誓约,作了几点说明:（一)誓约上写的是“宋庆琳”，因为“琳”字比“龄”字好写；(二)她从美国来到东京,没有私章,所以没有盖；(三)结婚日期为十月二十五日,但誓约上写的是二十六日，因为见证人.和田瑞认为双日带有吉利的意思。这个《誓约》,宋庆龄曾经长期保存于上海莫利哀路中山故居。上海陷落时，被日军所抄去。1962年，在民间征到了此约，经宋庆龄亲自鉴定,认为并无错误,便在卷尾写上了“此系真品”四字。

结婚时，宋庆龄戴着羽毛装饰的阔边女帽，烫发，穿着美国式的衣衫和套装，硬袖硬领，一身当时流行的西式打扮。孙中山则穿西装。但结婚以后,宋庆龄的装束日趋朴素,不是穿中国式的旗袍，就是著短衫黑裙。

对于这次婚礼，宋庆龄并没有告诉许多至亲好友，只写信告诉了一位美国学友，信中说:“这次婚礼尽可能地简单，因为两个人都讨厌那些繁文缛节。我很愉快，试图在我丈夫的英文通信往来方面，尽可能地多帮助他。像你所知道的那样，结婚对我来说,好比迈进一所没有考试来麻烦我的学校。"

四、粤变中死里逃生

1916年4月，孙中山偕宋庆龄从东京返抵上海,寓居丁法租界环龙路六十三号，继续讨袁活动。翌年初，孙中山夫妇迁入了环龙路附近的莫利哀路二十九号新居，即今天的香山路“中山故居”。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小洋房，院内有一块广阔的草坪，常作为集会之用。

1920年11月，应粤军许崇智的请求，孙中山偕宋庆龄再度离上海赴广州。翌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总统府设在观音山（即今越秀山)南麓，住宅则为半山上的粤秀楼，这原来是龙济光所筑的私寓，两处相距一里多路，有一条曲折的天桥可通。

6月15日，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陈炯明公开叛变，派四千多官兵进攻总统府和粤秀楼，并以二十万元作为谋害孙中山的赏金。这天深夜，宋庆龄正在酣梦中，被孙中山喊醒，说刚才接到一个电话，陈炯明即将攻打粤秀楼，火速逃往永丰舰。孙中山叫夫人同行，宋庆龄坚决不允，叫他先走，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能没有你。”孙中山看她这样坚决，无可奈何，只得把自己打扮成为-个中医,偕秘书先行出走。宋庆龄为了掩护孙中山的安全撤离，坐镇粤秀楼。总统府原有一个警卫团，团长陈可钰率领部分卫兵保卫总统府;该团大队长姚观顺、第一队队长黄惠龙、第二队队长马湘率领卫士坚守粤秀楼，官兵仅六十五人。

到了凌晨三时左右，枪声四起，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叛军大喊:“打倒孙文!”向粤秀楼进行包围，还用野炮射击，一弹击中了澡堂。卫士们英勇抵抗，至黎明时，叛军头目李云复所率领的官兵已伤亡三百多，尚未跨进粤秀楼一步，不得不暂时退下去了。

在此休战的间隙,由卫队的姚观顺、黄惠龙、马湘三人掩护，宋庆龄离开粤秀楼，沿着天桥，匍匐而进，爬行到总统府。他们过去不久，只见火光一闪，天桥就被炸断了。后来，宋回忆说:“从上午八时至下午四时，我们无异于葬身连天炮火的地狱里。流弹不停地四射，我随时有中弹毙命的可能。”

到了总统府，那里也在一片炮火之中，团长陈可钰把总统大印交给了宋庆龄。这时,府前的两层大铁门被打开了，叛军一涌而入，有的抢包袱，有的抢字画，有的抢财物。正在这样混乱之际，宋庆龄一行人乘机夺门而出。宋庆龄头戴姚观顺的草帽，身披孙中山的雨衣，没有被发觉，得以安然逃出。

走到街上，一阵枪声迎面扑来，卫士叫大家伏在地上装死。等到枪声疏落时，又连爬带跑,时停时进。后来，宋庆龄力不能支,躲入了一个老百姓的家里，一跨进门，就昏过去了。苏醒后，把自己扮成一个村妇,手里拎着菜篮，继续逃跑。第二天到了沙面。最后,.宋庆龄由岭南大学负责人钟荣光陪同，乘坐小汽船，到达永丰舰，与孙中山见了面。后来孙中山留在舰上，指挥作战，宋庆龄则回到上海,用英文写了一篇《广州脱险记》。

陈炯明被平定以后，孙中山于1924年元旦对保卫粤秀楼的卫士颁发奖章。他说：“我自致力革命以来,不知经过多少次大小战役，但从来未授过奖，这是第一次。你们六十五名卫士,在战斗中无一阵亡,这也是战争史上所罕见的。”接着,宋庆龄亲自把奖章佩在每个卫士的胸前。至今,在广州的中山念纪碑上还刻有“抗逆卫士题名碑记”,作为纪念。

五、陪同孙中山北上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吴佩孚的统治,建立了他和段祺瑞、张作霖的联合政权。他们先后发出电报，邀请在广州的孙中山,前往北京，共同商讨国家的和平统一问题。

对于他们的邀请，到底去还是不去?许多国民党人认为段祺瑞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如果北上,不仅谈不出所以然,还恐有不测之虞。经过反复考虑，孙中决定以去为好。宋庆龄支持他的意见，对他说:“我早就对你说过，我是你听话的仆人，不管是凶是吉，我一定陪你去。”

11月13日，孙中山偕同宋庆龄从广州出发。绕道日本而路过神户时，他们应邀于二十八日在兵库县立第一高等女子学校发表演说，宋庆龄说:“现在，妇女的使命是重大的。我希望中日两国妇女更加觉醒，为确保东洋而互相携手，阔步前进!”

在途中，孙中山身体不适，体温升至四十度以上，肝区疼痛不已。抵北京后,进了协和医院。翌年2月17日,该院院长以英文写信给孔祥熙，其中说:“孙先生入本院，即发觉所患为肝癌最末期，为不治之症，经以剖割及将癌之外皮用显徼镜检查证明,诊断确为该症，且病情已从不好而至极不好，余等认为孙先生之生存，为无希望矣。”孙中山便移居北京铁狮子湖同行馆，即顾维钧宅，改服中药。

当孙中山病危时，汪兆铭建议起草遗嘱，先由吴稚晖执笔，寥寥百余字，内容酸腐，改由汪兆铭自己起草。这个草稿经大家同意后,交给了宋庆龄。宋怕刺激孙中山，一直不肯拿给他签字。3月11日早晨8时，何香凝走进孙中山的房间,发觉他的眼晴已经散光，知道危在旦夕了。于是宋庆龄一面掉着泪，一面托着他的手腕，让他用钢笔在遗―上补签了字。孙中山也掉着泪,对何香凝说:“廖夫人、廖夫人……”他喘得说不下去了。“何安慰他说:“我们会照料夫人的，请先生放心!”第二天九时三十分，这位伟大革命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时，孙中山的儿子、女儿和宋庆龄都在他的身边。

遗嘱分国事和私事两种，后者的全文为:“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往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维余志，此嘱。”孙中山奔波一生，只是两袖清风，他的遗产除书籍刊物四千六百多本外，只有在上海的住宅一所，而这所住宅还是革命党人许崇智购下赠送给他的。不久，孙中别为了筹集革命经费，曾经把它抵押给上海广东银行。加拿大和美国的华侨得知情况后,纷纷捐款,把它向银行赎了回来。

孙中山早年曾经参加过基督教，但多少年来,早已不做礼拜,而且不属于任何一个教堂。然而依照宋庆龄的意见，仍按基督教的仪式，在一座礼拜堂里为孙中山举行了葬礼。在送葬的行列中，宋庆龄穿着黑色的丧服，面罩黑纱，悲痛欲绝，宋美龄和孙科扶搀着她，孔祥熙和宋霭龄紧跟在他们的后面。4月2日，孙中山的灵柩被移放于北京香山碧云寺。1929年6月1日，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南麓，称为“中山陵”。

由于孙中山逝世的打击,宋庆龄病倒了。在这期间，宋霭龄、美龄和孔祥熙都尽量照顾着她,安慰着她。后来，宋庆龄与他们在政治上虽有分歧，但彼此感情还是不错的。

六、爱祖国又爱儿童

美国里根总统在唁电中称赞宋庆龄是中国现代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这不是谥美之辞。宋庆龄之热爱祖国，甚于爱自己的生命。她幼年时，就坚定地说过:“我要像孙逸仙博士那样革命一辈子。”孙中山逝世后,她仍然沿着孙中山所指示的方向奋斗了一生。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疗服务和儿童保育工作,同时向全世界宣传抗日运动。通过“保卫中国同盟”的介绍,许多国际友人纷纷组织医疗队,到解放区参加救护工作。他们先后成立了十一所国际和平医院、四十二个前方流动医疗队和八个医科学校。著名作家斯诺，也是由宋庆龄介绍而到达延安的,后来他写了轰动世界的名著《西行漫记》。

在香港，宋庆龄有自备汽车，但是她不大坐车，经常独自或偕同她的秘书廖梦醒一起步行外出。她像普通百姓一样，在马路上看看街景,看看橱窗，或者到商店和摊头上买买东西。如果没有人指点，谁也不会知道她就是伟大革命家孙中山的夫人。

1941年底，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在日军侵占香港前六个小时，机场已经受到炮弹的袭击，由于新西兰的詹姆斯·伯尔德林姆的帮助，搭最后一班飞机到重庆。在重庆，她继续从事抗日工作，慰问伤兵员，视察防空洞，并忙于写作，向海外进行宣传。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解放后，该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由她亲任主席。她创办了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儿童艺术剧场和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使千千万万的儿童得以壮茁地成长。

七、生活中的小故事

外国记者和作家对于宋庆龄都是很尊敬的，称之为“本世纪以来，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性之一。”在文孙·塞安的笔下，有这样一段描述:“她是一个既秀丽娴淑而又英姿飒爽的人物、她像一株幽谷的芳兰、一件光彩动人的瓷器。她是个瘦小温雅的女性，音调异常婉转，她的温柔和天生品质，使人怀疑她不是经讨革命风潮的人物，而是一个开始创业的少妇。”

宋庆龄对孙中山十分崇拜，常自称“我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她在谈话和文章中，始终称孙中山为先生。她在1922年所写的《广州脱险记》中，一开头就写着“中山先生”几个字。在东京时，她常对孙中山说：“我只是你的一个仆人，不是么?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人。”

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后，对他体贴入微，政治上给以支持，生活上给予照料，亲自安排他的饮食和衣着，更重要的，她i时时以宁可牺牲自己的精神来保护孙中山的安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一直保存和使用着从前同孙中山合用过的日常生活用品，如饭碗、茶杯、酒盅、筷子之类的。一有时间，她常把它们洗洗、看看、摸摸，见物如见故人。中山故居里至今保存着一条陈旧的被单。据说，孙中山离开人间后，宋庆龄始终使用着这条被单,直到交出作为展品为止。

宋庆龄生活简朴,对于饮食更不讲究。孙中山在世时,家里有好几个人吃饭，但规定每天菜金不得超过两元。孙中山病故后,她的饮食更简单了，有啥吃啥，毫不在意。对于宋氏三姐妹的衣着，美国海伦·斯诺有过一段描写:“蒋夫人梳着最时髦的长长的刘海，戴花枝式的耳环，穿斑彩的印花服装。孔夫人虽然不大在公开场合露面，不过她也喜欢穿时髦的衣着。只有孙夫人淡衣素服，自从守寡以后，她穿著黑色的中国旗袍。

宋庆龄很勇敢，是参加中国自制飞机试飞的第一个女子。1923年，广州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杨仙逸自己装配了我国第一架飞机，在大沙头机场举行试飞，孙中山夫妇也兴致勃勃地赶往参加试飞。这飞机有两个座位,除飞行员外，尚可搭乘一人。孙中山问:“谁愿意参加试飞?”宋庆龄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戴上飞行帽和眼镜,毅然登上了飞机。飞行员黄光锐驾机在空中转了好几个圈子。表演完毕后,飞机着陆，宋庆龄神态自若地走了下来。孙中山见到试飞成功，非常高兴，就以宋庆龄的英文名字，命名该机为“洛士文第一号。”

宋庆龄是个重感情的人，她爱家,尤其爱母亲、子文和美龄,也爱两个外孙女孙穗英、孙穗华。据孙穗英回忆说：“祖母对服务人员和保姆都很关心，对我们更是笑眯眯的，态度和蔼，说话声轻,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生气、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