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平常心看日本：教育一瞥

日本自近代以来的强大和富裕，让日本人自己解释，很大程度上归结为重视教育。《日本人》的作者埃德温·赖肖尔也说，“高度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日本能在十九世纪成功地赶上技术先进的西方、随后又能取得经济上的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即使在战后最艰难的年代，日本人勒着肚子也要保证最大限度的教育投入。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丰富的人才储备，为日本经济的复苏、兴旺乃至一跃而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发挥了莫大的作用。中国人到日本，感触最深的恐怕不是城市的现代化设施，而是国民的良好教养，安静而有秩序，语言文雅，谦恭有礼。这不完全与富裕相关，但一定是教育的结果。

相对国土面积而言，日本是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是个学校林立的国家。到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男女识字人数就分别达到总人口的45%和15%，比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差不了多少。从1907年开始，小学就实行男女混合制六年义务教育，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战后实行小学、初中九年义务教育，不收学费，也不收课本费，只收学习用具、午餐和音乐欣赏的费用。如果是低收入或不纳税阶层如留学生家庭，凭“就学援助制度”，不光免缴一切费用，到年终还能得到一定数额的援助金。的确，义务教育的意思就是国家有教育公民的义务，宪法规定国家必须承担这一责任。到高中、大学，国家没有教育的义务了，要想受教育就得自己掏学费。由此我不禁想到，中国的“义务教育”实在是个很滑稽的名词。号称义务教育的十年制中小学全都要收费，而非义务教育的大学倒反而不收学费（近年也开始收了）。义务教育的意思似乎成了公民有受教育的义务，而非政府有义务教育国民。

日本的中学有公立和私立之分，大学则有国立、公立和私立三类，国立和公立的区别相当于中国的部属院校和省市属院校。一般来说，中学是私立比公立好，但私立学校学费较贵。大学是国立的比较好，私立一流名校如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与国立大学不相上下，私立名牌大学和公立大学水平差近，普通私立大学水平最下，而数量也是最多的。当然，大学的等级评定是个复杂问题，不仅综合性大学和专科型大学不好比较，系科和专业方面也尺短寸长，各有优劣。但可以肯定的是，名校的入学考试都是竞争很激烈的，国公立大学由于学费远低于私立大学，竞争尤其激烈。而普通私立大学，入学考试已近乎形式，只要你能交学费，大概都能入学。当然，其后果也是截然不同的，名牌大学比如京都大学，工学部的学生尚未毕业，大企业就找上门来，有时想招两名，校方还只给一个。相反，不入流的私立大学，毕业生到处跑招聘会，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事情就是这样，容易进的大学，文凭基本也没什么用。

如此说来，大量的普通私立大学，岂不就没人读了？非也。文凭虽然无用，但受教育的过程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理念。哪怕是小职员，哪怕是售货员，哪怕是寺庙的僧侣，受过高等教育或没有，虽不一定影响到职业水准，但作为一个人的素质肯定是不同的。是处所见日本人的举止文雅、彬彬有礼，当然是与良好的教育有关的。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现实中的日本，由于生活的富裕和便利，已使青年一代丧失了前辈的刻苦奋斗精神和学习热情，教育和学习的危机日渐浮现出来。

从近年媒体的报道看，日本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学生普遍缺乏学习动力，少年儿童的厌学情况越来越严重。据日本文部省1998年的统计，因病和经济原因之外，当年缺课达30日以上的“不登校”中小学生达127000人，比前年增长21%，不登校的理由26.5%是“不安等精神混乱”，此外“没精神”和无特定原因的占21～22%，文部省据此认为不登校的原因主要是厌恶学校。另据东京的一项调查，初二学生放学后不学习的人从1992年的27%上升到1998年的42%，他们每天的作业就是电视和游戏机。此外，日本青少年研究所进行的一项比较研究，也很能说明问题。根据他们对日美中三国2000名高中生的调查，41.8%的日本高中生放学后不再学习，美国和中国只有12.6%和8.3%。官方和民间的各种调查和测试都表明，日本学生的整体素质在日益下降。学校虽都意识到这一问题，但不敢给学生施加压力。日本家庭对少年儿童明显存在溺爱和纵容的倾向，在教育产业日益显露艰难征兆的今天，谁也不愿得罪学生家长。

然而，大学的入学考试，竞争毕竟是激烈的，名牌大学、热门专业的淘汰率都很高。要想考取名牌大学，靠中学的常规教育是远远不夠的，学费低廉的公立中学尤其不济。为此家长们必须让孩子到私塾去补课，这通常是在放学以后，等于再上一个学。在日本，教育质量高或者说善于进行应试教育的名塾，社会地位绝不亚于名牌大学，学费也很可观。为了保证孩子考取名校，家长是情愿花这笔钱的。于是就出现一个奇妙现象，一方面孩子在学校不用功学习，一方面他们学习时间似乎又很多，放学后还要进私塾补习。

与中国的情况相似，过重的高考负担给学生带来很大的压力。在高中阶段，他们面临高考，不得不拼命用功，一旦考进大学，便忘乎所以，恣意玩耍。日本的大学一向属于“难进易出”，毕业相对容易，主要是看修满学分而不是上多少课。自1991年课程改革，不再设必修课，而只设选修课后，学生们尽选那些容易取得学分的课。上课很自由，考试容易混，结果导致毕业生质量明显下降，以至有人戏称如今的大学生是“小学十三年级学生”，只有成绩而没有水平。鉴于这种形势，文部大臣的咨询机构——大学审议会已在1998年底向文部大臣提出了大学改革的议案，建议要让大学变得“难进难出”，严格把好毕业关，将结业学分由30分增加到60分，并且规定学年必修课时数，改变只要求学分修满而不管学习时间长短的状况。

教育体制方面的问题，通过改革和调整，是有望改善的，真正让政府头疼的是整个教育产业的问题。和韩国一样，日本的教育规模是战后高出生率年代划定的，伴随社会形态和生活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生育或少生育，人口出生率逐年降低，学校开始显现过剩的迹象。据京都府1998年的人口统计结果，女性生产率继续维持在战后最低点——人均1.26，仅次于东京。同时女性平均生育年龄也大大提高了，于是适龄入学的儿童人口就逐渐减少，中小学也由于生源不足，不得不缩减数量和规模，老师也不增加。近畿大学的一位老师告诉我，她先生进中学当教谕已十三年了，至今仍是学校最年轻的老师，当时我觉得她的表达很幽默，忍不住笑出来。后来得知，日本文部省已作出决定，自2001年起，每个班级由40人制改为30人，名义上这将更有利于个性化教育，实则是生源匮乏而不得已的措施。这种情形在中国也露出了苗头，我儿子读的小学今年和胡同另一端的一所小学合并了，合并后三年级只有两个班。

中小学的减缩结果当然就是大学的紧缩。私立大学因生源减少，入不敷出，只得削减课程，裁减非常勤讲师，提高学费，同时招生考试也越来越简单，据说有些学校已到了只要交学费就收的地步。然而学费的提高不可避免地又带来恶性循环，让本来就很高的门槛更教人望而生畏。本科大学如此，短期大学（相当于中国的专科学校）更觉艰难。1999年京都的几所女子短期大学一齐升级为本科，显示了大学教育步履艰难的状况。为此，许多大学已将眼光瞄准留学生资源，准备广招留学生以弥补国内生源不足的缺陷。人口众多的中国无疑是最有潜力的留学生市场。1999年日本一批大学在北京、上海搞了日本留学现场咨询，姬路独协大学甚至打出了“免试日语”的招牌，遭到其他大学“非法竞争”的批评。

据1999年5月的统计，日本现有留学生55755人，东京最多，其次是大阪府、爱知县、京都府。其中89.5%是亚洲学生，中国占近半数，约25900人，韩国约11900人，台湾约4190人。这个数字距2000年达到10万人的政府目标相距尚远，离日本大学的容纳极限更远。大力招收留学生不失为日本盘活高等教育的一个出路，然而由于奖学金少和毕业后在日就业困难，日本大学远不如美国的大学更有吸引力。近年日本的大学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调整策略，以应付国际范围内的留学生教育竞争。文部省为此不仅废除了留学生的保证人制度，还为新来日本的留学生提供15万日元的临时补助，并将增加奖学金的数额。我曾看到京都外语大学国际语言和平研究所搞的一份“关于日本大学留学效果的评价调查”问卷，对留学生的各种感觉和意见征询极细，其调查结果无疑会为留学生教育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关键是就业环境牵涉到国民经济的景气，不像奖学金问题那么简单，一时恐怕很难改变。

鉴于日本大学面临的各种问题，文部省经所属“大学审议会”研究，在1998年10月10日公布了“21世纪大学的构想和今后的改革方针”，明确新世纪日本大学的发展目标，从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大学的组织和管理到评价的各个环节，全面向政府提出了大学改革的建议，并促使政府修改了学校教育法和国立学校设置法。2004年4月，经过五年争论的大学改革方案终于实施，日本89所国立大学及其共用的4个机构实行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其核心是引进校外人士参预决策、管理活动并使之制度化。这一举措无论有多少优势可言，但大学自治的独立性肯定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而且伴随这一趋势，地方性大学合并和减省的日子也将到来。日本大学教育的前程如何，谁也无法预料，但森毅的著作赫然以《东大倒产之日》为题推出，总不能算是危言耸听吧。

收入《平常心看日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