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外小学砍杀案的凶手是精神分裂症？这个司法鉴定有问题！
昨日（5月23日），去年6月发生的上海世外小学凶案一审宣判，凶手黄一川被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黄一川一审宣判现场，图片来源于网络
虽已时隔一年，但案件的审理过程持续受到舆论关注。这种恶性事件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受害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无法挽回的损失；即使再过几年、十几年，恐怕也难以抚平受害父母心中的创伤。
上海世外小学凶案案发现场，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截取自财新网的报道《上海砍杀小学生凶犯一审获死刑 精神疾病无涉量刑》
在审判后，上海一中院发布通报：
被告人黄一川故意杀人，致二人死亡、二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黄一川系有预谋、有准备地在校园附近针对无辜儿童实施严重暴力，其犯罪动机极其卑劣，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黄一川虽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被评定为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但鉴于其罪行极其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且其精神疾病对其作案时辨认、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没有明显影响，故应依法予以严惩。
我认同法院“其精神疾病对其作案时辨认、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没有明显影响，故应依法予以严惩”这一判断和决定，我对一审结果并无异议。但黄一川真的是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吗？他犯下罪行时真的处于精神分裂症发作期吗？他真的应被认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吗？我并不认同。
从公开报道中可看出，黄一川明显有幻听，也很可能有较严重的被害妄想、关系妄想，精神病性症状“长期”存在。
截取自财新网的报道《上海砍杀小学生凶犯一审死刑 黄一川走向深渊之路》
因此，可以明确，黄一川确实存在精神病性症状，这是诊断精神分裂症的重要依据。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他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因为在精神科临床中，抑郁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等常见精神心理疾病也可伴有精神病性症状。
精神分裂症的另一必要特征是：患者的情绪、思维和行为三者并不协调，趋于紊乱。也就是说，患者的整体表现往往让人感到缺乏逻辑性，言语交谈、接触比较困难，行为愚蠢、幼稚、杂乱无章和冲动。说得通俗一些，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尤其是在发作期）的外在表现是疯癫的、失常的。
而黄一川的表现是怎样的呢？根据财新网的报道，黄一川曾在多个城市的高档幼儿园或小学踩点，并画有策划凶案的草图。他周密策划，反复踩点，并专门购置杀人工具，在案发前一天就动过歹念，但顾忌当时周边有保安；次日，他感到时机成熟才下狠手。
可见，黄一川作案时思维清晰，富有逻辑性和计划性，并且清楚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显而易见，这并不符合精神分裂症发作期的特征。
而且，从新闻报道中，黄一川事后对执法、检察供述犯罪过程和动机的时候，并未有明显的言语紊乱、思维混乱、行为失常的症状。
所以，我认为黄一川并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按照现行的精神医学诊疗标准，更可能是以下诊断：
双相情感障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偏执型人格障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为什么说他是双相障碍？是根据他的成长经历和日常表现来分析的。
据财新报道，黄一川自幼目睹父母不和，家中经常吵架，11岁时父母离异，与父母的关系均不良，长大后性格越来越内向，其自称初中时曾被欺负（但未得到其老师和同学的证实），他在中考、高考中成绩都不理想，考研更是两次失利，毕业后辗转各大城市求职，但屡屡碰壁。
显然，黄一川曾经历过一连串打击，遭受叠加性的心理创伤，尤其是考研失利和工作不顺后，其心理状态长期处于压抑、低落甚至自卑之中，长期在家中不出门，孤僻少语，有明显的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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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的性格又有另一个极端——盲目自信，自命不凡。这可能与其母亲的错误教育方式有关。
新闻报道称，黄母对儿子的照料是包办式的、保护式的。从儿子就读幼儿园到高中，她一直送饭到学校，还经常让儿子请假回家午睡，甚至当儿子提出就读更好的寄宿高中时，黄母极力反对，称“你又不会洗衣服、又挑食，自理能力这么差，怎么办呢？”
黄一川从小的学习成绩并不拔尖，但在黄母眼中，儿子“学习成绩很好，从不说谎，又乖又优秀”，并且非常希望听到老师夸奖自己的儿子。
很可能，出于爱子之心，黄母对儿子的能力的评价过于乐观了，并很有可能在黄一川的成长过程中经常过度地对其进行夸奖、表扬。
从心理上，这可能让黄一川形成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缺乏对自己的客观评价，实际能力一般，但心比天高，对未来设想得太简单、太顺利，且抗压能力非常薄弱。报道称，他备研时的疯狂而投入、列出一连串不切实际的计划，这很可能就是躁狂/轻躁狂发作。
这就是我认为他很可能罹患双相障碍的原因。
一般来说，人格障碍是由人格改变逐步加重，最后导致自我反省能力的完全丧失而形成的。在黄一川的病情发展过程中，其曾经出现偏执型和反社会型人格改变，迹象非常明显。
我曾撰文分析，个体遭受过叠加性心理创伤后，对外界敏感、多疑、充满不信任，容易把别人的无心言行、甚至好心好意当成怀疑，发展成偏执型人格改变，甚至出现被监视感、被害妄想。
至于人格障碍，重要特征是——面对挫折、失败时以外归因为主，严重缺乏自我反省能力，把责任推给外界，认为自己是无辜者、受害者。只不过，人格改变的病情稍弱，情绪稳定时尚有一定的反省能力。
对于这两点，黄一川的言行都非常吻合。
他对外界的刺激非常敏感，曾说有人在公交车上撞了他一下，“想把这人杀了”。
他想考取南京的高校，并前往考察，另一名同学也去了南京，他便把同学骂了一顿，称对方“肯定是去拉关系的”。
他对社会愤世嫉俗，认为学生交到学校的费用“早被贪了”。
高考考得不理想时，黄一川未及时反省自身的不足，反而认为一是因为新眼镜令他头晕；二是因为“原来在家需要母亲陪着读书，去父亲家住的那两个月，继母吃过饭后就把父亲叫出去一起散步了，他就独自看电视、玩电脑，而且继母看电视也把声音开得太大。”
以上都是典型的敏感、多疑、过度外归因的表现。
因遭遇了叠加性心理创伤，又缺乏自省能力，黄一川逐渐地出现偏执型人格改变症状，并已发展为人格障碍；这又进一步加剧他在人际交往中的冲突，恶性循环，更加受挫。
他一方面要在亲人面前维护自己美好形象，对自己期待颇高；一方面又非常落魄，剧烈的反差令他内心极度不平衡，遭受叠加性心理创伤后单纯的外归因模式，让他对外界的愤怒越来越强烈，发展至反社会型人格改变，最终已达到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程度。
不过，要特别强调的是，令黄一川有反社会暴力行为的原因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而不是双相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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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误以为双相障碍的患者有暴力倾向，又属重性精神病，担心他们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其实，真正的、单纯的双相障碍患者对大众的攻击可能性很低，更不会伤及无辜；他们往往只会在情绪极度压抑时，对家人有发脾气、打人毁物的行为。
其实，关于双相、抑郁障碍（尤其是伴有精神病性症状）与精神分裂症的鉴别，在传统精神科临床上一直是个不小的难题。下周我将推出专业文章，详细分析个中的区别及鉴别思路。
黄一川被判死刑，其家人高呼上诉，事态的后续发展有待观察。不过，在希望凶手得到严惩的同时，我更希望这个案件能给我们带来警示、启示。
首先是对于司法鉴定的反思。
目前，司法鉴定都由国内较权威的精神科专家负责，他们往往只从传统精神病学的角度去理解嫌疑人的行为，从症状学的层面去下诊断；这并不够全面，容易引发争议。
法院对黄一川的判决就让大众打了一个巨大问号。大众普遍认为，患者在精神分裂症发作期时行为、思维失常，不具有自知力，其在此期间犯下的罪行不需承担法律责任。我国《刑法》中也有相关规定。
那为什么法院仍对黄一川判此重刑？这是否反映了法院的意见与司法鉴定并不一致？如果是的话，是哪一方不够稳妥？这也导致黄一川家人激烈地表示要上诉的主要原因。
所以，如果司法鉴定不严谨、不全面、不能服众，必定会削弱司法机关的权威性。此外，这不利于我们对嫌疑人的心理发展过程进行梳理、总结，并提出对家庭教育和社会有所启发的建议。
无论是临床诊断，还是司法鉴定，我们都应尽快借鉴多学科诊疗模式（MDT），从多学科角度（尤其是精神医学、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对个体进行评估，并利用多学科手段进行干预。
另外，对于更多的像黄一川一样遭受过叠加性创伤这样的个体，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应该如何预防下一个犯罪者的出现？这是广大父母、教育工作者都值得深思的问题。
尤其是父母，其言行和教育对孩子的影响至深。父母自身就应学会自我反省和提升，不要总在孩子面前一味的埋怨他人和社会。黄一川的母亲虽有所反省，但也明显就有外归因的倾向，把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孩子的性格问题过多地归咎于黄一川的父亲、继母和老师。
而且，家长应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建立客观、理性的综合性归因模式：遇到失败时，先及时寻找自身原因，积极提升，但也要看到客观不利因素，不过多地自责；
获得成就时，及时自我肯定，但不应只看到自己的努力和功劳，还要看到别人的帮助和天时地利等客观有利因素。
只有归因模式健康，孩子才能对自己、他人有比较正确的评价，遇事不卑不亢，不骄不躁，也不容易心态失衡。
黄一川的经历对受害家庭而言是悲剧，对他自身也是个悲剧。悲剧已经发生，我们无力再逆转。但我们绝不能认为悲剧与我们无关。
从事件中吸取教训，这是社会中每个人的责任！否则，灾难还会一次又一次重演，最终后果将由每一个人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