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来就好了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以前觉得很新鲜，现在我对莫言《红高粱家族》的这个开头不满意。文学课上老师说，这是“审祖意识”。现在我想说，“祖”是不能“审”的，“为长者讳”自有其道理。不过《红高粱家族》好歹是小说，小说家有他的“特权”。而《我和父亲季羡林》这本书却是纪实，对自己的父亲这样不留情面，我就觉得有点不大像话。若是别人，而不是自己的儿子来写，九泉之下的季老也许会更容易接受一些。
不幸的是，人都有窥探隐私的癖好。明知此书不好，我还是把它看完了。书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有这样的事——
季羡林的婶婶是个了不起的女性，是她支撑着季家度过了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是她同季的妻子一起伴随着他度过了文革的暴风骤雨，伺候他享受了文革后十几年的平静生活。她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女，可她把季家的所有成员都当成亲人，把全身心都献给了季家。但是，在她病重住院期间，季羡林却一次也没有去看过。她去世后，季羡林也没有任何表示，没送鲜花，没有挽联，也没有去参加告别仪式，后来倒是有了一篇散文。
失去婶婶后，季羡林又意外地失去了爱女婉如。但是，他同样没有为女儿送行，没有送花圈，只是在儿子面前低声嘟囔了一句：“我知道了。”后来，季羡林又写了一篇散文《哭婉如》。有人曾经问季羡林：“你对这些事（指家里发生的事）怎么没有什么反应？”他回答：“去看我的散文。”
很好笑是吗？是挺可笑的。虽说“秀才人情纸半张”，但薄、脆到这种地步，也真骇人听闻。也有可以勉强理解的地方。比如，当一个人欲哭无泪，是最痛苦的时候，这时，我们会劝他：“哭吧，哭吧，哭出来就好了。”同样，写作也有这种宣泄、治愈功能。歌德每次失恋后，往往先是大睡一场，然后就写一本书出来，或是小说或是戏剧。书写完后，歌德又可以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了。真是让人羡慕。《我和父亲季羡林》这本书出版后，季承先生是否也可以就此打开和父亲的心结呢？（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