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齐贤[《持久抗战中野战卫生勤务的实施》作者]

得到毛泽东的器重和赞赏

1931年8月，姜齐贤所在的部队奉命进驻江西，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9月8日，姜齐贤所在部队在兴国与泰和之间的老营盘被红军击溃，他被俘后参加了工农红军。

姜齐贤参加红军后，在红三军七师任军医。1931年冬，调任红三军军医处医务主任兼医务科科长。1932 年元月，姜齐贤被提升为红三军军医处处长。漳州战役打响后的一天，毛泽东遇见了姜齐贤，向他询问伤病员的救护情况后说：“伤病员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要全力抢救，让他们早日恢复健康，重返战斗岗位。”

毛泽东见姜齐贤操湖南口音，便问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姜齐贤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这样高级的红军首长，心情有些紧张。他很拘束地回答：“我叫姜齐贤，湖南省湘乡娄底人。”

毛泽东见他不太自在，便用乡音说：“我也是湘乡人，我们还是老乡哩！”

在旁的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告诉毛泽东：“他是国民党军队过来的，曾毕业于湘雅医科专门学校，在那边（国民党军队）是中校军医，现任红三军军医处长。”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满面笑容地拍着姜齐贤的肩膀说：“好啊，革命不分先后嘛！你愿意参加革命队伍，走革命的道路，红军欢迎你。”接着，毛泽东又勉励姜齐贤：“红军是无产阶级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现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想把我们红军吃掉，让中国人民永远受他们的统治与压迫，我们要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你既然到了红军，就要努力为红军工作，把所学的医疗技术，全部应用于革命战斗，贡献于人民的解放事业。”毛泽东的话，对姜齐贤是个极大的鼓舞，使他终生难忘。

1935 年 1 月，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一直与姜齐贤所在的红一军团走在长征的前列。

一次，毛泽东来到红一军团卫生部检查工作。姜齐贤向他汇报了全军的卫生工作情况，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他问姜齐贤：“你入党了没有？”

姜齐贤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还没有。”

毛泽东又问：“你为什么还不入党呢？”

这一问，姜齐贤顿时感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内心非常激动，眼眶也湿润了。但是，又想到自己是从国民党军里被俘过来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污点，怕党组织不能吸收自己。所以，他委婉地以问代答：“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入党吗？”

毛泽东看出了姜齐贤的心思，笑了笑说：“你从国民党军队来到红军，就是加入了革命的队伍。你过去加入国民党军队是为个人找出路而去的，如今参加红军，是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你在红军中革命意志坚定，工作成绩很大，应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你若想入党，我可以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

毛泽东的话，搬开了压在姜齐贤心上的石头，他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万分地说：“好，好，我就准备写申请。”

红军到达贵州西部安顺地区后一天晚上，毛泽东召集军团干部开会，了解队伍的行军情况。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发觉姜齐贤迟到了，查问迟到的原因。姜齐贤立即报告说：“因为卫生部里有5名伤病员掉了队，我组织人员去寻找，原来是有个伤病员拉肚子，其他4人护着他走。夜深行军，道路又窄，岔路多，不知大部队去向，故掉了队。我找到他们后，背着这个伤病员赶回宿营地，所以迟到了。”毛泽东站起身来夸赞姜齐贤：“好样的，了不起！”会场上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赞扬姜齐贤关心和爱护伤病员的高尚医德。

这年12月，姜齐贤由陈赓、黄励两人介绍，在陕北秋林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 年夏，中央军委前方总卫生部撤回延安，与后方卫生部合并，姜齐贤仍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同年7月28日，他母亲刘氏70整寿。他因久离家乡，对其母产生深切的眷恋之情，但又无法回家为母祝寿，深感内疚。

一天，他与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谈论工作时，倾吐了这件心事。毛泽东便叫身边工作人员找来一块红绸布，托林伯渠代笔，在这块红绸上写了“国之贤母”4个大字，然后自己亲笔在右上方书写：“姜母刘太夫人七十寿辰志庆”；在左下方署名：“毛泽东敬祝”。朱德也挥笔在另一块绸布上题了一首祝寿诗：“人生七十古来稀，孟母贤劳说断机；哲嗣医疗称妙手，楼兰未斩尚戍衣。”

毛泽东与朱德很少为人祝寿，也不提倡祝寿，这次如此热情为姜母题词祝寿，不仅是对姜齐贤是个极大的鼓舞，也激励着八路军将士坚持抗战、誓斩“楼兰”的爱国热情。姜齐贤将这两幅珍贵的寿幛寄回家中，并汇了40元钱，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敬意。

后来，毛泽东和朱德又分别给姜齐贤母亲赠送了一张题名照片。在毛泽东的一生中，给人赠送寿幛和个人题名照片，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在长征途中和抗日战场上发挥医术救死扶伤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姜齐贤奉命，率军团卫生部担负部队伤病员的救护、治疗及中央首长的保健任务。

为了解决长征路上医药奇缺的困难，除沿途大量收购药材外，他还带领医务人员就地采集中草药，并教育医务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岩洞作病室，担架作手术台。没有酒精就用盐水替代；没有药棉，就将自己的被子拆了煮沸消毒作药棉用。一条绷带要反复洗用，直到不能再用为止。就这样，姜齐贤千方百计地克服了长征路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重困难。

王观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在中央苏区时就身患重病，不能行走，长征开始时，部队决定把他留下来治疗，但他一再要求随军前进。姜齐贤为他这种革命意志所感动，便组织了一付担架，把王观澜从中央苏区一直抬到陕北。一路上，姜齐贤经常给他看病、打针、服药，又每到一处就给他买营养品滋补身体，有时还帮助抬担架。以后多年，王观澜还逢人便说：“我这条命，是姜齐贤用担架抬过来的。”

1934年11月，在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的战斗中，第四团政委杨成武右腿膝盖被敌军一颗子弹穿过，肉向外翻，血流如注。担架队将他从阵地上抬下来时，已经处在昏迷状态了。姜齐贤立即找来医师戴济民，一同在担架上给他做了手术，并安慰他说：“请放心吧，保证伤口不久就会愈合的。”一路上，他多次给杨成武洗伤口，见他流血过多，体质很弱，就给他买来一只老母鸡，配上补药，交警卫员加工给予滋补，使杨成武很快恢复了健康。杨成武终生难忘此事。他后来在《忆长征》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姜齐贤同志就是这样关心着我的伤。我知道，这是阶级兄弟的同志情。他还经常解囊相助，帮助我们买点什么，或改善一下饮食。他比我要大十多岁，像个兄长，为人极和善。他真是一个医德高尚的好大夫。”

在艰苦的长征途中，为了保护红军战士的身体健康，姜齐贤结合自己多年战地卫生工作的实践经验，强调医务人员要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严格控制行军中传染疾病的发生。他自己随同司令部的同志打前站，每到一地，都要深入群众调查了解疫情，找水源，烧开水，租住房，作好安置伤病员的一切准备；大部队一到，他就率领卫生人员督促各连队挖厕所，严禁随地大小便，保持驻地环境清洁卫生。他还经常向指战员们宣传，脚是红军作战胜利的本钱，没有一双铁脚板，行军就要掉队，战机必会延误，甚至有自取灭亡的可能。每到宿营地，他要卫生员帮助连队烧热水给战士烫脚，晚上睡觉指导战士把脚抬高一些，让血液加速循环。由于姜齐贤经常宣传并督促检查，红军战士都能注意卫生保健，从而在长征中大大减少了传染性疾病的发生。

1936年2月，他随部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姜齐贤日夜奔波，重新组建医院，开办训练班，培养医药卫生人员，筹集药品。当时，部队在山西补充的新兵，有不少患有鸦片烟瘾。为不使这种恶习在部队流传，姜齐贤指挥全军卫生人员，开展戒绝鸦片烟的工作，大讲吸食鸦片的危害，制订戒烟方法和纪律，使部队戒绝了烟毒，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于1936 年5月任命姜齐贤为后方卫生部部长兼红军医院院长。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静宁地区会师后，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和总医院移驻陕北。其时，中央准备派原总卫生部长贺诚护送王稼祥去莫斯科治病，经毛泽东提名，由姜齐贤负责军委总卫生部的工作，任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继而改任代理部长，后任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卫生部长。

经过长征的红军总卫生部，许多工作都有待于重新建立和发展，特别是医院建设及医疗设备都急需重新建立和添置。姜齐贤上任后，重新整编，组建红军医院和部队的卫生机构；扩建红军卫生学校，招收新学员进行培训；创办起制药厂，大量收购和采集中草药，自制药品及医疗用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红军卫生工作恢复到了中央苏区时的水平，并有所超过。同时，对历次战斗负伤的2800多名残废军人进行了妥善安置，后来还成立了八路军残废军人总医院。

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实行合作。根据两党会谈达成的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姜齐贤任八路军卫生部部长。1937年9月，他率卫生部全体人员随军来到山西五台县，协助建立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平型关大战开始前后，他从后方医院抽调20余名骨干医生到前线接收医治战地伤病员400余名。  

四条措施加强边区卫生建设

1941年4月，姜齐贤奉命来到晋察冀军区，在这里兼任军区卫生部长。晋察冀军区机关驻平山县塞北村，卫生部驻阜平县康儿沟。

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最艰难的阶段，敌后根据地缩小，战争频繁，伤病员众多，军民生活极其困苦；而八路军又实行精兵简政，医卫人员缺少，医疗设备简陋，伤病员治愈率很低，整个卫生工作也缺乏活力。面对这种情况，姜齐贤在充分发挥原有卫生机构及人员作用的同时，采取了以下果断措施：

首先，设立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创办《卫生建设》刊物。姜齐贤在调查中发现，这里原来的医疗卫生工作困难很多，但也有不少有利条件未能发挥。较为突出的是，卫生部门对全区医药技术队伍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与技术指导。因此，他向军区领导提议，成立一个“医药指导机构”，并创办一个业务刊物，藉以把全区医务卫生人员组织起来，学习医药技术，交流卫生工作经验。军区采纳了他的建议，于1942年7月10日正式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任姜齐贤等 14 人为委员。同年 8 月，《卫生建设》发行，由姜齐贤兼主编，每年1卷，每卷4一5期（到1949 年共出29期）。广大医药卫生人员视此刊为良师益友。

其次，教育医药卫生人员正确处理医疗、政治、行政工作三者的关系，树立专心致志为伤病员服务的思想。由于当时部队的物资条件很差，生活极端艰苦，医务工作困难多，部分医药干部思想不稳定，要求改行，在上述三者的关系上处理不当，有碍于医疗任务的完成。根据这些情况，经姜齐贤建议，晋察冀军区于1942年12月20日在塞北村召开了全区卫生工作扩大会议，各军分区的卫生部长、医务主任以上干部参加。会议首先听取姜齐贤代表医药指委会作《四个工作，两个作风》的工作报告。姜齐贤针对部分医务干部轻视本职工作及对伤病员服务不热心等情况，旗帜鲜明地指出：“技术工作同军事、政治工作一样，都是革命工作，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伤病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救死扶伤是我们应有的医德。我们要以白求恩、柯棣华大夫为榜样，忠于职守，做一个真正革命的医务工作者。”他还针对医院工作的不良倾向，明确指出：医院必须以“一切为了休养员”的最高工作准则。要坚持以“医疗为主体”，保证医务人员有六分之五以上的时间从事医务活动和技术学习。姜齐贤还要求医院的政工、行政干部尊重技术，增强责任心，做好伤病员的“精神治疗”和各项管理工作，以发挥政治与行政工作的保证作用。姜齐贤的这种意见，得到司令员聂荣臻的充分肯定。

第三，调训在职卫生工作人员，加速卫生技术干部队伍的建设。姜齐贤认为，为了将抗日战争坚持到底，做好抗日反攻阶段的人才准备，卫生部门迫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高现有卫生行政领导干部的业务技术水平；二是进一步加强对新生力量———青年医务干部的培养。当时，晋察冀军区范围内卫生行政领导干部，多数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普遍缺乏较高的医务技术知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姜齐贤于 1943 年趁八路军再次精简整编的机会，把部分优秀的卫生处长、队长，抽调出来，送到白求恩卫生学校进行专业培训。后来，这批干部便成为部队师、旅和纵队的得力卫生勤务组织的领导者。同时，姜齐贤还连续举办了两期培训班，为部队培养了240名青年医务干部。全国解放战争开始后，晋察冀军区紧急扩编，增设了4所大医院和24所分院，病床达2 . 4万张，其医疗骨干基本都是姜齐贤选送到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学员和在这两期培训班培训出来的。

第四，组织卫生部支援地方卫生建设。1943 年，抗日根据地扩大，军民生活有了改善，军区卫生工作有了加强，发病率显著下降，部队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由于连年战争的影响，地方的医药卫生组织设立不多，边区群众的疫病流行仍较严重。特别是贫困山区，仍然严重缺医少药。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大反攻和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迫切需要战胜病害，确保边区军民健康。姜齐贤坚持深入农村，指导和帮助地方建立卫生机构；并招收民间医生，组织医生抗敌救国会，挑选贤能干部担任边区各级政府的卫生工作领导；他还从部队调剂药品及医疗器械，解决地方的急需。

在日军对边区发动大扫荡前后，姜齐贤在全军区组织了20个防疫队（组），由医生和干部组成，分赴各地开展防疫工作和治病，经医治的有6万余人次，治愈率达71 . 6 % ，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病疫的蔓延。  

都是党的工作

新中国建立初期，姜齐贤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后勤学校任副校长兼教育长。

1954年，姜齐贤得知归属总后管理的兽医局，由于当时兽医工作地位低、困难多、人员不安心，工作难以开展，需要派人去加强领导，他便自告奋勇地向党中央递交了申请书，请求调到兽医局去工作。中央认为，姜齐贤有较强的组织才能，有较高的医疗技术，是最理想的人选。但是兽医局是属后勤部管的二级机构，姜齐贤由高一级的领导岗位调到低一级的单位去任职，他真能接受吗？

一天，聂荣臻将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个考虑，直接转达给了姜齐贤，姜齐贤当即表示：“高一级领导岗位与低一级领导岗位，都是党的工作。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要党组织相信我、需要我，我是没有顾虑的。”

中共中央批准了姜齐贤的请求，于1954年9月任命他为兽医局局长兼政委。姜齐贤接到任命通知后，高兴地从丰台来到了兽医局。出来迎接他的同志，当知道他是饱经风霜、参加红军的正军级领导干部后，无不感到惊讶和疑惑：他是不是“犯了错误”、“降级使用”?

姜齐贤上任后，进一步了解到不少干部认为兽医工作在部队没有地位，不安心本职工作；一些知识分子则因家庭成份或社会关系不好，或者个人历史上有某些污点，思想包袱沉重，工作不大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开创部队兽医工作的新局面，姜齐贤首先抓建立和健全部队各级兽医工作组织机构，加强各级组织领导班子建设。经他建议，各军区组建了兽医处，挑选思想过硬、作风泼辣、工作热情的优秀兽医干部和技术人员组成领导班子，配备上校处长。师也建立了相应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部队兽医工作的开展，也有助于纠正那种认为兽医工作没有地位、没有前途的错误观点。

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培养科学技术人员，并大胆提拔使用他们。姜齐贤与上述那些背有思想包袱的知识分子一个个促膝谈心，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启发他们认识到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会受到党和人民的欢迎和信任，从而帮助他们解除了思想包袱。姜齐贤在组建各级兽医工作领导班子时，大胆起用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如贾大融，1948年从大学出来投身革命，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较强的组织能力，姜齐贤破格提拔他担任处长。王俊，大学毕业出来不久，姜齐贤发现他政治上进取心强、工作踏实肯干、写作能力也强，也起用他担任处级干部。

姜齐贤还认为要开创部队兽医工作的新局面，必须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在1955年，姜齐贤率领一个代表团赴苏联和波兰访问，考察兽医工作，并邀请苏联兽医专家来中国指导。回国后，他主持召开了全军兽医工作会议。会上，他报告了出国考察的情况，介绍了苏联与波兰的兽医工作经验，号召全军兽医工作者，根据我国的实际，学习外国的经验，藉以提高全军的兽医工作水平。他要求正确对待苏联专家及其兽医工作经验，既要虚心学习，又要不盲从，不要照搬照抄外国经验，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兽医工作新路来。后来姜齐贤在处理与苏联专家关系中，坚持了既尊重他们的意见，又不受他们意见束缚的方针，因而少走了一些弯路。  

担任农垦部副部长屯垦戍边

1956年5月，国家农垦部成立，并将军马部、兽医学校划归农垦部管辖。王震出任部长，姜齐贤任副部长。他具体分管高级兽医学校和畜牧工作。

1957年5月，为准备开发大草原，建立国营牧场，他率领工作组和畜牧专家，冒着寒风，到了内蒙呼伦贝尔盟三河镇考察，开展调查研究。经过20多天的实地考察，姜齐贤取得了开发草原的第一手资料。接着，姜齐贤又率工作组与专家奔赴新疆、甘肃、青海等地牧区考察，了解牧区情况和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同年12月2日召开了全国四大牧区的干部座谈会。根据考察情况和座谈意见，姜齐贤组织制订了发展牧区国营牧场的近期目标和远景规划，提出在巩固提高现有国营牧场的基础上，内蒙在呼盟铁路沿线新建20个牧场，成为三河马、三河牛的重点繁殖基地；甘肃、青海各新建5个牧场，主要发展羊和耕畜；新疆随同地方国营农场的建立，重点繁殖优质细羊毛。他主张新建牧场必须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场”和“农牧结合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遵循由小而大、逐步发展畜群，坚持“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方针；采取集中饲养、分群管理方法，养猪一次产仔育肥法、笼养鸡禽法，放牧与圈饲结合法，同时加强畜牧防疫工作。

1958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和党中央先后发出号召，动员干部和转业复员军人及城镇居民参加生产建设，全军几十万转业官兵积极响应号召，纷纷参加农垦建设。姜齐贤负责接收安置到农垦战线来的转业官兵有 6 个预备师，还有各总部、各大军区和机关的一些干部，共达10多万人。安置工作涉及千家万户，牵动10余万人的心，在姜齐贤的精心组织、妥善安排下，整个安置工作按照中央的意图，基本做到了军委、农场、本人三满意。

1959年，姜齐贤担任农垦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除主持农垦部的日常工作外，还分管计划、财务、移民安置等方面的工作。1960年，姜齐贤在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机械化设备的利用率；要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重申按“五边”包干建场方针。在这些正确思想和方针指导下，建立了密山、合江、呼盟、盘锦、云南等8大垦区。

1961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王震身体有病，由姜齐贤代理农垦部党组书记。他率领工作组深入各垦区检查指导工作。在苏北四师农场检查时，他看到职工住在草棚里，生活很困苦，便把省委书记请来，为职工盖了新住房。这年春节他没有回北京与家人团聚，而是率领工作组在湖北东西湖农场给职工拜年，勉励农场职工发扬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提出：牧场要开荒种地，生产粮食、蔬菜、饲料；农场要养猪、养羊、养鸡，实行生产自救到生产自给。他要求各级干部都要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心协力战胜困难，度过难关。根据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姜齐贤还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分开进行建设，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同时，他对不合格的垦区实行紧缩或补垦。经过调整后，解决了农垦战线过长及面铺得过宽的问题，使国营农场建设稳步前进。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姜齐贤受到了冲击。他和以往一样，坚持工作，坚持学习。一次，红卫兵冲进农垦部机要室，眼看党和国家的机密将要受到损失，姜齐贤忠于职守，挺身而出，将机要室的门挡住，耐心地向红卫兵们宣传解释，终于保住了机要文件。周恩来得知此事后，表扬姜齐贤“做得对”。

1970 年，姜齐贤被下放到江西农垦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在干校，他的年龄算最大，但他服从安排，种地、喂猪、养牛等活样样都干。后来，他病了，还连续3次向党中央写报告，要求工作。其中一次是向周恩来写的，周总理很关心他，要中央组织部派两名干部去看望，要他保养身体，等待分配工作。可是，由于“四人帮”的迫害，一直未予安排，连他请求回到部里总结整理卫生勤务工作和农垦工作经验的愿望也未得允许。他悲愤地对身边同志说：“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老革命干部，要求恢复工作又错在哪里？我现在通过劳动锻炼，身体还可以，还能为党做些事情，为什么不给我工作，不让我为人民服务呢？”

由于身体长期遭受摧残折磨，姜齐贤终于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医生诊断他患的是肺癌，病情已趋严重，中央卫生部与北京市党政领导研究决定：让他转到 301 医院去治疗，他坚持不转院。1976年6月3日，姜齐贤不幸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终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