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从网络空间全球化，到网络空间共同体

文/陈根

尽管2020年的新冠疫情直接阻断了国际经济的正常交往，并且进一步激化了地缘政治矛盾，加剧了全球政局的波动，使得“去全球化”的讨论纷至沓来。

但显而易见的是，全球分工协作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率的生产方式，全球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疫情也并不会让人类社会回到全球化进程之前的各国各自为政、主权至上的旧格局。

事实上，人类的科学技术、经济生活和知识观念的变化和进步，使得人类不可能离开全球化进程。其中，网络空间的信息全球化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网络空间是一个一体化的空间，并不因为物理世界的隔离而停止。

数字平台可以连接全球范围内的所有人，正如DHL全球连通性指数(DHL 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所揭示的那样，互联网带来的全球一体化水平在新冠时期迅速增长。其2020年报告引述的研究就显示，从2019年中期至2020年中期，国际互联网流量激增48%。

但数字信息正在迅速穿越国界的事实却也带来了诸多挑战。比如，在疫情时期，极端全球化突然撞上了完全本地化，就制造了令人困惑的混乱情况。从网络空间的全球化，到网络空间共同体，人们的存在方式在拓展，人们存在的整体性也在变化。

网络空间全球化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与繁荣，使得世界日益变成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复杂结合体。

互联网的首要特征，就是高度开放和高度互联。显然，互联网不像其他自然联合体一样能够简单地依据“地域”或“国别”进行划分并实施管控，而是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全球性”的网络空间。

与此同时，跨域流动数据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以几何倍数增长，其承载的信息量也随之爆炸式增加。高度互联的互联网为数据的流动带来便利，也由此增强了现代社会各领域内的“流动性”。

此外，网络空间技术架构决定了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互联网的运作建立在全球统一的基本协议，即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互联协议（TCP/IP协议）之上，它定义了电子设备应如何联网以及数据传输的标准。这一全球统一协议基础架构决定了网络空间具有开放、共享的特征，决定了网络的去中心化建构模式。

而“自动选择路径传输”的分组交换技术则使数据流具有“不可控”特性和“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知识、情感、商品等在社会结构中随信息流动，网络空间的主体间互动行为也逐渐具备“去中心化”特征。

在互联网的高度开放、高度互联和去中心化特征下，网络空间全球化成为不可逆的网络化时代的发展方向，成为信息化进程的自然产物。

在网络空间全球化下，一方面，互联网通过信息传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生产力，改变着政府机构运作、企业发展和个人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

互联网打破了时间、空间对人类活动的限制，突破了国家、地区、种族、民族、宗教、社会制度等有形和无形的“疆界”。信息流动速度和范围扩大，传播的效率提高，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人类交往，也促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相互交织状态。

其中，“智慧社会”提高了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均等化水平，推进社会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则为全社会改革、创新、发展提供广阔的网络平台，带动社会经济实体的生命力。

另一方面，互联网在降低通信成本、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将政府、机构、企业和个人暴露在网络威胁之下。互联网一旦遭受攻击，将产生严重的外溢效应，网络的复杂性和信息社会对于网络的高度依赖，直接导致网络空间的脆弱性。

并且，网络空间的脆弱性和网络空间带来的风险具有全球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回避并独自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与风险。互联网结构决定了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成为整个网络安全防护的弱点。在网络空间，任何国家既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独力御敌”。

网络空间共同体

网络作为促进世界发展的先驱性力量不容置喙，但网络也加速了人类风险社会的到来。从网络空间全球化走向网络空间共同体是应对人类共同风险的必然选择，然而对于目前来说，构建网络空间共同体却面临现实的困境。

事实上，尽管没有明文记载，但是根据互联网的创造者以及硅谷极客们的总结，互联网精神被认为是一种“开放、自由、协作、共享”的精神。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开始接触并卷入商业、政治甚至是宗教领域，所谓的“互联网精神”，也在不断遭受挑战和撬动。

首先，网络空间具有影响国家政治格局的能力，是各国发展“颠覆性”攻击力量和非传统安全威胁防范的新方向。

互联网作为带动社会发展的引擎，在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不竭动力的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相对收益，以至于成为一国攫取国家利益，获得更多国际权力的工具。这意味着，互联网攻防技术手段具有的“非对称”特征。

掌握先进技术意味着抢占新的战略高地，而网络攻击技术发展的科技基础要求低、效费比高，实现有效网络防御则十分困难。网络空间安全“易攻难守”的态势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弱者具有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能性，致使网络空间战略意义进一步凸显，进而阻碍网络空间共同体的发展。

其次，尽管互联网从诞生开始便寄托着开放、自由的精神，甚至在一个年代里被视为公共讨论的理想国而建立，但互联网依旧是现实世界的投影，当各国纷纷竖起高墙，诞生于自由秩序之中的网络世界，将遭受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网络的去中心化建构模式以及网络信息缺乏“把关人”的过滤，网络上的信息不仅繁杂、良莠不齐，而且缺乏一定的理性。

“极化效应”让网络社区的讨论越来越倾向于极端；“沉默的螺旋效应”则使舆论场里的沉默者不仅往往被忽略，而且会选择继续沉默下去，导致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了意见另一方的增势，如此循环反复便导致一方声音愈来愈大。互联网治理规则缺失，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治理提出难题。

最后，面对全球已经不均衡发展的互联网，对于网络主权却依然争议不断。对于网络空间是否存在主权这一问题，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张网络空间类似太空、公海的“全球公域”，没有主权，任何人可以自由进出，传播的信息不受政治国界的控制。

另一种则是以中国、俄罗斯、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主张网络空间有主权。他们认为《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也适用于网络，提倡国家间要相互尊重各自的网络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但是，网络主权没有达成共识，治理规则也就难以体现共同的诉求。

属于非合作博弈的“零和博弈”已经有几千年的存在历史。然而，在互联网时代里，从网络空间全球化到网络空间共同体，网络空间的未来建设需要各行为体摆脱零和思维定式，采取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和行为逻辑，从而达到网络空间的开放共享。

开放共享不仅体现在互联网物理时空的开放共享，更体现于人们在思维空间上的开放共享。博弈的过程固然热闹，但相互妥协却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