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丨关于“丝绸之路古印”
关于“丝绸之路古印”
文/潘敏钟
南京书法协会理事、篆刻委员会副主任
二级美术师
笔者在撰写《斯坦因西域所获印具研究》一文时，得见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900—1931年间四次中亚考古探险时在我国新疆、甘肃等地所获的大量印章。笼统地说，这些印章有东方图式、文字印，西方图式、文字印；有铜、木、玉、骨、石等材质；有方形、圆形、椭圆形等等。总而言之，相当庞杂。这些印章有其从民间收集，也有发掘而得，年代有汉代或其前后时期。与此同时，笔者再结合我国新疆、甘肃、宁夏等地考古发掘、征集及20世纪初西方列强开展的中亚考古热（代表者如瑞典斯文赫定、法国伯希和、俄罗斯彼德罗夫斯基及日本大谷光瑞、橘瑞超等相继进行中亚探险考古发掘）所得，总共收集到的印章数量相当惊人。这些印章存在于我国境内，因而也应是我国印章大家庭中的一员。但，在我国学界，鉴于其过于杂众，一直没有归类，终成悬而未决的印种，或者说，这些印章缺少一个大家大致认可的称谓。
西域的地理位置处于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也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通道，这个通道上为经贸交往、政治统治而存在的印章，笔者认为统称作“丝绸之路印”还是非常妥切而科学的。
“丝绸之路印”（Silk Road Chop），笔者所知其提法最早见于日本人新关钦哉著、今村光甫译《东西印章史》，至于是否为新关氏首称，尚待进一步核定。
一、有关前人“丝绸之路印”的收集整理及讨论
这里先说明一下，在我国的印学研究领域将“印章”与“戒指”独立开来，而国际印学是将二者联系得密不可分，所以，笔者整理时包含了指环印。
指环印（即“戒指印”“戒指”）就是指环形纽印章，产生于埃及。埃及中王国时期第一次出现了由古老的圣甲虫印变种而来的指环印。原先的圣甲虫印章上必须开有纵向的孔，细绳穿过孔可以挂在衣服上或脖子上，还可以扣在手指上，后来，古埃及人又将绳子改成金属质，就便有了戒指印的雏形。第十三王朝时期，指环印的印面可以旋转，印面与纽环体通过螺钉连接（图１）。到了第十八王朝时，由旋转式改为固定式，与此同时，圣甲虫的画像彻底消失。顺便提一下，斯坦因所获的大量戒指印和丝绸之路上的犹太人有多大的关联，也是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印”的一个课题。
▲图1—4
（一）斯坦因的整理
斯坦因前三次中亚学术探险考古，其翔实的发掘报告分别为《古代和田》（图２）、《西域考古图记》（图３）、《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图４）。下面将其中有关印章的所获及研究详记如下（印章编号尊重原著，用原编号及尺寸）。
1．《古代和田》［1］记载所获印章（图5—7）
即在以下处获得的印章：皮山附近发现的、墨吉村民送来的托古加依遗址中的、约特干当地买到的、和田和尼雅遗址流沙中发现的、阿克塔孜遗址发现的、乌尊塔提发现的、拉庆阿塔附近古遗址中的、吐噶墩的遗物中的、在（或据说在）杭桂塔提发现的、据说捡自阿克斯皮尔的。
▲图5
▲图6—14
2．《西域考古图记》［2］记载所获印章（图8—14）
即在以下处获得的印章：购买或出土自约特干的、在田城搜集的、自基内托克玛克获得的古物中的、阿克铁热克及斯也里所获的古物中的、穆拉霍加及其他人自喀达里克遗址带回的、自达玛沟一带的遗址（有些可能是从喀达里克遗址）中所带回的、N.ⅩⅡ及其附近出土的器物中的、N.ⅩⅢ出土器物中的、N.ⅩⅣ.Ⅲ出土器物中的、废墟N.ⅩⅤ～ⅩⅪ出土器物中的、废墟N.ⅩⅩⅥ中发现的器物中的、东南废墟群N.ⅩⅩⅦ—ⅩⅩⅩⅤ出土或从其附近发现的器物中的、尼雅遗址发现的各种器物中的、伊布拉音主要是在N.ⅩⅩⅧ发现的、安迪尔废址房屋中出土的物品中的、安迪尔废址房屋中出土的物品中的、安迪尔唐堡及其附近的出土物中的、废墟L.A.Ⅰ内和附近出土的器物中的、废墟L.A.Ⅶ.Ⅷ.Ⅳ发掘或其附近发现的器物中的、废墟L.B.Ⅰ—Ⅲ中发掘的器物中的、吐蕃戌堡M.I出土的器物中的、T.ⅪⅤ坞楼遗址发掘的器物中的、T.ⅩⅩ烽燧和T.ⅩⅪ烽燧出土的遗物中的、T.ⅩⅩⅥ烽燧和T.ⅩⅫ烽燧出土的遗物中的、T.ⅩⅩⅦ烽燧出土的遗物中的、法哈特伯克亚依拉克出土遗物中的、柯坪南部废墟地采集的遗物中的、可能发现于库独浑附近沙漠的遗物中的。
3．《亚洲腹地考古图记》［3］记载所获印章（图15—26）
▲图15—18
▲图19—26
即在以下处获得的印章：拉勒塔格遗址采集或发掘出的遗物中的、卡西木阿洪和其他人带来的麻扎塔格遗物中的、据称来自约特干遗址中的、从和田镇获得或获赠的古物中的、巴德鲁丁汗从不同遗址上采集来的遗物中的、托克塔阿洪带来的据称来自阿喀里克和杭桂等塔提遗址的遗物中的、在达玛沟附近遗址上获得的遗物中的、出自乌鲁克吉亚拉特附近塔提遗址的遗物中的、在瓦石峡遗址发现的遗物中的、L.L和L.M.遗址间发现的遗物中的、在L.M.遗址发现的各种遗物中的、C.xcⅲ.营地和L.A遗址之间发现的遗物中的、L.A.楼兰遗址及其附近发现的各种遗物中的、L.F.围墙内出土遗物中的、L.A.西北风蚀地（C.xcⅳ）上发现的遗物中的、在烽燧T.XLⅢ.k.发现的遗物中的、在喀拉霍加购得的各种文物中的、在坟墓遗址Kao.Ⅲ发掘出来的遗物中的、在吐峪沟购得的文物中的、尤勒都孜巴格诸遗址器物搜集品中的、在库车城搜集的器物中的、从萨尔沃塔遗址带回来的青铜物件中的、从土丘R.R.Ⅷ、Ⅸ、Ⅺ发现的遗物中的、在沙依索克赫塔遗址发现的遗物中的。
由于斯坦因所获印章有域外各式印或具有其风格的印章，在此笔者略述如下：
1．古伊朗萨珊王朝的印章风格
萨珊王朝是波斯在公元224—651年的统治王朝，也是波斯自阿契尼德帝国之后的首次统一，被认为是第二个波斯帝国。当时，萨珊王朝与中亚的印度贵霜王朝及欧洲的罗马帝国并称。萨珊王朝前期建立了不少城市，织布业、成衣业、手工业开始发达，商业也很发达，出现了商行。其中商行规定，丝织业特别是锦缎制造业，生丝必须由中国进口，而当时中国正处在三国、两晋至由隋入唐前期，缘此，萨珊王朝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政治交往，这种交往一般通过水路与陆路开展。水路的交往通过交趾（今越南境内）一直到达中国东部的南方集权中心建康（今南京），如《梁书·诸夷传》有载，波斯国曾于梁中大通二年（530）“遣使献佛牙”。南京市民俗博物馆藏有萨珊王朝卑路斯王时期的直径2.7厘米的银币（图27），就是极好的物证。在丝绸之路上，我们也发现了许多萨珊王朝的器物，如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藏的北魏封和突墓（501年）出土的萨珊银盘（图28）、宁夏固原县北周李贤墓（569年）出土的萨珊银壶（图29）、玻璃碗（图30）等。
▲图27—36
由于萨珊王朝的旋床研磨工艺相当发达，所以他们那时的印章多为圆顶形，形状类似我们食用的馒头，并且中间开一个穿线用的孔。印材有坚硬的石质，如紫红水晶、玛瑙、玉髓、青金石及红、绿宝石等等。其内容图案一般以画像居多。画像有三类：第一，人物。除国王外，政府官员及高级僧侣的用印上也带有画像，同时还有刻着名字及以示官职的文字，这些肖像有的刻画的是守护神，而非印章持有人自己。第二，动物。带有锡西厄［4］风格的前足跪坐的大鹿、狮子等。第三，神化动物。如大谷光瑞西域所获的天马印（图31，这里刊出的为其印痕）、拜火教的圣兽，又比如1986年宁夏固原南郊小马庄村史诃耽墓（669年）出土的现藏宁夏博物馆的天马印（图32）以及人面兽身的牡牛等等。需要说明的是，萨珊王朝平面印章的内容是不可以任意选择题材的，有一定的规定。
萨珊王朝印章的另一特点就是如当时所使用的钱币一样，圆形印的一周常附有或短或长的一圈铭文，即王朝统治时期的巴列维［5］文字，其内容一般是有着宗教色彩的格言或警句，以及印章持有人的名字或者带有公文形式的“已阅”“正确”等内容。
萨珊王朝的印章中还有一种“萨穆加”（即“记号”），其原始状态是古伊朗高原的游牧民族在家畜身上打上的记号，以表示对家畜的所有权。后来，“萨穆加”演变为家族的标记，再后，则被做成了家族的纹章。其图案大多带有类似日月的记号（图33）。
2．希腊古典时代印章
希腊古典印章一般是戒指印。其特点：一是画像印，如身裹衣服的维纳斯女神、日常生活中的美少女；二是印章画像上刻有使用人及印章制造者的名字（图34）；三是亚历山大大帝［6］东征从印度带来了大量的黄玉、绿玉等美石，使制作印章的材料愈加美丽、名贵。
我们今天识别希腊印，主要是看其上面镌刻的雕像是否存载着希腊神话人物及其美术雕塑信息。
3．罗马帝国的印章
因古罗马有“共和时代”和公元前27年1月16日开端的“帝国时代”，故印学界有将“罗马印”（图35）分为四个时期之说，即“共和时代”的早、中晚两个时期和“帝国时代”的早、晚两个时期。
罗马人是从希腊人的一支伊特鲁尼亚人那儿学会了使用指环印的。不过伊特鲁尼亚人喜欢使用材质华丽的印章，如红玉髓，而罗马人早期只使用铁制的指环印章，这成为罗马印的第一大特点。随着罗马的强大，奴隶主如元老院议员、贵族等被允许使用黄金的指环印，而平民用银印，奴隶则用铁制的了。其第二个特点是印的内容多采用肖像，如古罗马凯撒大帝将自己的指环印刻上“阿芙洛狄忒”（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即人们常说的“维纳斯”，大理石原像现藏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其三，印章上明确记录制作雕刻者的名字，这也是世界仅有的现象，如生于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人“狄奥斯库里得斯”（Dioskourides）以及他的三个儿子，均是著名的雕刻家。其四，罗马印章以指环印形制出现，没有类似我国的平面印章。
4．印度风格印章
公元前后的西域，受印度佛教的深刻影响，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印不可避免地传入西域。彼时的印度政治体系，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4世纪，近千年时间跨越了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笈多王朝，其印章也是自公元前2500年“印度河印章”（图36）消失，走过相当长的黑暗期后，因孔雀王朝（前322—前185年）的兴起而复兴。
林乾良、孙喆编著的《世界印文化概说》第十章“伊斯兰教之前印度的印”将此时期的印史分为五个时期，并言“西方对于印度印学的影响在公元的最初三个世纪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使得研究印度印的特性和确定其产地变得不大容易”［7］。第四时期的笈多王朝（320—540年）时期印，深受波斯萨珊王朝的影响。由此笔者认为，该时期中国的“丝绸之路印”，与当时的印度印有着相同的政治、文化背景——“混杂而多元”。而其不同之处，还有如下两点：
一是来自本国中原地区秦、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大控制，使中原文化元素重于其他外来文化色彩。
二是多元文化艺术元素注入印度印文化之后，又通过丝绸之路影响了我们当时的西域，即现在的新疆地区。所以我们的“丝绸之路印”中相当一部分带有印度文化色彩，比如“瘤牛［8］印”“孔雀印”。奇怪的是，这些元素在该时期的印度本土印中反而鲜见。这些印没有在印度出现的原因，笔者猜测或为：其一，在印度本土还没有被印度印研究者发掘，但实际已经存在并传播到西域了；其二，希腊、罗马人将印度文明的信息，刻制进印章之中带入西域；其三，西域当地人刻治（追刻）的存有印度信息的印章。总之，这是一个“悬案”，任何妄下的结论都是不科学的，只有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发掘、比较、研究，方可得出结论。由此而论，我们只看到了“现象”，并没揭示“本质”。
需要说明的是，斯坦因所获“丝绸之路印”中的萨珊、希腊、罗马、印度风格的印章，连同他发掘的绢画、简牍、封泥、木雕等，已经无可争辩地向世界首次表明，古伊朗、希腊、罗马、印度文化已经对遥远的中国西域产生了影响。虽然西方研究家们由此而企图将新疆置于中国版图之外，但是，斯坦因所掘的西域汉人的许多政治、军事、法律文书已经说明，西域的实际控制者是中国的秦、汉王朝，这些西方的器物包括印章等，只能说明西方贸易商人存载着他们的文化信息，传播到中国的新疆。
（二）新关钦哉的整理
根据新关钦哉《东西印章史》有关“丝绸之路印”进行整理。
新关氏首先介绍了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当年斯坦因在我国丝绸之路上高昌古域收集的印章，载：
斯坦因在高昌古城收集的印章现为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收藏。全部共有37方，铜印为17方，石印为（红玉髓、玛瑙、石榴石等）17方，其他玻璃制2方，骨制1方。方形印多于圆形印。图案大部分为几何学图形，也有的刻有动物图案以及与汉字相似的文字。年代为公元6世纪至7世纪之间。［9］
斯坦因在高昌古城收集的印章现为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收藏。全部共有37方，铜印为17方，石印为（红玉髓、玛瑙、石榴石等）17方，其他玻璃制2方，骨制1方。方形印多于圆形印。图案大部分为几何学图形，也有的刻有动物图案以及与汉字相似的文字。年代为公元6世纪至7世纪之间。［9］
这些资料新关氏的依据为M.Ruael Stein, Ancient Khotan, Oxford, 1907。
发现我国楼兰古城遗址的斯文赫定（1865—1952，新关钦哉译作“斯文海定”），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为著名的探险家、地理学家，在瑞典与诺贝尔齐名。他早斯坦因十年并五次来到我国新疆，为民国政府计划中原入疆的铁路建设进行地理勘察。关于他在我国新疆所得的印章，国内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记载，但《东西印章史》载：
斯文海定于1896年在高昌古城得到的印章现收藏在斯德哥尔摩的民俗博物馆。共有58方，其中也有受古希腊文化影响的人物像，但大部分是属于伊朗系统的印章。全部都是圆形的石印（青金石、红玉髓、玉髓、玛瑙、水晶、石榴石等），没有一方铜印，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之间。［10］
斯文海定于1896年在高昌古城得到的印章现收藏在斯德哥尔摩的民俗博物馆。共有58方，其中也有受古希腊文化影响的人物像，但大部分是属于伊朗系统的印章。全部都是圆形的石印（青金石、红玉髓、玉髓、玛瑙、水晶、石榴石等），没有一方铜印，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之间。［10］
这些资料新关氏的依据是Hans Henning V. Der Osten, Geschnittene Steine aus Ost-Turkestan im Ethnographischen Museum zu Stockholm, Ethons Nos.1—4, Stockholm, 1952。
斯坦因的中亚考古过程中，得到了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的大力帮助，而马继业与俄罗斯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德罗夫斯基为得到在新疆的利益明争暗斗。彼德氏收集的一些“丝绸之路印”，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美术馆，新关氏在《东西印章史》中写道：
笔者曾经亲手查验过这些印章，据当时的记录，属于库车这个地方的印章中，有骆驼纽印章、刻有“王”字的印章、椭圆形的刻有动物像的大铜印等。
彼德罗夫斯基在和田收集的印章中有石质的两面印、带有“寿”字的圆形铜印、刻有文字似汉字的指环印、刻有“吉”字的玉印、刻有人物像的红玉髓印章、动物像的铜印（方形、圆形各1方）、刻有似维吾尔语文字的铜印等。
据当时美术馆负责人的解说，年代为3世纪到5世纪之间。［11］
笔者曾经亲手查验过这些印章，据当时的记录，属于库车这个地方的印章中，有骆驼纽印章、刻有“王”字的印章、椭圆形的刻有动物像的大铜印等。
彼德罗夫斯基在和田收集的印章中有石质的两面印、带有“寿”字的圆形铜印、刻有文字似汉字的指环印、刻有“吉”字的玉印、刻有人物像的红玉髓印章、动物像的铜印（方形、圆形各1方）、刻有似维吾尔语文字的铜印等。
据当时美术馆负责人的解说，年代为3世纪到5世纪之间。［11］
公元3世纪到5世纪，正是中原地区的汉末至魏晋时代，当时的汉人中央集权确实向边陲少数民族如胡王、羌王等授了不少马纽、驼纽等王印，它们一般为铜质，也有铜鎏金、银质等等。新关氏所见的搜集于库车的“骆驼纽印章、刻有‘王’字的印章”，极有可能属于这类印章。
“椭圆形的刻有动物像的大铜印”，显然是“丝绸之路印”。是否属类印度艺术风格的萨珊王朝印，或是其他什么风格的印章，只有见到实物或图片才能判断。
彼德罗夫斯基在和田收集的印章中有“石制两面印”，这应不是我们的汉章。
“带‘寿’字的圆形铜印”，我们的汉章中圆形铜印一般为战国印，如“长寿”吉语印或小私玺如“张寿”“陈寿”“李寿”，如果是仅一“寿”字则似乎不见。那么这是否为元明清之季的西域人或汉人所铸，有着护身符性质的吉语？待考。
刻有“似汉字的指环印”则非中原的汉章无疑，这应是东西方印章杂合的典型代表，是由西域人自己生产的印式。
“刻有‘吉’字的玉印”应是中原风格的汉章。
方、圆均有的动物像的铜印，则东西方印章均有可能。
总之，艾尔米塔什美术馆收藏的彼德罗夫斯基在新疆各地收集的庞杂印章，我们现在只能说明中国风格、罗马风格、伊斯兰风格、波斯风格均有。因其处极旱的沙漠之地，故无法如中原地区用所谓“包浆”之类的经验进行断代。到底是丝绸之路上川流不息的商旅携带而来，还是当地西域人仿造各式风格而自制，从科学、客观而不是臆说的角度来考察，应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艾尔米塔什美术馆负责人解说是3世纪到5世纪的印章显然过于轻率。
大谷光瑞（1876—1948）生于日本京都，通晓中国历史，深谙汉学。1899年1月起，年仅二十三岁的大谷借“寻佛之根”，用了四个半月探访中、印、英、德、法、俄，参观了各国博物馆，接触了斯坦因等人。看到各国探险队从中国新疆掠走的文物，大谷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十分眼红，于是，他步其后尘，组建了以佛教徒为主的探险队。如果说欧洲人的探险仅限于中亚的话，那么，大谷探险队则将触角扩大至整个西域（包括我国西北广大地区）。1902年8月—1914年5月，大谷氏先后三次亲率橘瑞超、渡边哲雄、野村荣三郎等18人，历时5年11个月，在我国新疆、内蒙古、青海、宁夏等40余座城镇，通过乱挖、乱掘、切割等方式，及以古董贩子的身份雇用当地百姓破坏遗址，疯狂盗掘。1905年5月，橘瑞超在楼兰古遗址发掘了斯坦因所编的L.A遗址，获得《李柏文书》——人类历史上第一张有正史记载的人物（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于公元324年书写的纸质信件草稿。［12］
大谷光瑞、橘瑞超的所获，大部分流入日本、韩国，一部分又反流入中国旅顺，该事件详见我国西域考古专家王炳华《汉城中央博物馆珍藏之新疆文物》。［13］
《东京国立博物馆目录——大谷探险队将来品展》（1971年）图版第146—152页所载31方西域所获“丝绸之路印”，新关氏《东西印章史》介绍“既有刻‘张’‘O福’等汉字的印章，也有刻几何学图案以及图案化的文字的印章。还有动物印章”。其中一枚铜印上刻有精致的天马图像（图31）。
这些印章的年代不明，但是依据其材料、形状、印纽及印面可分类如下［14］：
至于大谷存放于日本及韩国的所获品中到底有多少方“丝绸之路印”，这至今还是一个谜。
对“丝绸之路印”的研究收集工作，目前国内尚没有形成系统。考古文献及美术类刊物的相关记载，大多是零散的或是专题性、小范畴的研究。
黄文弼是我国西域研究的专家，他在土垠遗址湖滩边仅百步遥拾得汉五铢钱、铜矢镞、汉印一方［15］，这些遗物与土垠遗址年代一致，故应也是西汉之物。黄文弼先生识印文为“韩产私印”（图37），该印红铜质，方形瓦纽，边长1.7厘米，高0.9厘米。对照图版比例，笔者臆为“台高0.9厘米”，阴文，是标准的汉印。“韩”字笔者起先存疑，经查《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与《石门颂》“韩”字合，故黄释不误。又，黄臆“韩产”为人名，可能是驻守烽燧亭之侯官，臆想成分有偏。其实，中国的文化人在治学的时候过多地关注了人文与官位皇权，而不从经贸商业的角度研究问题，如谓带动世界向前发展的商贸人士为“射利之徒”，这其实是我们文人治学中的一大缺憾。再谈“韩产”，为什么不能是从中原而来的丝绸商人呢？顺便提一下，如果没有繁荣的商业，便没有丝绸之路，便没有美术史上的吴门画派、扬州八怪、海上画派等等，也不会有建筑史上的徽派等。
1959年，为筹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中国文物部门首次对尼雅（今新疆民丰）进行了考古发掘。史树青先生在民丰县采集到“司禾府印”一枚（图38）［16］，现为该馆收藏。
▲图37—43
该印煤精质，边长2.0厘米，通高1.6厘米，桥纽。纽桥雕为伏卧螭虎一只，阴文，文字正刻，钤出后为反文。现我国有关刊物及史树青先生本人均目为“司禾府印”，理由是秦时西域有“宜禾”之地，缘此，该印成为我国印学史上具特殊意义的著名汉印。但笔者仔细验之，发现其多有与汉制不合之处。其一，汉官印中没有煤精质这一材质类目，铜官印便于久用不坏，而煤精极易碎破，不应是为官之用；其二，汉官印有严格的授印制，该印四字均反文，不合汉印制；其三，“禾”字误，是否为其他汉字，待考；其四，纽制之形也不合汉印制，倒有点类战国与汉初的镜纽；其五，四个汉字特别是“府”“印”的书法风格，不合汉缪篆，类明清印人所书小篆；其六，用力契刻有明清及民国文人篆刻习气，与汉代印工契刻不合，这是重要的一点；其七，史树青先生考在《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广至县注及东汉》《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记》中皆有“宜禾都尉”之职，而断该“司禾府印”为汉印，显然牵强；其八，该印征集而来，与出土的关系似是而非，因此在断代上无法确定，或为汉代西域人仿刻中原官印？或后人仿刻？总之，先前的研究者均是考古学家，对该印定为汉印似乎已是盖棺定论，实则他们对真正的治印尚存隔膜。在此将该印介绍给印学界同道讨论时，笔者以为将其确定为汉印缺乏说服力，是不科学的。
斯坦因所获如此众多的“丝绸之路印”中的图像印，不能不使我们重新审视现在已经发掘或研究过的肖形印。
王伯敏《古肖形印臆释》（上海书画出版社，1983年）收录有新疆库车、拜城附近出土的汉代铜印24方（图39）。在他的《非“唯汉人有之”》［17］一文中，王伯敏又谈到了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一文中也收录并研究了新疆沙雅出土的多枚铜质肖形印（图40），以及敦煌博物馆收藏的1957年出土于阳关汉代而非汉人之墓的一枚“丝绸之路印”，该印铜质，桥纽，正方形，边长1.6厘米，台高0.8厘米，通高2.0厘米，为“龙形”或“走兽形”肖形印（图41）。该文中他还刊出了尼雅出土的现藏新疆博物馆的4方肖形印（图42）。另，《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共收录了303方肖形印，因许多印没有明确的出土地，如果要将其中的“丝绸之路印”拣出，必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其中存在有大量的“丝绸之路印”，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于肖形印的重大作用，新关钦哉《东西印章史》中的观点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归纳如下：第一，肖形印不是平面雕刻而是浮雕，因而不得钤压纸上而是钤压泥上；第二，肖形印的图案与传统的中国图案不同，多带有异国情调，如骆驼、河马、大象、犀牛、鸵鸟等，均非中国鸟兽，特别是锡西厄民族工艺品中常见的构图——前腿弯曲跪伏的大鹿。总之，新关氏的观点是：“肖形印属于西方系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18］
他的解释是，西方出现的肖形印大约在战国初期从西域传入中国，从而中国人学会了使用印章及封印，中国人在此基础上置入汉字，再制定材质、纽式、授绶，形成了官位用印制度。
“虽然不能说西方的印章原样地被中国接受，但是使用印章的习惯首先是从西方传到中国的。也就是说，在软泥上钤盖印章以保持财产及文书的风格，可能是通过东西方贸易中被带入中国的物品上的封泥传入中国的。……它可能是属于一种‘刺激的传播’（Stimulus diffusion）。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印章是受西方的影响而产生的。”［19］
二、研究“丝绸意义”
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丝绸之路印”存在于我国以新疆、甘肃为主的丝绸之路的通道上，应属我国印学大家庭中的一员，这是不容怀疑的。其中包括的中国、希腊、古罗马、伊朗、印度等国的印文化信息，并不能说明它们全都是产生于西域之外而被带入西域的印章。西域本土有4000余年的青铜文化［20］，因此，接受外来文化，消化吸收并和自己的本土文化糅合而产生的带有各式信息的文化艺术品，这当然应属于我们大中华文化家庭中的一员。从这一观点上说，“丝绸之路印”中一部分由新疆当地人所制造的带有西方、西亚等文化色彩的印章，当然就是中国印大家庭中的一员。由此，“丝绸之路印”一词的诞生，应是成立的，至于到底如何称谓，希冀我们的印学界展开讨论。
研究“丝绸之路印”的意义，概之如下：
（一）有助于了解世界印式的多元化
这种多元化包括“各种文明”的印章的起源、格局、印章传播关系、印的内容（图式、文字）、形制、材料、使用方法等。
（二）有助于了解由印章而扩大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印章文化存载着诸多的文化信息，比如宗教信息、美术信息。研究萨珊王朝的印章，必然要对萨珊王朝的政治、文化展开了解。具体举例：斯坦因西域所获的“瘤牛印”，显然是印度“瘤牛”崇拜的物化，起先笔者认为是“印度河印章”的“流播”产物，如果是的话，则说明早在西汉前两千年，古印度河文明就开始影响我国新疆了。正好，笔者在撰此文的同时也在撰《“印度河印章”读识扎记》一文，由此而能轻松地解释原来这方印虽是“瘤牛”图案，但不同于四千年前的“印度河印章”体式，它可能是在印度内战中溃败、不远万里逃至尼雅一带，并受雇佣于我国西晋王朝的一支贵霜军中的军人所携带的印章，或者是印度商人入丝绸之路而携带来的。总之，这方印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具体物证，而不是“印度河印章”。
（三）有助于对中国印起源的再认识
日本新关钦哉1995年出版、今村光甫2003年译成中文的《东西印章史》，其中开篇“中国印章起源考”中提出“肖形印属于西方系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以及“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印章是受西方的影响而产生的”。这两个明确论调，并未引起中国印学界的反应，给国际印学界的感觉是似乎大家都在默认新关氏的论调。笔者写就本文，目的在于为同道提供现象，进而希冀大家深入研究，不以感情色彩而以科学态度加以客观对待。
笔者认为，“丝绸之路印”的断代，恐怕将是一个现阶段甚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原因是西域沙漠为极旱之地，无酸无腐，易于物品保存，可逾千余年而无变化。如斯坦因所掘的大量汉晋简牍、佉卢文［21］简牍，越两千年而笔墨均似昨日之物，所谓年代久远造成的文物岁月痕迹之说对于“丝绸之路印”而言是根本不存在的，比如西汉的“万石”印（图43），新似刚刚刻就。或可说，这些印章是“真旧物伪新物”，因而，以上大量“丝绸之路印”的年代不能轻率地确定为秦、汉、晋时代之外，此其一。另外，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在西域所征集的大量非发掘品“丝绸之路印”，作为来源于丝绸之路中通五海、连八国的重要通道的新疆，或可说，这些印章可能就是“伪旧物真新物”。譬如《古代和田》第十五章第一节就记载了当地人伊斯拉木·阿洪造假古书册的事件，此其二。总之，“丝绸之路印”在年代的鉴定上迄今仍是个谜，新关氏简单地将其定为汉代及战国之物，由此认定我国的印章起源于西方，显然又是一个“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鼓吹者。
总之，“丝绸之路印”应是我国印学领域重要的一支，这一点，笔者认为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如何研究它的名称，尚希讨论。“丝绸之路印”的研究，笔者将其导入我们的印学研究范畴，是期望我们的印学研究更加成熟，更加科学。同时，这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研究课题，笔者能为之的仅是抛砖引玉，真诚希望同道们携手共进，努力推动我国印学研究向前深入发展。
✐注释
［1］［英］奥雷尔·斯坦因：《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巫新华、肖小勇、方晶、孙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英］奥雷尔·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巫新华、刘文锁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英］奥雷尔·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巫新华、秦立彦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锡西厄人：古希腊的一个半游牧民族，曾经统治西伯利亚、中亚和东欧的大草原。公元前800年左右，锡西厄人开始在中亚大草原上驰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们的艺术和文化触角已延伸到中亚之外的地区。锡西厄人从未建立起自己的王国，也没有语言，公元100年左右逐渐消亡。锡西厄铜器时代的祖先们住在现为俄罗斯、蒙古、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相交的高地，他们饲养家畜，前腿弯曲跪伏的鹿是锡西厄工艺品中常见的图像。
［5］巴列维王朝：伊朗最后一个伊斯兰封建王朝。1925年由伊朗近卫军团哥萨克旅旅长礼萨汗·巴列维(Reza Khan Pahlavi，1878—1944)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卡扎尔王朝而建立。1979年覆灭。
［6］亚历山大（前356—前323）：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生于马其顿王国首都派拉城，曾师从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十八岁随父出征，二十岁继承王位。他雄才伟略，骁勇善战，领军驰骋欧亚非大陆，使得古希腊文明广泛传播，是世界古代史上最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7］林乾良、孙喆：《世界印文化概说》，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8］瘤牛：原产于印度，脖子上方长有硕大的牛峰。印度世代将
其奉为雄性繁殖能力的象征，被古代的印度人尊为圣兽“梵牛”。
［9］［日］新关钦哉：《东西印章史》，今村光甫译，日本东丘印社2003年版，第24页。
［10］同［9］。
［11］同［9］。
［12］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13］王炳华：《汉城中央博物馆珍藏之新疆文物》，《西域考古历史论集》，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39页。
［14］同［9］，第25页。
［15］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1948年版，第132页。
［16］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
［17］西泠印社：《印学论丛——西泠印社九十周年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1993年版。
［18］同［9］，第20页。
［19］同［9］，第29页。
［20］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西域考古历史论集》，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2页。
［21］佉卢文：最早起源于古代犍陀罗国，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的文字，全称“佉卢虱底文”。其最早在印度西北部和今巴基斯坦一带使用，公元1至2世纪时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公元4世纪中叶，随着贵霜王朝的灭亡，佉卢文也随之消失了，直至1837年才被英国学者普林谢普探明奥秘。
责任编辑：陈涛、陈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