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证相应说及其意义

方证相应说是探讨临床处方药物应用规律的学说之一。该学说首见于《伤寒论》，后经众多医家的发挥，成为中医临床的原则和方法。方证相应说强调方与证的对应性，证以方名，方为证立，方随证转;临床上重视抓主证，有是证则用是药，无是证则去是药，而不受病名的约束。

方证相应说在理论上有鲜明的特色，在临床上也有较大的实用价值，是中医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方证相应说的研究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阶段性目标的必要途径，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应当引起中医界的重视。

本文就其学说源流、学术内容及其意义探讨如下：

1.方证相应说的源流

方证相应说首见于《伤寒论》。第317条：“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伤寒论》并有“桂枝证”、“柴胡证”等提法，如“病如桂枝证”(166条)，“如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101条)。《金匮要略》则有“百合病”的病名。隋唐孙思邈遵循仲景这一原则，在《千金翼方》中对《伤寒论》的整理采取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宋代伤寒家朱肱对方证相应说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将方证简称为“药证”，他说：“所谓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并指出“须是将病对药，将药合病，乃可服之”。

清代以后，仲景方证相应说越来越受到医家的重视，如喻嘉言将方证相应说通俗地解释为“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并针对明代医学的偏弊，提出“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的口号，在当时医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喻氏之后，伤寒家柯韵伯在《伤寒来苏集》中，高度评价方证相应的思想，认为“仲景之方，因病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症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伤寒论翼·阳明病解第二》)，其《伤寒来苏集》的编集以方类证，以方名证，方不拘经，充分体现了仲景方证相应的思想。

清代名医徐灵胎对方证相应说的阐述则更为深刻。“不类经而类方”的《伤寒论类方》，是他研究《伤寒论》30年的心得。在书中徐氏指出《伤寒论》“非仲景依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盖误治之后，变症错杂，必无循经现症之理”。又认为“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这里的“方之治病有定”，就是方证相应。

所以《伤寒论类方》重点论述各方证的病机治法，成为《伤寒论》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提倡仲景方证相应思想的不仅在中国，与徐灵胎同时代的日本古方派代表吉益东洞，对仲景方证相应的思想更为推崇，认为：“医之学也，方焉耳”;“《伤寒论》唯方与证耳”;“医之方也，随证而变，其于证同也，万病一方，其于证变也，一病万方”。其著作《类聚方》只述方证，不及方意药理，识证更重视实证，临证擅长运用腹诊，强调方证相应近乎过激。他成为日本古方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近现代，方证相应说仍成为许多医家的临床指导思想。曹颖甫、陆渊雷、祝味菊、恽铁樵、包识生、范文甫等医家，在中医处在危急存亡之际，开展方证研究，为保存中医学术作出了贡献。现代名医岳美中、吴佩衡、范中林、胡希恕等，临床擅用经方，在方证识别和古方今用方面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综上所述，方证相应说始于张仲景，其后经众多医家的发挥和实践，已经成为中医临床的重要学说。

2.方证相应说的基本内容

2.1 关于方

方证相应说所说的方，不仅是指药物的特定组合，而是还指有明确应用指征的药物，如独参汤、甘草汤等虽均是单味药物，但也称方，这因为独参汤治气促汗出、心悸胸闷、脉弱舌嫩的元气欲脱证;甘草汤治咽痛干燥。这就是方为证立。

所以，明确的应用指征对于方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有方必有证，有证方能成方。历代中医的方剂数量是惊人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收方10万余首，但真正有明确应用指征的方剂却不多，而且主要集中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唐宋方书中。这些方剂配伍严谨，指征明确，只要对证用药，临床疗效比较肯定。这些方，后世称之为“经方”、“古方”。如徐灵胎所说：“上古圣人相传之方，所谓经方是也。此乃群方之祖，神妙渊微不可思议”(《兰台轨范·凡例》)。讲方证相应，必须以这些方为基础。

2.2 关于方证

证，字义证据、证实、证验、症状。方证是以方为名的证。方证就是用方的指征与证据。这个证，是以人的外在表现为依据的。古代的方证属于用望闻问切采集到的患者的外在表现。特别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证在描述上更朴实而形象。

如黄连阿胶汤证“心中烦，不得卧”，勾画出一位焦虑不安、转辗反侧、心火旺盛的病人形象。桂枝甘草汤证“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则勾画出了一位心悸动、冷汗出的心阳虚病人的形象。大黄 虫丸证的“羸瘦腹满……肌肤甲错，两目黯黑”，则勾画了瘀血患者的形象。这些方证虽然属于定性的指标，但能帮助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住疾病的本质，有利于正确地处方用药。

方证的着眼点是“人”而不是“病”。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经常使用“其人……”、“……者，……汤主之”的句型，以及“酒客”、“湿家”、“失精家”、“尊荣人”、“冒家”、“淋家”等提法，就是古方证重视“人”的反映。在这些方证基础上研究其病理实质，寻找方证定性定量的客观指标，将大大提高中医用药的准确率。 方证有主证、兼证、类证之分。

所谓主证就是反映方证本质的那些特异性的症状和体征。如桂枝汤证以脉弱自汗为主证，麻黄汤以恶寒无汗而肿为主证。有这些主证的任何疾病都可使用本方。柯韵伯说“桂枝汤为伤寒中风杂病解外之总方也。凡脉浮弱、汗自出而表不解者，咸得而主之也”;“头痛、发热、恶寒、恶风、鼻鸣干呕等病，但见一症即是，不必悉具，惟以脉弱自汗为主耳”(《伤寒来苏集》)。所以，桂枝汤可以用于治疗心脏病、发热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皮肤病等多种疾病。

所谓兼证，或称客证，是常伴随主证出现的一些症状或体征，如桂枝汤证多兼发热、关节痛、鼻鸣、干呕等，麻黄汤证多兼见浮肿、气喘、鼻塞等。主证与兼证的关系是主客的关系，没有主证，兼证就不能成立。例如，如果没有脉弱自汗的皮肤病，是不能随便使用桂枝汤的。

所谓类证，是指临床表现相类似的方证。其中有近似证，如小建中汤证与桂枝加芍药汤证、柴胡桂枝汤证与柴胡桂枝干姜汤证、麻黄汤证与麻黄加术汤证等;也有证相同，而程度不同者，如桂枝加芍药汤证与桂枝加大黄汤证、苓桂术甘汤证与真武汤证;更有表现酷似而性质完全相反者，如四逆散证与四逆汤证。类证需要比较鉴别。

2.3 关于方证相应

相应，是互相呼应。有是证，用是方，方与证的关系，是相对应的，两者浑然一体。方证相应是取效的前提和条件，徐灵胎说：“仲景之方犹百钧之弩也，如其中的，一举贯革，如不中的，弓劲矢疾，去的弥远。”(《金匮要略心典·序》)就是说方证必须相应，方证相应了，就是特效方，就是必效方。不对应，就是无效方。

所以，一个中医临床医生的实际工作能力的标志，就在于能否识别方证或药证。前人常用“丝丝入扣”、“精细”、“绵密”等词来评价名医处方用药的水平，实际上就是评价方证相应的水平。根据方证相应的原则，方剂必须随着证候的变化而变化，证不变方亦不变，方随证转。要做到这一点，方剂的加减就不可缺少。

朱肱说：“仲景伤寒方一百一十三首，病与方相应，乃用正方，科有差别，即随证加减。”(《类证活人书》)徐灵胎也持此观点，他说：“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现之症或不同，则不必更立一方，即于是方之内，因其现症之异，而为之加减。”(《医学源流论·古方加减论》)他们所谓的“病”，就是方证，而“科”、“症”则是指“药证”。只有通过加减，才能使方与证达到相应的理想状态。

徐灵胎曾指出临床使用方药的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有药无方。“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另一种是有方无药。“或守一方以治病，方虽良善，而其药有一二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医学源流论》)。很明显，这两种毛病的症结就在于忽略了方证相应的原则。

徐灵胎同时也指出正确处方用药的原则：“善医者，分观之，而无药弗切于病情，合观之，而无方不本于古法，然后用而弗效，则病之故也。非医者之罪也。”无论是切于病情或本于古法，都是方证相应的一种表述。要解决有方无药，或有药无方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方证相应。

3.倡导方证相应的意义

3.1 方证相应是中医治病的优势和特色

中医学在认识疾病过程中，并没有采用西医学的分析还原的方法，因此治病没有从寻找特异性病因入手，而主要观察和辨别患者的机体反应状态，即使病因不同，主要反应状态相同，也给以相同的方药治疗。另一方面，按西医诊断认为是同一种疾病，由于患者的反应状态不同，所处的方药就不相同。

所以，方证成为中医学诊断治疗的最为重要的单位。对于这个问题，就是在西医学尚未传入的古代，已经有所认识。清代医学家徐灵胎曾说：“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伤寒论类方·序》)。这里所谓的“方之治病”的“病”，就是方证。“病之变迁无定”的“病”，则是指病因。

临床上，疾病谱是不断变化的，但反映机体反应方式的证没有变，抓住证，就能使用古方治今病，即使是那些病因尚不明确或无特效疗法的疾病，中医学依然有其治法，目前用黄连解毒汤治疗脑血管意外，用白虎汤治疗乙型脑炎，用半夏泻心汤治疗幽门螺旋菌感染，用小柴胡汤治疗艾滋病等报道，均能说明这一点。

3.2 方证相应是天然药物复方的临床应用原则

天然药物的成分极其复杂，药物下咽究竟起到何种效应?要真正确明其中奥妙，恐怕相当困难。所以，若以实验室的动物实验数据，加上西医学现阶段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去指导对人体的天然药物的传统使用(煎剂、丸剂、散剂的传统剂型)，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更何况，我们让患者服用的是饮片，是没有分离过的天然药物，而且使用的大多是复方，少则三五味，多则一二十味，经过传统的煎煮以后，几乎所有的药物成分均要下咽，所以，希望其中某种成分起作用只是良好的愿望，事实如何又是另一回事了。

科学的态度应当是尊重前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经验，总结其中的规律。方证相应的临床应用原则是不容忽视的，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医重视《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典中医学研究，重视前人实践经验继承的缘由所在。

3.3 方证相应是中医诊断客观化的基础和前提

中医客观化的工作，近几十年来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收效甚微，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但过分重视理法证的研究，而忽视方药证的研究，也是其中的失误之一。传统的辨证方式较多，但比较客观的应当是方证药证的识别。因为尽管中医的理论哲理较多，但其临床处方用药却非常实在。因为无论是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六经辨证，其最后都要落实到方药上去。

只有通过方药疗效的反证，方能验证其辨证的正确与否。离开了具体的方药，辨证往往空泛而笼统，就成为如清代医家徐灵胎批评一些医生的那样，“袭几句阴阳虚实、五行生克笼统套语，以为用温补之地”(《慎疾刍言》)。如果总结和整理方证药证的识别经验，并使其规律化，就是中医诊断客观化的第一步。以此为基础，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就一定能够找到证的量化的指标，使方证药证的识别更客观和正确。

3.4 方证的识别是经方派中医的基本功

方证识别中的抓主证、辨兼证、析类证等过程，是一项艰苦的思维活动。由于方证的识别具体而细致，注重这方面的训练，可以使临床思维更为细腻、绵密。尤其是经方的使用，更是中医临床上难度较高的技术，正如徐灵胎所说：“夫经方之治病，视其人学问之高下，以为效验，故或用之而愈，或用之而反害，……”(《医学源流论·禁方论》)，所以，方证的识别对于训练辨证论治的能力，培养知常达变的本领，是大有好处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方证识别的准确率常与医者的临床经验、思想方法、即时的精神状态等诸多因素有关，故百分之百的、彻底的方证相应仅是理想中的状态。但对经方派中医来说，方证相应永远是临证始终追求的最高境界。

第一次跟随胡希恕先生抄方，见其一上午诊治30多患者，四诊完后皆谓：“此患者为某某方证”；“此患者为某某方证合某某方证……”因我熟悉了用经络脏腑辨证，感到胡老治病奇特，却冒然问之：“老师，您怎么不辨证啊？”已显疲惫的胡老曰：“慢慢给您讲吧！”于是胡老利用星期天给我讲授经方知识，启开了我认识方证之门，渐渐意识到中医还存在经方医学体系。今与同道共切磋。

• 方证是《伤寒杂病论》的基本构成

历代皆重视《伤寒杂病论》的方证研究，是因书中出现了方证概念，其主要内容以方名证，如桂枝证（第34条，赵开美本，以下同）、柴胡证（第104条）等名称，是以方名证的范例。

《伤寒杂病论》主要构成内容是“证以方名，名由证立，有一证必有一方，有是证必有是方，方证一体”的诸多方证，是论述某方剂的适应证即某方证，如桂枝汤方证、麻黄汤方证、承气汤方证等。凡读过《伤寒杂病论》的人都清楚，它的主要内容是260多个方剂和其适应证，故有人把仲景书以方类证述其概要，如柯韵伯的《伤寒论注》、吉益东洞的《类聚方》、胡希恕的《经方传真》等，把《伤寒杂病论》书中每一方证集中在一起，体悟每一方证，以便于运用和进一步认识方证。

方证概念不但见于《伤寒杂病论》，而且还见于《汤液经法》、《神农本草经》，通过仔细读《伤寒杂病论》和考证可知，方证不但是《伤寒杂病论》成书的基础，而且是经方医学理论的基础。

• 方证起源于神农时代

早在远古时代，没有文字时已口头传承，我们的祖先就根据病后的症状，寻用对应药物治疗，渐渐积累了用什么药治疗什么证的经验，这即方证的起源。后来，当有文字时便记载于书，其代表著作即《神农本草经》。

该书中“治寒以热药，治热以寒药”的论述，根据症状用相对应的药物治疗，反映了经方方证的起源，书中详细记述了365味药物，以四气五味适用于人体患病后的症状论述，显示了单味药防治疾病的经验，其述证主用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即八纲理论，方证即属八纲理念，标志了经方基础理论的起源。

《神农本草经》对每味药的性味，功能主治的记载，实质是以八纲理论的单方证，如：“瓜蒂：味苦，寒。主治大水……咳逆上气，食诸果不消，病在胸腹中。”而在《金匮要略·痉湿暍》第27条：“太阳中暍，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证明是渊源于《神农本草经》瓜蒂的适应证。另《伤寒杂病论》还有很多猪肤汤方证、甘草汤方证等单方方证，说明其产生于远古神农时代。

• 方证的积累发展产生了六经辨证

古人先用单味药治病，积累了单方方证经验，后来逐渐用复方治疗疾病，反映复方方证经验，这一发展历程者即《汤液经法》。该书在《汉书·艺文志·方技略》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记载，证明汉前确有此书，并简述了经方医学特点：“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更进一步说明，经方的复方是用药物的寒热温凉，治疗疾病的寒热虚实，并明确了据疾病病位在表在里的不同，治用不同的方法，使人体阴阳平衡。这里的基本理论即沿用八纲，与《神农本草经》一脉相承。

方证的不断积累、不断丰富及分类，孕育着六经辨证理论的形成。一些考证资料已说明，《伤寒杂病论》原序中有“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是王叔和加入。张仲景不是据《黄帝内经》撰写《伤寒杂病论》，而是由《汤液经法》而成。生于张仲景稍后的皇甫谧确证了这一点，其《甲乙经·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民国时期的杨绍伊考证指出：《汤液经法》一字无遗的保存在《伤寒》中。这样可知，《伤寒》是由古代的方证发展而来，即其主要内容，是经由《本经》的单方证，发展到《汤液》的复方方证，又发展到《伤寒》的复方方证，而发展为六经辨证。

这里要探讨的是，《神农本草经》及《汤液经法》的方证都是八纲辨证，《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证是怎么由其发展而来的呢？仔细读仲景书则可得到解答，通过《汤液经法》和《伤寒杂病论》的方证对比研究可求得考证，其中《伤寒杂病论》第97条：“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嘿嘿不欲饮食，……小柴胡汤主之。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及第148条：“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提供了有力证据。考证经方发展史说明，汉以前的方证运用，由单方至复方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一直沿用八纲理论。但发展至《伤寒杂病论》增加了半表半里病位概念，治疗上增加了和法，因使八纲辨证上升至六经辨证。仲景最伟大功绩之一，是总结出半表半里理念，由此创建了六经辨证体系。

• 方证的科学内涵

临床疗效是评价一门医学理论是否科学是关键，方证也是如此。

方证本八纲之理

方证体现了八纲辨证，经方的每一方证，不同于一般的方剂，它既代表了该方药物的组成，亦包括了该方的适应证候。更值得注意的是，标明方药功用性能者为“本草石之寒温”，即以八纲为基础理论；标明证候特点者为“量疾病的浅深”，亦以八纲为理论。经方实践者通过临床反复观察，把有效方证记录下来，每一个方证都是经过几代、几十代反复实践、反复验证取得的经验总结，其科学性通过了历史的考验。可知方证之“方”，是经历史考验之方，方证之“证”是经历史考证之证，方证既涵方药，亦涵相适应的证，既有理，亦有法。

方证是辨证的关键

学习《伤寒杂病论》的主要功夫，重在掌握各个方证，后世许多经方家对此皆有论述，如陈修园在《长沙方歌括》指出：“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有此病，必用此方……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名证，明明提出大眼目。”因此，辨方证是六经辨证、八纲辨证的继续，是更具体、更进一步的辨证，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辨方证是否正确。方证相应是临床治病取效的前提，故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把辨方证称之为最高级辨证，把辨方证称之为辨证的尖端，并指出家传秘方亦属辨方证，谓：“众所周知，农村常有以家藏秘方专治某病者，虽于辨证论治毫无所知，但于其秘方的应用，确心中有数(掌握适应证)因而往往有验。不过读者于此必须注意，凡是有验方剂，无论用者知与不知，若分析其主治（即方证），则均属六经八纲的细目，这是可以断言的。”

由于经方的方证来自临床实践，不论是经方派还是时方派，都注重其应用和研究，对其认识也就不断深化，逐渐认识到方证的科学性。如沈自尹认为：“从广义上说，以汤方辨证亦属辨证范围，故称之为方剂辨证……，以药物的系统──方，来调节病理的系统──证，寻找方剂效应值的一体化，就是方剂辨证的涵义所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可概括整个辨证施治的内容。”这里很清楚地指出，辨方证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中药治病，不在用药味多少、药量轻重，而在方证相适应、对应。如何天麟说：“在临证处方时，一般认为对‘症’下药疗效较好，实际亦不尽然。笔者曾治一女孩，因感寒而发热喘咳，脉浮，苔白，初投小青龙汤加杏仁两剂，热平，咳减，但喘仍作，小便甚少。二诊见原方已效，乃加茯苓利水，服后病不减而尿仍少。三诊，前方去麻黄续服，喘咳止，小便亦畅。岳美中治一妇女，慢性肾炎，血尿、尿频、腰痛，投猪苓汤三剂而愈。月余，病又复发，因虑其虚，增入山药一味，病反转重，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后病再复发，又增海金沙一味，竟又不效，再用猪苓汤原方而效。这是反映了辨方证一定要准确。

我国历来重视方剂和其适应证的研究，后世方如潮涌，皆是证明，如《千金要方》、《和剂局方》、《太平圣惠方》等等，其内容主要是讲方证。《伤寒杂病论》因不但有方证经验，而且还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尤其对日本汉方医学影响深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决策者要取消汉方医，当时身为西医的汤本求真先生，眼看着亲生女儿因腹泻用西药治疗无效被夺去生命，因之悲愤感慨不已，转而发奋学习经方(初读《医界铁椎》)，临床应用效如桴鼓，并结合临床体验，著成了《皇汉医学》，于是又使日本的汉方医学重振旗鼓，使方证对应派成为日本的主流派。

以上可知，方证是由方药和证候以八纲为基础对应的理念，它起源于神农时代，方证的积累丰富，至汉代产生了六经辨证，形成了完整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经方、《伤寒杂病论》的主要内容、六经辨证理论都是由方证发展而来。经方之源，始于方证，它既属基础理论，亦属临床证治。因此，认识方证，是学好《伤寒杂病论》、认清六经实质的关键。

简便脏腑用药式

一：肝脏

　　补肝血： 当归，白芍，熟地，首乌，阿胶，紫河车，黑芝麻，川断，枸杞，

怀牛膝，鸡血藤，大枣，木瓜。

　　滋肝阴： 山萸肉，生熟地，枸杞，女贞，旱连草，龟板，柏子仁，杜仲，

阿胶，白芍，沙苑子，鳖甲，乌梅。

　　补肝气： 黄芪。

　　温肝寒： 吴萸，肉桂，小茴，仙灵脾，荔枝核，大芸，川椒。

　 清肝热： 桑叶，龙胆草，黄连，菊花，青葙子，决明子，竹叶，连翘。

　　泻肝火： 龙胆草，胡连，川连，黄芩，白芍，青黛，青蒿，茵陈，金钱草，

栀子，丹皮，夏枯草，羚羊角。

　　平肝： 菊花，白蒺藜，川楝，天麻，勾藤。

　　潜阳： 石决明，珍珠母，生龙牡，灵磁石。

　　镇肝： 代赭石，灵磁石。

　　熄肝风： 生龙骨，生牡蛎，珍珠母，羚羊角，勾藤，天麻，白蒺藜，僵蚕，

全蝎，蜈公，地龙，蝉蜕。

　　疏肝郁： 柴胡，香附，郁金，青皮，枳实，川楝子，橘叶，木香，元胡，

沉香，薄荷，白蒺藜，旋复花，苏梗。

　　伐肝瘀： 川芎，桃仁，红花，三棱，文术，乳香，没药，五灵脂，泽兰。

二：胆

　　温胆： 酸枣仁，生地，萸肉，陈皮，半夏，生姜，干姜，当归，五味子。

　　清胆： 青蒿，黄芩，柴胡，青皮，郁金，香附，川芎，金钱草，苦参，栀子，

茵陈，竹茹。

泻胆： 龙胆草，茵陈，黄芩，川楝，栀子，青蒿，川连。

三：心

　 养心血： 柏子仁，枣仁了黄，元肉，丹参，麦冬，当归。

　　安心神： 白芍，龟板，浮小麦，阿胶，紫河车，百合，首乌，合欢花。

　　助心阳： 桂枝，肉桂，附子，薤白，干姜。

　　益心气： 人参，黄芪，党参，茯神，五味子，远志，炙甘草。

　　镇心神： 朱砂，琥珀，珍珠母。

　　开心窍： 菖蒲，远志，郁金，牛黄。

四：小肠：

　　温小肠： 小茴香，木香，乌药，肉桂。

　　清小肠热： 木通，泽泻，栀子，黄芩，灯芯，瞿麦，化石，赤小豆，苦参，

赤苓，小蓟，蒲黄，车前子，茅根，猪苓。

五：脾：

　 补脾气： 人参，黄芪，党参，白术，扁豆，炙草，升麻，葛根，苡仁，莲子。

　　温脾阳： 干姜，苍术，白术，吴萸，肉叩，半夏，砂仁，白叩仁，草叩，

益智仁。

　　养脾阴， 山药，黄精，芡实，白芍，蜂蜜，大枣。

　 清脾热： 黄连，连翘，大黄，石膏，山栀，芒硝，西瓜。绿豆。

　　燥脾湿： 苍术，白术，苡仁，半夏，厚朴，茯苓。

　　理脾气： 陈皮，砂仁，叩仁，香椽皮，木香，藿香，佩兰，厚朴，枳壳，

大腹皮。

　　消脾积： 枳实，大黄，山查，神曲，麦芽。

六：胃：

　　温胃阳： 附子，肉桂，砂仁，草果，白寇。

　　益胃阴： 石斛，麦冬，花粉，玉竹，芦根，乌梅，沙参，生地。

　 清胃热： 石膏，知母，川连，大黄，滑石，大青叶，芦根。

　　散胃寒： 良姜，生姜，丁香，草叩，荜澄茄，肉桂心。

　　消食积： 山楂，神曲，麦芽，鸡内金，莱菔子。

　　泻胃实： 大黄，芒硝，枳实，厚朴，槟榔，二丑。

　　降胃气： 沉香，丁香，柿蒂，枇杷叶，半夏，竹茹，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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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肺

　 滋肺阴： 沙参，麦冬，天冬，山药，阿胶，百合，川贝，石斛，花粉，黄精，

玉竹。

　　补肺气： 人参，党参，黄芪，甘草。

　　敛肺气： 五味，白果，诃子，乌梅，米壳，白芍。

　　止肺血： 白芨，仙鹤草。

　　通鼻窍： 辛荑，苍耳子。

　　温肺寒： 麻黄，苏叶，细辛，干姜，生姜，紫苑，冬花。

　　清肺热： 桑叶，黄芩，知母，栀子，瓜蒌皮，桑皮，地骨皮，生石膏，

芦根，茅根，枇杷叶。

　　宣肺气： 杏仁，桔梗，前胡，射干，牛蒡子，桑叶，蝉蜕，百部。

　　清热痰： 知母，瓜蒌，天竺黄，竹沥，胆南星，射干，白前，黄芩，芦根。

　　温寒痰： 白芥子，半夏，细辛，陈皮。

　　化痰核： 夏枯草，贝母，瓦楞子，牡蛎。

　　泻肺水： 葶力子，桑白皮，二丑，冬瓜皮。

八：大肠

　　涩大肠： 赤石脂，诃子，乌梅，肉叩，莲肉，芡实，煅龙牡，伏龙肝，

米壳，石榴皮，椿白皮。

　 清肠热： 黄连，黄柏，黄芩，秦皮，苦参，白头翕，败酱草，马齿苋，

槐花，地榆，柏叶，连翘，大黄，芒硝。

　　润肠燥： 火麻仁，郁李仁，桃仁，杏仁，瓜蒌仁，大芸，当归，玄参，

麦冬，生地。

　　杀肠虫： 使君子，苦楝皮，雷丸，南瓜子，槟榔，鹤虱，榧子。

九：肾

　 滋肾阴： 熟地，龟板，阿胶，女贞，旱莲草，山萸肉，玄参，天冬，枸杞，

黄精，紫河车，怀牛膝，制首乌，桑寄生。

　　温肾阳： 鹿茸，附子，肉桂，仙茅，仙灵脾，故子，巴戟天，肉丛蓉，

狗脊，继断，沉香。

　　固肾精： 金樱子，桑螵蛸，菟丝子，芡实，莲须，五味子，龙骨，牡蛎，益智仁。

　　填肾精： 鹿茸，鹿角胶，紫河车，阿胶，龟板胶。

　　壮筋骨： 杜仲，川断，狗脊，牛膝，骨碎补。

　 泻相火： 知母，黄柏，泽泻，丹皮，地骨皮，玄参。

十：膀胱

　　固膀胱： 龙骨，益智，鹿角霜，桑螵蛸，白果。

　　温膀胱： 茴香，肉桂，乌药，沉香，山萸肉，荜澄茄。

　　利水： 茯苓，猪苓，泽泻，木通，滑石，防己，地肤子，车前子，通草，

冬瓜皮。

　　通淋： 扁蓄，瞿麦，海金沙，土茯苓，金钱草，木通，滑石，甘草梢，

芒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