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青天真的可以当庭“铡人”吗？

传统小说、戏曲中称包拯（999—1062年）担任“开封府尹”期间有所谓“日能审阳、夜能断阴”的说法，完全只是戏说而已。

首先，开封府作为北宋都城所在，有史可查期间经历170位府尹，其中虽不乏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吕夷简、蔡京等名臣，但在北宋前期，只有在宋太宗赵光义、赵廷美、赵元僖、宋真宗赵恒先后以亲王身份出任开封府长官时才是“开封府尹”，太子或士大夫任该职时仅称“判开封府事”、“权知开封府”或“权发遣开封府”。因此，包拯于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三月出任的正式官衔是“权知开封府”，而非“开封府尹”。

其次，由于开封府直接管理京畿重地、位高权重，又容易卷入朝中新旧党争的权力倾轧，所以任职都不长，平均任期只有11个月。综观北宋168年历史，文人任开封府长官者，无人能任满三年，能任满两年者只有6人，特别是在宋神宗朝，18年内竟更换了30任知府，平均每任任期不足8个月。因此，当包拯于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十二月，被召任权知开封府事，迁升右司郎中。翌年（1057）三月才赴任，至嘉佑三年（1058）六月卸任，升为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任职开封府只有1年零3个月，这期间有史可查的司法活动并不多。事实上，北宋开封府的司法审判权非常有限。

既然开封府尹不如小说、戏曲中这么神通广大，它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彰德军节度使王饶之子、宋太祖王皇后同母弟王继勋（？—977年）于乾德三年（965）放纵麾下未婚军士在京城大肆强抢民女为妻，搞得开封府人心惶惶。此事发生后，皇帝亲自下令，凡是京城发生的重大事件必须上承天听，完全不见开封府的作为。加上王继勋有随意杀人、吃人肉（在京城家中豢养大量奴仆以供食用）恶习，事发后宋太宗派了户部员外郎、知襍事雷德骧前往审理。在秦王赵德芳曾孙赵世居（？—1075年）意图谋反案中，完全由御史台审理，到了审理完毕的执行阶段，才由开封府配合宗正丞没收赵世居的家财，可见开封府对皇亲国戚的恶行恶状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根本未涉及对案件的实质审理。

宋代的司法机构非常完整，而且有司法考试制度。必须考试通过以后，才能担任司法官。这种考试，称之为“试法官”。宋代朝廷每年举办一到二次的考试，每次考六场，五场是案例分析，一场是法理学。总分必须达到八分，而且重案必须没有违误，才能及格。合格以后，就到当置司、州院或司理院担任录事参军、司录参军与司法参军（专职法官，不兼任其他职务）。

然而，宋代是否有王婉谕称的“审检不分”的情况呢？

宋代司法制度强调分权与制衡，侦察机关称为巡检司与县卫司，相当于现在的地方政府警察局，负责搜集证据、捕捉犯罪嫌疑人，还有验尸等工作。等到搜证完毕起诉后，先由司录司（主审民事）、左右军巡院（主审刑事）等“鞫司”进行“推勘”（审查基本事实），根据证人的证词、证据、报告，初步确定犯人的犯行，或者排除犯罪嫌疑人的可能后，把推勘完的案件移交给谳司（法曹或功曹）处理。

此时谳司会对被告进行“录问”（再问一次事实、有没有冤情），若被告喊冤，则会否决前面程序，更换法官重来一次，称为“翻异别勘”，因此被告随时翻供的权利，而且北宋时期可以使用三次，南宋可使用五次。等到一切都没有问题，才会报给幕职官，由幕职官会把所有的卷宗都再看一遍，如果有疑点，就会退回重审，没有疑点，就会根据法律做出拟判，开封府的长官再参考拟判做出“检法”（判决），徒以上罪的奏闻，笞杖罪判决后执行。

在这三道程序中，三个法官都不可以重复，而其中嫌犯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喊冤，一旦喊冤，就要重来。前两个法官，负责事实审查，最后的法官，才负责法律适用。可知北宋时期的侦察、起诉、审理，都不是由一个人可以处理，更不存在所谓的“师爷”，代表中国在宋朝时期已拥有完整的专职法官、检审分离体系，以及上诉制度。

宋代是慎刑的年代，从判决死刑到杀头，要经历的上诉、核准执行等程序高达9到13道，且宋仁宗尤重人命，被告不可能当庭被铡。由于宋代存在6到8个审级的上诉，遭判死刑案件，还须皇帝核准才可执行，这又得经过3至5个“覆奏”，等到这十多几道程序走完，被告才会被执行死刑。依《宋史．职官志》记载，开封府类似今一审地方法院的审判机关，只受理百姓案件及官吏所犯轻微案件，既不存在一审就判被告死刑定谳，更不可能当庭“铡人”。而遍查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均未出现过铡刀这种刑具，宋代执行死刑，也只是斩刑（斩首）、绞刑而已，元代杂剧中始出现的“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等刑具，完全是子虚乌有。

之所以在民间传说故事里包青天动辄以“三铡刀”铡人、严刑逼供、手持明代才出现的“尚方宝剑”，完全是基于元代的政治腐败与法治不彰，民众期盼出现公正廉明的清官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