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诗人——解读于坚

赤子之心

随着现代化的拔起和标记，故乡在消失。

不止是故乡的建筑，故乡的年代特征、地域特征、民族特征以及与之匹配的生活方式也在消失。诗人说：“其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你生活在故乡，但是你完全不认识这个地方。这种陌生感是强加给你的，强迫性地使你变成一个陌生人。”由同质化造成的“陌生”与布莱希特通过离间手段达到的“陌生”有着天壤之别。布莱希特提出的“陌生”是主动的，是为开辟文学新途付出的努力，是文学通向未来时必须具备的新生力；诗人经历的“陌生”是被迫的，是故乡消隐导致的迷茫，是现在进行时吞食人类文明的证据。丧失了“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庇护，我们只能迷路。

一同消失的还有记忆。“我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那些关于滇池的诗，现在年轻一代读起来就像谎言一样。”于坚这句话吓了我一跳。我对昆明的印象始于2010年，那时借助高空索道，俯瞰素有“高原明珠”之称的500里滇池，水面上雾气蒸腾，氤氲如云海倾泻。远处的青山在雾气里影影绰绰，苍茫如世外。坐着缆车，看着美景，想起大观楼上的那副长联，我不禁在心中感叹：景致的盛大，历史的兴衰全都潜伏在了绵密多情而又丰饶隽永的文字里。那副巧夺天工的长联，恰如一根碧玉簪，深深地簪在了大观楼——昆明的发髻——之上。那时的我无法确切想见2010年的滇池与“在我故乡/人们把滇池叫做海/年轻人常常成群结伙在海岸/弹着吉他/唱'深深的海洋’……”之间的距离。时隔6年，再次站在滇池边，面对夕阳下的污浊，我似乎能够想见那种距离了，但我深知，那种距离比我想见的要远得多。

故乡是诗的栖居地，诗人在自己的故乡被流放是可耻的。无怪诗人绝望地表示：“汉语是我最后的故乡，朋友是我最后的故乡。”他要用汉语、用诗重建故乡，保留人类的记忆、情感、尊严，完成诗对文明的守护。

关于他的诗

1986年，《尚义街六号》的发表让于坚名声大震。有评论说：“这首诗的发表对于当时的中国诗坛来说，不亚于一次八级以上的地震。”应该说真正让于坚名声大震的是他出众的文学才华和超凡的文字构建能力。作为第三代诗人的杰出代表，于坚用一种全新方式对文字进行了构建。口语诗成了于坚诗歌的代名词。于坚坦承，口语是诗歌的基本元素，是诗歌回到正常状态的标志。他用最好的诗证明了自己的诗学观点，好诗可以用口语书写，但并非口语写的就是诗。他说：“不要把诗看成随便可以达到的东西，那是跟李白、杜甫、但丁开玩笑。诗是最高的语言，文明之光。”撇开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仅从字面上将口语与简单画等号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误读。

于坚的诗是叙事性的。叔本华说抒情诗是少年之作，叙事诗及戏剧是壮年之作。王国维说：“抒情诗，国民幼稚时代之作也。叙事诗，国民盛壮时代之作也。”就创作方式而言，叙事诗的确难于抒情诗。抒情诗回避了生活事件的具体叙述，无需承担人物、景物、情节的摹状责任，它是有感而发，不受时间限定，天生享受时间考验的豁免权，淘汰风险降到了最低。叙事诗却恰恰选择了有时间限定的生活细节作为描写对象。它必须在时间限定的基础上，通过语言完成超越，赢得永恒，实现不朽。

“从隐喻后退”，于坚的诗学观点再次引发中国诗坛的地震。如果说“口语”是向诗歌传统的“形”发起挑战，“从隐喻后退”简直是意欲对诗歌的“神”进行颠覆了。他令许多人感到不适甚至心慌。“当一只乌鸦栖留在我内心的旷野/我要说的不是它的象征它的隐喻或神话/我要说的只是一只乌鸦……那日我像个空心的稻草人站在空地/所有心思都浸淫在一只乌鸦中/我清楚地感觉到乌鸦感觉到它黑暗的肉/黑暗的心可我逃不出这个没有阳光的城堡/当它在飞翔就是我在飞翔/我又如何能抵达乌鸦之外把它捉住……”企图、尝试、失败，明确无误的告白、千方百计的揣摩、逃不出的黑色城堡……对一只乌鸦命名的落空，除了诗的内在复杂逻辑，是不是映射了诗人的诗学观点？譬如戳穿隐喻的小把戏，无论隐喻是传统的不祥，还是逆袭传统的高尚，小把戏终究是小把戏，还乌鸦以乌鸦的身份才是最难完成的隐喻。譬如借“对一只乌鸦的命名”，阐释“修辞隐喻”和“诗原始的、宿命性的隐喻”的不同？没有确切答案，就像他说的“阐释的焦虑、无解”是诗的魅力所在。

《0档案》，被誉为当代汉语诗歌“里程碑”的奇异文本，将于坚的“非诗化”诗歌实验推向极致。一堆词，又一堆词，刻板、冷漠、无所不包，没有衔接、关联、转折和推进，看起来完全不像叙事，但它确实完成了叙事，大叙事，关于存在、活着的叙事，关于存在、活着归零的叙事。《0档案》的伟大在于它的独创性、首创性。王国维评稼轩《贺新郎》词（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言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0档案》也不能学，它是专属于坚的文字构建，换成其他任何人，进行词汇的再排布都只能是蹩脚的效仿。它是从于坚丰富的诗学精神里自然飞升出来的，基于他对世界、诗和文明的理解。

“世界诗歌的标准早已在中国七八世纪全球诗歌的黄金时代被唐诗宋词所确立……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再次到达这些标准……我们要探索的只是再次到达这些标准的办法。”于坚怀有大情怀，尊重传统，却不泥古。他像一个反叛的先锋，大胆地进行诗歌实验，而他的每次实验都给诗坛带来震惊和震惊后的叹服。

我不确定幼年听力受损是否强化了于坚的视觉捕捉。我只是从他的诗里感受到了强大的透视能力。他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深刻的黑暗”，并一次次接近“深刻的黑暗”。他用眼睛捕捉细节，完成讲述，讲述不是目的，要还原真相，还原真相依然不是目的，要引发思考。他的诗根植了审美、信仰和禅意，因为是根植的不是瓶插的，那些诗保持着原生态，具备生长的可能、丰富的可能、曲折的可能、靠近死亡的可能、“向死而生”的可能。他让诗获得了“不可阐释的定力、魅力、召唤性、诱惑性”。

“我是一个为人们指出他们视而不见的地域的诗人。”于坚说。他做到了。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首届公安作家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