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字的发现见证华夏源头
中国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她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永垂不朽的载体，她是炎黄子孙有史以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代代传承纪实写照！没有中国文字，就没有中国历史和五千年的灿烂文化，这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如猿猴的无与伦比的区别！所以，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华夏源头文化， 必须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流传，才能见证中国华夏源头及其传承中华文明真谛！
中国文字产生的前提是人类语言的产生，正象当今聋哑人的手语一样，打着手势表达对有语言能力的人的意思，这与远古人类打手势对事物表达意思有本质的不同，比如跑了一只兔子，原始人类嘴里 衣 衣呀呀着急说着，打着手势表达没有追上，既惋惜又要动员人们去追，于是一伙人明白兔子跑了，握拳挥棒追去！当今聋哑人很少有此行为！他们表达的意思已经成为人们熟知的行为。不知经过多少年代，人们对事物有了确切的发音，形成共同语言。比方说，树！人们不再看着具体的树呀呀絮叨了，随着劳动的磨炼，人的大脑发达进入回忆思维能力，一说“树”，就会联想到立在地上粗桩有枝叶的就是“树”了，这就是语言的产生。
语言产生的发展，就是结绳记事，结绳记事是人类大脑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的过渡！这是人类进化的一大进步！人类把做过的事，用绳结成异形的征结作为记事方式，再后来人类进一步用形象的图形画在石头上记事，这种图形近乎象形文字，有了文字的雏形！直到当今还有说“刻石立碑”、“树碑立传”就是刻石记事的渊源，留下的“口碑”！结绳记事和刻石记事都发生在原始社会的人类群居生活，由于年代久远，地壳多次变迁，很难留下遗迹！但是这是文字产生的基础和源头！然而真正的综合形象、抽象和逻辑思维包容人类大脑智慧规范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中国文字从原始社会的象形文字逐步过渡到象声、异字或同字合并或者偏旁组合，或者同字异声或一字多音（多义）等，演变为方体字！如“日”字从“⊙”演化而来，“月”字由“ ”演化而来！“明”字既抽象又具体，什么是“明”？很抽象！它是日月之光华，又很具体，所以就用“日”、“月”两个象形文字组合到一起，就叫“明”！再如“水”字，象形文字为“ ”表示，后来演变成“水”字！再后来发展为三滴水“ ”来表示偏旁组合为许多和水有关的字，因为阶级社会建国立君设有都城，就有治国安邦的“政府行为”，需要各项政务的交流和记载，作为这些记载必须有一种工具去实现，这就是文字产生的根源！
研究和凿正历史事实，无非这几种手段方式：神话传说、历史民间传说、史书记载、古迹遗址、学术研讨、政府行为！其中最有权威的可信程度，是古迹遗址！最有说服力的是史书记载！就这也难免有虚构模拟、假设约定俗成的痼疾，误传千年！还有学术错误公论！比如宗教界错定“地球中心”说、“地球方块”论，还有“电子”从正极向负极流动，太阳系有九颗行星说”，直到哥白尼说“太阳中心”论，“地球是园的”被判为异端邪说，而上了绞刑，500多年后才给予平反！物理学界纠正为电子是从负极向正极流动！原来说的九颗行星，现在又说冥王星不在数要开除其行星地位，只承认有八颗行星！而农民天文学家职颖法的“日爆”说有14颗行星，太阳共爆炸过14次，每次吐出一颗行星，这些行星在几十亿年后又被太阳吃掉！比如地球一天天在靠近太阳……，更为难以理解的是某些政府行为，把历史研究当成商业行为，用于招商引资，不惜财力造古庙立名人偶像，举行缺乏根据的名人名地文化节！研究历史应从历史的真实为出发点，澄清历史真象，告诉当今的炎黄子孙，真正的始祖人和祖根地的确切方位和他们的历史功绩！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流传更是如此，因为对这一课题，也有约定俗成的错位误传，“重”字由“千里”构成不念“出”，而“出”字由两山构成不念“重”这不是错位误传吗？
公元1899年，清代王懿荣先生首开发现甲骨文字以后，学术界学者蜂拥而至研究甲骨文，涌现出许多甲骨文研究的淘金者，对殷商以前的夏朝的文字是否存在，学术界人士很少研究，作不出任何回答。到1999年在安阳举办纪念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一位名不 见经传的农民出身济源市博物馆关于研究夏商周断代史的人员冯伟盛，“在长达33年的时间历程中独辟蹊径，独具匠心于中国夏文字科学理论丰碑的精心考证和科学守护，以科学与科学发展观统领对中国夏文字发现有根有据性理论探索，在研讨会上，正式公布了对1350个中国夏文字予以准确识别发现消息，并且当场展示了33个夏文字高度科学艺术的文字范例，引起几百名与会海内外学者的举世瞩目……并将夏文字与殷商甲骨文、西周籀文、秦朝小篆、隶文，以及东汉许慎文字之间的直接文化传承关系，予以了相辅相成和相得益彰的关系概述……”这就打破了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的流，而不是源！严格地讲，夏文字也是一段重要的流程，文字的源头是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和刻石记事的象形文字。更为可贵的是：冯伟盛在研究夏文字的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河南济源市是夏朝源头地带！他在论文中写道：“除了以上在文字方面的对应吻合性，我们还从《说文解字》叙言中，清晰地知晓许慎对老子和孔子《古文尚书》藏书发现过程的精确记载，比如在汉文帝时发现《古文尚书》被发现的典故，就有“河内女子发老子屋”河内女子献书契”，由此充分说明它的典册文献是我国古代的河内陆区发现的，据我们30年中精心考证，它与河南济源市境内的两处“奉先观”遗址（指祀奉先人的祖庙），构成了历史地理的直接对应性，它们分别是夏朝“少康中兴”的祭祖遗址和少康父亲夏后帝相“居斟观”时的祭祖遗址。少康中兴的祭祀祖庙在后来的历史上曾被直接改名为“道德宫”，而历史上孔子寻根问祖祭五帝先德的追圣圣迹地，据《水经注》明确记载：同样是以济水和济读为根本，它与老子藏书发现相关联的“奉先观”完全属于同一建筑群体。而中国历史对“中原”文化发祥地的“中原”称号恰恰正是以济源地域的夏朝原城遗址为根本，《史记》所载黄帝时有“五城十二楼，画龙点睛与王屋山的五城十二楼遗址的伟大历史本质。《史记韩世家》就有精确的叙述：韩矣，圈称，昔天子建国名都，其中的天子即专指五帝人物，而济源原城遗址又恰是韩国平阳城与阳城的古都所在地，这些遗址正是春秋与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的主体遗址，它们在《水经注》济水条目中都被刻划得淋漓尽致。”晋文公伐原城（即“伐原示信”）而窥九鼎的历史事件，恰如其分折射出它的无与伦比性。济水条目精确记载阳有“夏商祠典”一览无余地讲明中国夏朝和商朝的祖庙和祭祠在济源市境内。“商书”和“周书”记载的原城遗址分别是商朝的内畿国和周朝的畿内国，它们都指的是两个朝代的自己祖宗庙祀的准确纪念，这就给夏商周三代“中原”得名带来了至高无上的全方位历史文化诠释，为确凿无疑的中华文明发祥带来了根本性的圣源正源地，这些得史独厚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有机联系。为我们能够有机会，也有条件全方位了解许慎对仓颉造字来龙去脉的全面认识，提供了史情明确的文献记载。”
有人会问：研究夏文字，怎么扯出个夏朝源头在济源市？这不太离谱了吗？孰不知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离不开时间、地点和人物，夏文字的出现也有时间、地点和人物，比如说仓颉是谁？他是什么身份，他在什么地方造字？怎样造字？有什么背景？是个人行为还是宫廷行为（现在讲叫政府行为）等等。
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都知道仓颉造字，一直流传至今，但仓颉人生之谜的破解是冯伟盛！他在关于夏文字发现的论文中写道：“这些夏文字在殷商甲骨文字例见存与见证，以及艺术品位的截然反差性表现，将它无与伦比的高超体现，将它历史性存在的科学丰碑地位一目了然获得见证，我们通过十四个甲骨文与夏文字的形体对照，通过对西周籀（篆）字的文字衬托，以及它与东汉“正始石经”文字的丝丝入扣的完全吻合上，一针见血的标明它确切无疑是黄帝史官仓颉所创制的夏文字，它在中华文明和历史文物的发展传承中，是体载《夏书》、《尧典》、《舜典》、《禹贡》等经典文献的科学文字，上从黄帝纪年下至东汉许慎文字，它一直是文字学家和历史考古者高度关心关注的伟大先圣文字，是中国夏商周三个朝代文字灵魂中的圣杯！纪念甲骨文100周年国际研讨会已经在论文集中正式发表和刊登了我们的专题文章……”冯伟盛的考证，说明仓颉不是平民，是伴君贴身的高级官员，仓颉造字不是个人行为，而带有政府行为，他是造字的领导人物，单纯认为仓颉造字狭隘的理解，比方说新中国成立后，成立有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下简化有那么多的繁体字，不能说是文字改革委员会某领导个人简化的，它是人民群众在使用中国文字中自发简化的字，汇总起来经过规范化统一公布使用的。而港澳台地区至今还用的繁体字，这就是大陆上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府行为简化汉文字的结果。当然作为夏文字的主创仓颉是黄帝的史官，那就说明文字盛行于黄帝当政（黄帝是从部落社会转向国家夏朝，由母系社会转入父系社会）的时代，又在黄帝祭天的夏朝源头地带，这就是夏文字产生的地点、时间和人物的确凿见证！仓颉是夏文字的总设计师，他开创了中国文字系列化、普及化、传承化的新纪元；形成为殷商甲骨文、西周籀文、秦朝小篆、隶文直到东汉许慎文字的传承和发展的基本关系。
中国文字的发展史和传承史，是研究华夏文化的重大课题之一，夏文字是中国文字发展风起云涌的神圣阶段，它是原始社会人群语言、结绳记事和刻石图写象形文字的拓宽和延伸发展的昌盛时代，夏文字从数量到质、从简单到复杂起着质的飞跃和承前启后的作用。到了夏朝宫廷国事繁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跃，需要传递信息和交流工作，其重要手段就是通过文字记录传递，所以黄帝设立史官，由仓颉统领制造文字，实施书写文件传播朝廷命令和报告工作的任务，人民创造文字，仓颉是这一重史事件的集中代表，炎黄子孙后代只记住仓颉造字，这不奇怪，所以有史（正始石经）记载“古文出于黄帝之世，仓颉本鸟迹为字”，《淮南子》《论衡》等文献均明确载有“仓颉造字”。汉纬书《春秋元命苞》记载仓颉其人生而能书，乃受河图录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是圆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羽，山川指掌，而造文字”。这些都见证仓颉造字的业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的勃兴，新生事物的不断出现，新文字逐渐增多，比如：黄帝在济源市王屋山天坛山上祭天后，发明了“弓箭”，便利在大雾天和 尤作战，“弓箭”的名称有了，伴随着造字就出现了“ ”、“箭”二字，后来“ ”演变为“弓”，“箭”字表明是由“竹”作材料，是向前射去的，就用“箭”来表，直到现代原子弹的“弹”字还含有“弓箭”的内涵！“我”字非常抽象，但造字者却把它形象具体化为“手中握戈称为“我”！这样的组合造字比比皆是！所以夏文字极大的丰富起来，延伸到殷商甲骨文、周朝的籀、秦朝篆、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直到清朝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由此从字根和字源上，都见证他们从根本上与仓颉造字的一脉相承，唇齿相依的依赖性，直至现代新中国建立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虽然也造有新字，如“茬”、“搞”字等，但主要简化了“汉字”，为着书写方便和节约时间，这就是中国文字的发展史！
什么是传承史呢？它是以文字的载体传承记载的历史！比如，结绳记事是以绳子为载体，刻石记事是以石头为载体，到夏朝一直至汉朝，多是以竹木为载体，少数以石碑为载体，东汉的《正始石经》就是载有文字的石碑，这期间还有丝织品作载体，“帛书”一说就是写在丝织品上的文字，汉朝后期发明了纸，才有了以纸为载体，把竹木为载体的古典《尧典》、《舜典》、《禹贡》等誉写到纸上传存至今。至于写往载体上文字的“媒介”是什么？最早是用朱砂，所以称为“丹书”，后来发明了墨水，有黑红兰，就写在纸上，现存有古典书籍如《竹书纪年》、《伊尹竹书》留存着竹木为载体的印记！总而言之：文字传承史就是载体不断更新由低级向高级，从笨拙重体向简易轻便的发展史！由绳、石、竹木、帛、纸直到当今用电子作载体，用电脑和手机储存文字和信息、文章图片，载体传承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怎样见证于夏文字存在的事实呢！前边提到的《正始石经》的现存碑文拓片，就是一个鲜活的事实！《正始石经》是东汉留存的用于当时学校教学用的书文！它显示出夏文字的古文、西周籀文与秦汉隶文的三大文字系统的并构与对照，这些碑记的实物作为文物收藏在某省博物馆。还有书法大师启动留存的古典书法书籍见证。夏文字的见证还有秦始皇未能烧尽的孔子宅书遗漏下来的孔子所藏，仓颉文字著作的竹木载体性经典文献，如《尧》、《舜典》、《禹贡》、《夏书》、《古文尚书》等，都留存在孔子宅书里，其发现孔子宅书的人，是汉武帝的儿子被封为鲁恭王！其文字都是竹木形式的丹书撰写，而《竹书纪年》、《伊尹竹书》、《傅说勤于版竹之间》的大量文献引证，则有力地说明横跨中国历史“五帝、夏、商、周”时期的经典文献的伟大科学性理论。极为可贵的是从老子与孔子《古文尚书》藏书中发现华夏源头在河南济源的典故，比如《古文尚书》中说的“河内”《奉先观》都是以济水，济渎为根本，甚至“中原”之称谓是以济源地域的夏朝原城遗址为根据，《史记》所载“黄帝时有五城十二楼”等指的王屋山区玉阳（皇）山、天坛山地带，上述等等记载都是近一万三千个中国文字（汉字），特别是夏文字不可磨灭的留存千古的功劳！以中国文字的起源和流传的研究，从一个重要侧面寻求到先人的祖根地和创造中华文明的先圣人物，从而得出华夏源头准确方位是一个重要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