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会祥：当代书坛有没有大师
中古以后的书法史，就是书法大师的历史，没有大师的时代，就等于没有书法。20世纪书法复兴伊始，人们对书法经典顶礼膜拜，对前辈书家仰止行止之时，就产生了“当代书坛有无大师”的疑问。90年代对“精品意识”和“代表作品”的追寻，就是对大师的呼唤，近代书法流派意识明显，纷纷别树一帜，如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也许更潜含着聚徒说法，开宗立派的强烈取向。然而，大师终由后人论定。
大师，是古代对学者的尊称，或佛尊号之一。书法大师，实际是书法大家之意。《辞源》释“大家”：“著名作家、专家。如唐宋八大家，元杂剧四大家。清王夫之《夕永堂永日绪论》外编：'艺苑品题有大家之目，自论诗者推崇李杜始。’”诗中有李、杜，如山之五岳，水之江河，绝对杰出，当然是大家。书中有王羲之、颜真卿，就像诗中李、杜，也是绝无争议的大家。如果以王羲之、颜真卿为大师的标准，则一千六百余年的文人书法史上，堪称大师者几乎可以屈指而数矣。钟、王、欧、褚、颜、柳、赵、董这些广大教化主式的大师，百年不能一遇；异代不同时，后世指认大师的标准，也多少有些变通或松动。
启功书法
成就大师的因素很多，其中社会因素或许比书法本身的因素还要重要。历史上汉碑的书丹者不具其名，只有蔡邕能够流芳百代；郑道昭被推为“北朝书圣”，王远是《石门铭》书者，然而名声皆不甚大，大师的桂冠只送给在世时名满天下的人。撇开纷纭繁杂的社会因素不论，则大师的根本依据只能是作品，学养、功夫和才华凝结在作品上，杰作奠定大师的地位；《兰亭序》就是王羲之，《祭侄稿》就是颜真卿，《黄州寒食诗》就是苏轼——经典书家和经典作品是二位一体的。
什么样的作品是经典作品？一言以蔽之，有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书法也以境界为最上，钟繇书如“群鸿戏海，众鹤游天”；王羲之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出奇入胜，不失其正，高风逸迹，邈不可及”；颜真卿书如“项羽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特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如商周鼎彝，不可逼视”，皆就境界而言。尽管米芾早已嫌这样的语言引征迂远，比况奇巧，不知云何，然而历代诗话、词话、书论、画论仍乐此不疲。境界是不可言传的，能够度量、可以图绘的东西都不是境界，古人以神来之笔，点睛之法，拈出数语，期望欣赏者自有会心，自有体悟，而境界也只能存在于体悟之中。
林散之书法
然而，可以刃而言利，以火而言热，书法境界不论如何高妙，又终究在“白纸黑字”的客观现实之中，法是产生、体现道的唯一途径。就像诗，不论如何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传达其意旨的，却是手而可扪、口而可诵的文字。释、道两家都主张不立文字，传灯在乎一心，然而其不立文字的主张，却正是由文字宣扬的。所以指认作品是否经典，如果说境界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话，技法却可以加以分析和解读。正如林散之说：“古人千言万语，不外'笔墨’二字。”有人甚至说古人书法以腕力大小分为大小名家，都是有其道理的。因此，以心灵感受境界的同时，以技法得失论定大师，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大师的技法是杂多的统一。所谓“杂多”，言其丰富；所谓“统一”，言其成熟。技法不够统一，则作品不算成熟的作品，尚处于“蔡卞不得笔”的阶层；技法不够杂多，则最多只能成就名家，不能成就大师。
论当代书法，要从清末民初谈起。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郑孝胥等在20世纪已经名满天下，嗣后名家蔚起，岩壑争秀，民国书法群星灿烂。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的书法，是一曲嘹亮的交响。其中，最为杰出者，当首推于右任、林散之。于右任行书气魄之大、结字之奇，王铎以后无人抗手；草书虽脱胎怀素，而简约率意之外，已是碑派的线条，改写了碑派无草书的历史。林散之草书于文质彬彬中内含汪洋恣肆、浑厚苍茫，墨法变化神出鬼没、炉火纯青，虽“对王觉斯低头”、对傅山“不服气不行”，而忝入黄庭坚以后草书大家之列，应无愧色。
沙孟海书法
若论1949年以后书法，于、林之外，次之者当推毛泽东、沙孟海。毛泽东狂草之狂，直接怀素，虽于笔墨不甚苛细，而肝胆过人，他人终莫能及。沙孟海早年书失之霸悍，而晚岁掺以章草，变幻墨法，老笔纷披，气韵沉雄。再次为白蕉，寝馈山阴，调高韵古，“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有刘石庵、王梦楼未梦见处。论者或谓白蕉恪守山阴，未越藩篱，其实是未能克绍箕裘，于从容恬淡之外，少了些峻爽凌利，纵横争折。白蕉遂与大师无缘。谢无量、弘一、黄宾虹、齐白石等，与其伯仲间也。
在世书家，固以启功为一时硕望。启功行书清雅雄健，气度高贵，并世无二。而当此美术化风尚渐炽之时，似不免觉得少了些形变生姿。启功是毛笔著述时代的最后一人，那种被古文化所化的郁郁芊芊书卷之气，将在启功之后作广陵散绝。书坛有启功，可以揭示人们知道自己读书甚少，见识未广，那种名家或准名家夜郎自大不可一世的浮躁之气，在他精金美玉的著述、胸罗山川的见识面前，或许能稍得清凉。沙曼翁写诏版如写帖，文气满纸；魏启后写行草如书简，宛转悠扬，都已难能可贵。沈鹏草书多用隶法，味道醇厚，少了些急风骤雨，添了些放浪形骸，而林散之已在前头，恐难以后来居上。碑派无楷书大家，张裕钊失之板滞，赵之谦失之轻佻，吴昌硕、于右任、沙孟海楷书都有独到之处而不以楷书名世，所以孙伯翔楷书正有出人头地的契机。孙伯翔楷书精品，并不故露圭角作纸上杂技，而是草情隶意郁乎其中，气势磅礴而不乏隽永之致。当下已到了正书日渐消解的时代，而碑派以隶法作楷等理想并未完全实现，仍有书家不为喧嚣移其职志，筚路蓝缕，开辟正书的新境界。也许喧嚣过后，水落石出，正书书家虽时暂岑寂，反而可能赢得更长远的光芒。
当代书坛名家大都六十岁上下，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现在一般都任各省、市、区书协主席、副主席。这一代人是在“振兴中华，从我做起”口号为代表的文化热和书法热中成长起来的，对书法艺术有着真诚的热爱和强烈的使命感。他们学书之初，是在做着存亡继绝的工作，成名之后，有着各领风骚的任务。这一代人饱经忧患，阅历丰富，吃苦耐劳，勤奋超人，如果能集学养、才情和见识于一身，则风云际会，脱颖而出，成为左右一代的大师是有可能的。
然而，世风丕变，时风丕变，名家一代人也面临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撮其要者言之，有：先天不足者一，万不得已者一，不得其时者一。所谓先天不足，指旧学不及前辈书家，而新学不及后辈书家。而且，20世纪70年代后生人，将来势必旧学、新学尽掩前两代人而完成对五四时期的衔接。所谓万不得已，主要指社会应酬。艺术进入市场之后，名家在某种程度上要被金钱所左右。他们是第一代经营性的书法家，不再是纯粹的学人或艺术家，而多多少少要有些活动家和明星的成分。金钱是当代社会衡量人的价值的重要尺度，而追求金钱的途径可能会带来浮躁，大名家的派头往往无益于艺术，而媚世欺世的矫情更与艺术南辕北辙。也许甘守寂寞和清贫并不应该提倡，但是，反其道而行之，也可能不利于对更高艺术境界的追寻。王铎一日临帖一日应索请，吴昌硕以卖画为生，都终成大师，说明他们能够把握自己。所谓不得其时，指他们的大好青春，基本上都在做与艺术无关的事，而成名之后，新的艺术思潮已经到来。书法由“读”到“看”的转换，使“尚形”成为必然，一时生机和喧哗并至，使得这一代书家面临着变不变、怎样变、变到什么程度的选择，不可能像前辈书家那样具有一以贯之、水到渠成的从容，更不可能有前辈书家以学问、以其他事业安身立命，以书法为余事的悠闲洒脱。所以，这一代名家要成为大师，学养、才华之外，需要更大的魄力和更深刻的见识。即使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不远处还站着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于右任、林散之，如果迈不过他们的门槛，更谈何比肩古贤，播誉后世。
所以有人认为林散之之后，书法进入了一个“后大师”时代，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大师。这未免过于失望了。其实，大师总是出现在旧秩序瓦解而新秩序重新建构之时，新秩序就是在大师手中重新完成的，而新秩序的重新建构是“破”和“立”的对立统一，决不是简单的践踏古法和自我作古。谁能领异标新，作此丹凤之鸣呢？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仍然要呼唤大师。
沈鹏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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