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入中国之佛法，依据教义可分为小乘佛法与大乘佛法；或者分为三乘佛法，即小乘佛法、大乘佛法与金刚乘佛法。“乘”是梵文yana（音读“衍那”）之意译，指运载工具，比喻佛法济渡众生，像舟或车能载人从而由此到达彼岸或彼处一样。大、小乘之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无上菩提心——为利益众生愿成佛。大乘又称菩萨乘，若以因果来分则有显、密二宗，即大乘佛教可分为因乘及果乘，因乘名般若密多乘，一般称为显教，或直接称为大乘（狭义）；果乘就是金刚乘，一般称为密教或密咒乘，亦通称密宗。在中国境内，依地理，佛教主要有汉传（或称北传）、藏传与南传（或称上座部）佛教三大派别。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基本上采用师徒相承之传承方式，而藏传佛教之传承方式既有师徒传承方式（如宁玛派、噶举派、噶丹派、格鲁派等），亦有家族传承方式（如萨迦派基本上采用以昆氏家族为基础之家族传承方式）。佛教建筑规模大者称为寺，其次称为院；另一种专供女性僧尼即俗称尼姑者所居住的，称为庵。不过在现实世界里，往往由于战争、饥荒等影响，偶尔亦会出现男僧占据女庵，女尼入住男寺之现象发生；或者本来是寺院或庵堂却改为道观，或反其道而行之。此外，有些藏传佛寺由于曾受皇家封敕，以宫为名，如拉萨布达拉宫与北京雍和宫。这一现象，在汉传佛教中尚未听闻。寺，中国古代官方传统上用于官署名，如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宗正寺等。（秦）《三苍》曰：“寺，官舍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三国魏）《广雅》曰：“寺，官也。”（唐）《一切经音义》曰：“寺，治也，官舍也。”可见，在中国古代，寺之本意为官舍以及相关管理法度，因此古人将其与“日”字组合为“時”字，以表明時乃太阳之法度也。正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阳光普照大地，留下阴影。太阳为光明之来源，古人根据日晷来度量时间，这就创造性地将时间与阳光融汇一体，正所谓美好时光是也。这与近现代物理学关于“光”与“时间”之研究，可谓心心相印：时为光之抽象，光为时之具体。
光为时之具体
后孝明帝夜梦金人，……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祭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浮屠正号曰佛陀，佛陀与浮图声相近，皆西方言，其来转为二音。汉明帝心慕佛陀，遂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十二人为使，往大月氏国（今阿富汗一带）求法。
一行人历尽艰险，离洛阳一年后方至大月氏国，见彼处佛教已然盛行，寺院众多，宝塔林立。一行人搜集佛经佛像，并请得中天竺僧人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于永平十年（西元67年）用白马载着佛像与经典回到洛阳。汉明帝躬亲迎奉，令二僧休止于鸿胪寺。翌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雍门外建僧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故名该僧院为白马寺，后令迦叶摩腾、竺法兰二僧讲经，并请从事梵本佛经之汉译，现存之《四十二章经》即于此时译出。从此，“寺”用于僧人修行之场所登上了历史舞台。
北魏人杨衒之（生卒年不详）所撰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胡人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以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明帝崩，起袛洹于陵上。自此以后，百姓冢上或做浮图焉。寺上经函，至今犹存。祗园精舍本为释迦牟尼当年传法的重要场所之一，其比王舍城的竹林精舍要稍晚一些。在此，借用袛洹一词，表示僧人修炼、居住或讲经说法之处。院，作为佛教建筑，一般多指规模较小之独立寺或大寺中的某个建筑群落。独立寺如观音院或观音禅院，附属群落如少林寺内部之达摩院、常住院等。若将寺比作大学，则院就相当于独立学院或大学下属之学院；或者将寺比作综合性大学，则院可比作专科型大学。将寺、院合称，则泛指佛教徒（有时特指男僧）修行之场所。有时为了指明某个寺院中修行的佛教徒是女尼而非男僧，则会专用庵或庵堂这一称谓。庵，从广，从阉省；阉意为关门，广指房屋；广与阉联合起来表示“闭门之屋”。东汉末刘熙《释名·释宫室》曰：“草圆屋谓之庵。”三国魏之《广雅》曰：“庵，舍也。”在古代，庵字亦写为“闇”。（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时珍曰∶庵，草屋也。闾，里门也。此草乃蒿属，老茎可以盖覆庵闾，故以名之。《贞元广利方》谓之庵蒿云。又史注云∶庵庐，军行宿室也。则闾似当作庐。……【附录】对庐《别录》有名未用曰∶味苦，寒，无毒。主疥疮久不瘳，生死肌，除大热，煮汁洗之。似庵。八月采。中国僧人在静僻处盖屋时，也常用庵闾，成为一座小小茅棚，日子久了，便称这些小屋子为“庵”，庵字以后又变成“庵”，据说是用瓦盖屋之故。今日尼姑所住之处多称“庵”，俗称尼姑庵。和尚住处多为寺院。可见，庵之本意是指不对外开放之房屋，禅宗初祖达摩还曾在草庵中修行，后来才特指女性佛教徒修行者居住之场所（但今日仍有少数庵堂是由和尚住持）。自东汉兴建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后，历来有不少官员与富家施舍现成之府邸或私宅为佛寺，如：（1）东晋镇西将军谢尚，因父亲谢鲲托梦给他而免难，遂于永和四年（西元348年）捐出住宅，改建为庄严寺。（出自（唐）许嵩《建康实录》）（2）东晋中书令王坦之，施舍其名下之田园建造安乐寺。（出自（东晋）干宝《搜神记》）（3）东晋刺史陶范，于太元初年（西元324年）捐出住宅改建为西林寺。（出自《晋书》）（4）唐朝诗人白居易将其所居之屋宅施舍为佛寺。（出自《新唐书·列传》第44“武李贾白”本传）（5）唐朝诗人王维，因丧母而上表朝廷，请求将其在辋川所营造之蓝田山庄改为佛寺。（出自《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6）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将其所居之屋宅施舍为佛寺。（出自《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王安石”本传）（7）北宋李子约（李撰），在饥荒年岁设粥布施，救活数万人，后施舍屋宅为佛寺。（出自（明）夏树芳《法喜志》）（8）北宋范仲淹施宅为寺，（清）周安士所著《安士全书》中曾记载此事。（9）清雍正皇帝驾崩后，乾隆皇帝将雍正之前作为四皇子居住之府邸施为藏传寺院，即今日北京之雍和宫。由于受文人士大夫之影响，中国汉地之佛寺在近两千年之发展过程中，基本继承了中国建筑传统：佛寺布局作院落形式，即由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四合院或串连或并联而组成。而印度神庙与佛寺建筑之模式不但没有被汉文化全盘接受，而是被逐步抛弃。由于支配中国古人的是根深蒂固质阴阳宇宙观与崇尚统一、对称、秩序、稳定之审美心理，故中国汉文化地区从一开始就将佛寺之建筑格局与官府、祠堂等混同起来。而在这种文化心理之指导下，必然会产生对应之建筑模式，且该模式不可避免地具有普遍意义。不仅宫殿官邸如是，祠堂民居如是，寺院道观及所有庙宇也如是。所以中国佛寺一开始就融合了固有的祭祀祖宗天地之宗庙型制，依然是平面方形，南北中轴线布局，主要建筑物坐落在中轴在线，附属建筑则在中轴线之东西两侧，构成对称稳重、整体严谨且气势磅礴之建筑群落。中国佛教建筑从佛教传入中国始直至近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佛教不断中国化之过程，也是佛寺建筑不断摆脱印度建筑影响而逐渐中国化之过程。中国古代佛寺建筑无论是在单体建筑之形式上，还是在群体建筑之组合布局上，都具有中国建筑文化之特点，并体现出一定的时代风格。就单体建筑形式而言，中国古代所有的类型都能在佛教寺院中找到其典型代表。中国古代建筑以典型木结构为主，梁柱交错，斗拱支撑，榫卯相接，人字形两面坡屋顶，上铺青瓦、琉璃瓦或鎏金铜瓦。这些建筑特点几乎被佛寺建筑完全继承下来了。佛寺一般依山而建，其整体布局试图以高低相映之殿堂楼阁与错落有致之廊房长道来营造特殊之佛国净土氛围，并以各单体建筑之象征寓意与彼此间之内涵联系构成更为广大之整体象征，这既传达了佛教理念，又表现了世界万象。
